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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从新文化运动的争议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2009年3月28日在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报告

更新时间:2009-08-03 13:06:42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后来王韬在英国和法国考察,给他亲友的信中认为中国不但科学技术落后了,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道”——文化、道德、教化也落后了。实地看看人家的生活和社会状况,比较一下,差距非常明显。

  70年代,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传播新的文化,新的观念。但甲午战争前,整个新文化传播工作还处在萌芽阶段,主力是西方传教士。

  第二阶段,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前,以严复、康、梁为思想领袖开展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传播新文明的责任从外国的传教士转到中国的思想家手上。

  甲午战败后,必须回答为什么中国会被日本打败?严复大喝一声,“国贵自主、人贵自由”,国家兴旺不兴旺盛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我想整个二十世纪,我们多数思想家没有达到严复的高度,现在很多所谓知识分子,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追求国家独立——国贵自主,没问题,普遍认同。关键是人贵自由。懂不懂得这一条?很多新左派的朋友,很多民族主义者,就不懂得这一条。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这里讲的是公民自由不自由。孙中山也不懂得这点。他讲中国公民的个人自由太多了,现在要的是国家自由。所谓国家自由是什么呢?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通的。马克思指出,所谓国家自由就是国家可以自由侵犯公民的权利。真是一针见血。国家有独立问题,但是国家的管理机构——政府不能为所欲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要受到公民诉求的约束。

  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是贯穿新文化运动全过程的基本诉求。离开这个基本点就无法理解19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运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

  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后到1927年,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基本主张是人权与科学,从它创立开始就讲,两者是车之两轮、人之两翼,后来才将人权变成民主,变成民主与科学。但是即使讲民主与科学的时候也讲人权。科学指的是反对迷信,思维方法理性化,是与人的解放相联系的,不是所谓唯科学主义。想想后来俯伏在伟人脚下干了多少荒唐绝伦的事,就不会轻率地嘲笑个性解放了。

  第四阶段,1927至1949年。

  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以后,知识阶层反抗它的专制统治,要求思想自由。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40年代以《观察》为代表的思想文化抗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新篇章。

  第五阶段,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过中断,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

  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只要承认中国的文化有差距、有落差,与《人权请愿书》、《独立宣言》、《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有差距,新文化运动就会继续。现在还应该加上一个欧盟的文件,世界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对国家所处的地位重新思考,欧洲又一次走在全人类的前面,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仇恨,以法国、德国、英国三个国家的世代仇恨化解为契机,成立了欧盟。尽管有曲折,但是它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高度。这就是我们的差距,中国人的学习任务还没有完成。

  

  注视当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我们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现在是什么态度呢?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基本态势没有改变的人恐怕不是太多。相对来讲,另外一种声音非常尖锐。

  比如,这几年甘阳提出一个主张:我们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们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从西方解放出来。中国不要建立现代国家,中国要建立文明国家,把国家建立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更具体讲就是要继承三个传统,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非常精彩,要是实现我们都变为孔老夫子的信徒。但是你要推敲一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能给中国带来一个现代社会吗?这不用讨论。甘阳是留学回来的,政治学常识应该学过。他提出这个理论,就是向现代政治学挑战。他的这个理论要是成立,整个政治学理论要重写。

  一个这样重大的争议摆在我们面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向何处去?

  他的主张有理论,有论证。比如他说土耳其想融入西方,西方不承认它,另一方面它丢掉了伊斯兰传统,搞得国内也分裂了。这里面牵涉到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常常是眼界和学术基础受到限制,懂中国历史的不懂世界历史。土耳其的历史是不是他讲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要回答,土耳其的道路对还是不对,坚持政教分离对还是不对?你光是说它不对不行,要拿出学术成果来。另外他讲,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就讲到要警惕土耳其的道路,要回到中华的文明。但是那一段是梁启超思想走弯路的时期。他要作为一个参政党的代表去参与袁世凯的政权,反而被袁世凯利用。最后他起来反抗,但他前面和袁世凯合作,政治上没有起到反对党的作用,作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参政党,起了粉饰袁世凯统治的作用。他提出这些思想文化主张事先与袁世凯有默契,是为他的政治行为服务的。要拿出东西来证明他这样讲是对民国初年的历史无知。

  基于义愤、讨厌他远远不够,要拿出学术的成果证明他的东西不对。

  他说要继承三个传统,即几千年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传统。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传统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传统也要。从他来讲他有他的逻辑,有学术上的挑战。学术界要作出回答。

