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萧延中:理论生命的溯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更新时间:2009-08-04 22:44:34
作者: 萧延中 (进入专栏)  

  其动力在于每个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两个基本的“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虽然表面强大,但却必然走向灭亡;相反,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虽然弱小,但由于其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所以将必然成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就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阶级。正是基于对“生产力”内在扩展的必然性分析,“马克思主义”才赋予“无产阶级革命”那样崇高的历史地位,才对“社会主义”前景那样充满信心。这里,历史宿命论被社会政治分析所取代,但人类社会呈阶段性地规律发展的思想,则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的突出特征。

  不用多说,起码在理论形式上看,中国传统宇宙观就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这样,在中国人最早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就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宇宙观去“套”,并感觉后者比前者要“科学”和“完美”的多。所以,在文化融合的角度上,用“马克思主义”替代中国传统的“天命观”,是摩擦最小,成本最底的一个途径。人们常常会问,“马克思主义”是泊来品,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但它为什么会战胜其它各种西方政治理论而发挥巨大作用呢?“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世界观,这与中国古代“敬鬼神而远之”的实用气质是否有某些相同之处呢?这正反两方面的疑问,其实都建立在“误读”中国传统的基础上,他们自以为是地事先给中国传统扣上一顶“迷信”的帽子,然后再用这一“文化赝品”去与已被“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其结果自然是漏洞百出,风马牛不相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两种文化系统在缺乏基本同构性的情况下,可以长期融合的先例。显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可以替代传统的“天命观”,是由于它们之间在理论形式上具有一致性。

  

  三

  

  最后我们再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组织化问题。原则上,一种政治理论之所以能持久地征服人心并控制社会,除了它的逻辑魅力外,还与它融入社会结构的深度和传播组织的程度有关。马克思自己就明确说过,他并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他的一句著名的格言是:“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实践哲学品格。要群众掌握理论,首先要有思想家发明理论,要有宣传家传播理论。在政治竞争中就要有政党去组织群众。马克思本人就曾直接从事过工人运动。所以,在政治学的分类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也可被划归为“精英主义”的一种。后来,“列宁主义”在政治实践中强调政党的“先锋队”地位,就使得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化了。直白地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战胜其它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现代中国生根开花,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态和共产党非凡的组织机制分不开的。我们绝不能说其它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缺乏理论逻辑魅力,但它们为什么在中国好景不长呢?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社会结构不支撑这些理论。例如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学说,在西方社会成为思想主流,但它与传统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小农社会结构格格不入。前面说过,用“平均主义”诠释“马克思主义”,强调整体性和群体性的“等贵贱均贫富”,则会被中国社会结构所接纳。另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已充满了“列宁主义”的色彩。就是说,列宁关于“党”是革命先锋队的理论,已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某种“组织化行为”。所以谈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进行学理上的概念分析显然是太书生气了。理论界一般对把“列宁主义”归结为“精英统治”类型没有什么疑义。列宁明确把“阶级先锋队”与“一般群众”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担负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列宁关于“阶级、群众、政党、领袖”的著名理论。

  稍微仔细一点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的组织理论与中国传统“君子 — 小人”的二分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在严格意义上,中国传统理论中的“小人”不具有贬义,它只是一种平直的陈述。是讲人可以被分为明白一些和相对糊涂的两类。前者“知书达礼”,后者则只重利益。在社会发展中,君子的责任不是洁身自好,而是作为“礼”的范本,传播先进文化。最终目标则是君子与小人一起奔向“大同”梦境。这样看来,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目标,与传统儒学并不冲突,只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最杰出贡献的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西的信中,曾对这种思想作过非常完整的表述。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君子已有高尚之道德”,本可自我陶醉。但“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之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 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如果说“先锋队”就是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并具有组织能力的“君子”,那么,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压迫阶级就是“小人”(非贬义)。这样,传统中国儒学理论的“君子—小人”结构,在现代中国就变成了“政党—群众”结构。前者以血缘家族伦理为政治基础,后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其差别是十分显著的。但在抽象结构的意义上,我们似乎不应否认它们的共同点。

  通过这样简单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即肯定了被压迫阶级的平等思想;又“科学”地论证了这一反抗的合理性和阶段性;同时它还内在地具有“精英主义”倾向。这三种思维模式都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某种暗合之处。而正是这种“暗合之处”,才使“马克思主义”比其它诸如“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潮,对中国近现代革命产生了更大、更直接的重要影响。克罗齐关于“一切真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名言,在今天仿佛显得格外地贴切。在进入崭新的世纪之处的今天,在面临全球一体化严峻挑战的关头,“马克思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深刻的启示呢?我们从中又能够获得哪些刻骨铭心的感悟呢?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955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