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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从新文化运动的争议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2009年3月28日在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报告

更新时间:2009-08-03 13:06:42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思想文化欠债

  

  有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是不是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欠了全人类一笔大债?前一段都在聊,说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有些法国的报刊就说,你中国不是一个思想输出国,现在还要向人家学习,谈什么大国。我认为他们讲的是实话、真话。百年来中国没有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大思想家,能够影响人类进程的思想家。近200多年,中国的历史那么曲折,全世界很多社会改革方案都到中国来实验。再加上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胆子很大,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实验;到后来邓小平扭转了历史行程,又有很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变化里面,我想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需要从中上升到理论。但这个工作应该讲做得很差,没有真正出一些很重要的学术成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学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人类欠债。这个总结工作必须做;不然的话很可能重蹈覆辙。当然不一定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是会有很多类似的错误出现。

  面对这个任务,广东人文社会科学能不能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个很难讲。虽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学术上应该讲是比较后进的地方,左的势力很大,守旧的东西很多,真真正正敢开拓的很少见。要寄希望于比我年轻的学者们。我抛砖引玉提出问题。为什么选这个题目,主要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我提出这个报告的原因,还在于最近看了一些东西,感到非常奇怪,非常震惊,老在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些玩艺?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表明中国社会在进步,多元的观点可以发表,这是大好事。但是有一些观点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发表的鼓吹国家主义的几篇文章,值得找来看看。

  其中一篇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强世功写的。他提出“中国宪政的特色就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主席制”,一看题目就非常惹人注目。请注意,这里讨论的是宪政问题,不是讨论什么人可以领导党政军。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告“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这是现代宪政和法学常识。各国宪政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学者,你说我要推翻现代宪政理论,得拿出经得起推敲的东西来。要另外建一个宪政和法学理论体系,非常伟大,应该热烈欢迎,期待他做出这样的贡献。但是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在中国讲主席领导下三位一体,一点也不新鲜,不过是明目张胆恢复改革开放以前的个人凌驾于集体以上的体制。这不是要把国家主席推到炉火上烤吗?理论上站得住吗?实践上会带来什么后果?堂堂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提出这样的理论,我感到很震惊。

  中国学术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下面我想就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几个比较大的争议提出一些意见,也许有助于大家思考。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首先,什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

  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的世界现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先导。这个定义蕴含三点要义:1.中国传统社会无力自行转化为现代社会。2.中西文化有很大的落差。3.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在西方,是它的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结合,促成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

  过去流行一个观点,假如没有外敌入侵,中国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论断已被历史事实否定了。上一世纪五零年代开始,为了“注经”吧,很多历史学家起劲地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参与的人很多,出了好多书,不少人靠这个评上了教授。不幸,从整体看绝大部分是印刷垃圾,浪费了不少史家的青春。原因在于不敢冲破思想牢笼,没有认真研究中西社会差别,也没有认真读马、恩。

  马克思老早就讲过,作为资本的因素,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在古代社会就有了。全世界都有;中国先秦殷商,就有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但一个传统社会要转变为现代社会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简单的经济成份问题,而是社会条件允许不允许把这些经济因素转变为完整的现代社会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分封制,没有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众多因素结合起来,它不可能自行转化为一个现代社会。这个论断首先是由顾准作出的。一些史家不会像顾准那样思考问题,比较中西社会,学术方向搞错了。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前提: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这样讲是不是妄自菲薄呢?不,是面对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有它自己的杰出成就,有些成就到现在还在起作用,比如中医,而且它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又比如中国史学典籍的丰富,中国诗词的成就,我想是其它国家很难比美的。又如独特的思想资源,丰富的伦理思想,如此等等都不能否定。但另一方面,从理论思维领域,中国古代思想有很大缺陷。

  轴心时代——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大致相当于古希腊。中国有没有政治学的观点?有,各种各样治国安邦的主张都有,但我们没有出现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完整的理论。我国古代数学有很多成就,但偏重于实际运算,没有上升为完整理论。我们没有《几何原本》那样完整的几何学。中国有逻辑思想的萌芽,一些学者还在《墨子》里面寻找中国逻辑学的起源,但是有一条学术界是推翻不了的,中国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孟子他们论证问题就是不讲逻辑的。例如:“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一下子就下结论:这是无父无君,没有逻辑论证过程。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知识阶层无需接受的数学教育;数学、天文,是少数人的专门学问。西方中世纪讲七艺,是知识层一定要学的,其中一项就辩论,实际上是逻辑课程。他们有数学课,有法律课,这在中国的古代教育里面都是没有的。为什么后来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那跟我们的教育传统有关系。

  古代落后了,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落后了。承不承认?作为学者面对这些事实,不能不承认。它不是价值判断问题。世界上所有民族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在某一个方面,文化成就和学术,不能讲就没有高低之分了。

  17世纪,英国革命爆发了。恰恰这个时候满清入关,1644年,同一个年代,建立起大清帝国。大家分道扬镖,走的路完全不同。

  17、18世纪三个大革命中诞生的三个文件很重要。英国革命的《权利请愿书》;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继承、总结了英美革命的思想成果,提出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共十七条,西方有的学者提出它有这点、那点不足,我认为就基本方面而言,它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东西。“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这个结论推翻不了吧。“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无罪推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着述和出版的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等。这些有什么不对?这三大文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珍贵成果。

  为什么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过去说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但现在史学界多数人同意的结论是相反的。正是因为英国确立了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才提供了产业革命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说得好:

  “产业革命的技术不是出现在结构变迁以前,而是在其之后。尽管火药、指南针、优良的船舶设计、印刷术和纸张在西欧的扩张中起了作用,但结果却很不相同。与产业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产权,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2]

  产权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经济自由、公民的自由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那样的环境推动了产业革命。用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得主哈耶克的话来说是:

  “英国人在18世纪所享有的无可争议的个人自由造就了一种空前的物质繁荣”。[3]

  个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人的切身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无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扩大了公民的经济自由。上述三个大革命产生的三个文件内容就是公民的自由诉求及其制度保障。

  我们有没有差距?我们为什么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追求富强始终受到挫折?说到底是强大的封闭堡垒,思想和制度的堡垒,不愿意接受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

  文明在继续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争论非常激烈:人类往何处去?苏联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答案,过去认为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阶段,现在看来是一个噩梦。历史证明苏联走的那条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代价非常沉重。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希特勒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同样是人类的灾难。这些都是事实判断。

  面对这两个国家的实践和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它是第二大世界大战同盟国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态认同四大自由。1945年9月27日路透社记者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主席的回答是: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4]

  什么是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前两个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思想的结晶。后两个自由,是社会主义实验正面和负面经验的总结。希特勒的种族屠杀是大恐怖,他还搞意识形态恐怖。苏联搞的也是恐怖统治。克格勃怎么监视老百姓众所周知,社会精英包括知识阶层和党政军高级干部被监视、被屠杀触目惊心。罗斯福提倡免于恐惧的自由,是针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实验,对它的负面东西作出回应。社会主义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一定会实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领域都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自由,包括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在工人运动的威胁下,俾斯麦德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在福利方面有很多建树。1929年的大危机以后,罗斯福提出不虞匮乏的自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理想是对的,但是路径选择不同,后果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各国政治家和人文、社会学家共同研究,联合国接连制定了几个文件和公约,主要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7、1998年,中国政府先后在这两个公约上签了字,这就是承认它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中国人应该认真读读《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掷地有声!这些话凝聚了历史智慧,每一个公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铭记在心。

  这些就构成人类文明的新高度。这是又一个高峰。

  回顾人类的历史,要是遵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个人权文件走下去,可以避免很多灾难。否则就会造成对国家、特别是老百姓的福祉很大的损伤。

  新文化运动无非就是传播现代文明的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分期

  

  广义上来看,中国新文化运动起源于鸦片战争前。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东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的先进文化,不但介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且介绍他们的社会制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介绍了英国的国会制度、他们的法治。说这些国家有“国之公会”,就是国会;这些国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行法治,君主和老百姓都都要受法律的制约。为什么要有法治?为什么要有国会?核心是人有自主之权,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

  此后,不断有西方传教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努力耕耘。他们办的《万国公报》成为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国人也做出自己的回应。那个时候,从魏源到王韬,他们都察觉到中国的文明落后了。魏源在《海国图志》的绪论《筹海篇》和按语中都提出这个问题。谈到国家领导人选举的时候,他说我们古代理想的境界三代之治在美国实现了。他还提出一系列改革自己国家的主张,包括在虎门划出类似特区的一个地区,让外国到那里投资,中国商人也可以在那边办厂;不但办军事工业,还要办民用工业;但是不要官僚过多插手。这些思想都是很先进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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