  他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就是平等,我们要继承这些。那个时候确实有过很多促进社会平等的措施,比如男女平等,从民国时候就开始了。查一查《民法》,保障婚姻自由、保障男女平等,不是人民共和国以后成立以后才有的,为什么你不说我继承国民政府的传统呢?要是说有新的内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的在哪里呢?经济领域,是计划经济,消灭私有财产,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没有的,你要继承吗?在政治领域,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平等是在全面专政的基础上来定义的,这个平等不给敌人,你要吗?谁是敌人是要按照最高指示来界定的,不是法律界定的,这个平等你要吗?然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兴无灭资,由少数人控制学术文化。知识阶层中有平等吗?这个东西能够给中国的科学、文化带来繁荣、发展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又有平等吗?所以我认为他是信口开河,是经不起推敲的。

  他那个所谓继承三个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再进一步推敲问题就更多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为什么要用儒家来定义国家的性质?儒家定义国家的性质在学术上首先是对宪政理论的挑战。用一个民族中的一个流派的思想来定义一个国家,也是对世界经验的忽视。例如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带来的是社会的动荡、教派的纷争,要不要走向这样的道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以汉族的传统文化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那么,藏族文化和汉族不同,所以藏独分子提出要单独立国,新疆少数人要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岂不是有理了吗?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主张。

  他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继承它的“亲情”。太有趣了!哪一个民族不讲亲情?甘阳不是说要从西方思想解放出来吗?离开来自西方的现代法治观念讲亲情会带来什么?睁开眼睛看看陈水扁一家子和他的追随者吧!看看我们周围的太子、大少、衙内和大小官员的亲友故旧怎样以权谋私吧!

  但是诸如此类的主张提出来以后,没有受到足够的抵制,很少有人公开批评。这些主张同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立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国家,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思想文化要不要改造

  

  争论里面提出的很多问题,不但来自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而且来自自由派内部。多年来有些朋友一再否定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个观点是威斯康辛大学首先林毓生教授首创的。1988年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传入中国,当时有两个学者写文章批判他,一个是王元化,还有一个是袁伟时。后来王元化先生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他在90年代一再反思;袁伟时则顽固不化,连续写文章和林毓生教授辩论。现在有些朋友继续提出这个问题,有道理吗?这里面有很复杂的理论,牵扯到很多学术问题。

  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讲,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起源是义和团。用暴力摧毁文化,是从义和团开始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不管一些人的意见是对还是不对,它是多元的,进行的方式是自由讨论,没有政府权力或社会暴力夹杂在里面。它的主张对还是不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开拓了学术文化和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拓展了自由空间。文化是在自由讨论、自由选择、自然更替中向前发展的。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没有人听他的。

  再从实践后果来看看新文化运动。它唯一和权力结合的是通过全国教育会议的讨论,建议小学要以白话文为基本教材,政府接纳了这个建议。这是功德无量的成果。除了这个成果以外,各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发展的契机,带来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大繁荣,还有文学艺术的大发展。说中国文化到这里就断裂了,没那么回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硕果累累。而各种传统文化究竟是继续活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逐步成为只有研究者感兴趣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典藏,只要没有暴力介入,是公民自由选择带来的趋势,恐怕任何人都难以扭转。

  但是有很多学术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是不是凡是革命只能够搞政治革命,不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必然带来灾难?

  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是伴随着的必然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任何国家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都是以思想为先导的。没有启蒙,没有思想作为先导,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辛亥革命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事实。正如哈耶克说的:

  “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5]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推动思想变革,而在于你提倡的是什么思想。如果拼命鼓吹暴力,即使目的是政治革命,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

  第二,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梁启超、鲁迅他们提出要个性解放,要改造国民性,这些朋友认为都错了。

  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思想家、学者提出的主张是推动中国思想文化正常变革、正常更新。没有先驱们反复呼吁,会有婚姻自由吗?有男女平等吗?这些都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的。

  所谓改造国民性实质是推动中国文化从臣民文化转变为公民文化,让中国人成长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内容无可挑剔。

  进行的方式是自由呼吁,自由交流,信不信由你;与强迫进行思想改造风马牛不相及,更与“文化大革命”中用暴力“全面专政”背道而驰。

  第三.哈耶克提出启蒙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法国的传统,一个是苏格兰的传统。他认为现代社会是自发秩序生长过程,思想文化是不能改造的。这个怎么理解?

  先讲自发秩序。我刚才讲到中国按照它的社会结构,不可能自发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哈耶克自己就说:

  “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在贯彻保护公认的个人私生活领域的公正行为普遍原则的情况下,十分复杂的人类行为会自发地形成秩序”。

  但他自己也深知“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几乎还没有人理解”法治和守法政府的理想。[6]在另一个世界——拒绝保护个人私生活领域的社会,离开思想文化的改造,离开外来思想的浸润,显然不可能自发产生自由秩序。这是中国启蒙——新文化运动必要和艰难的现实基础。

  进一步要讨论对英法不同的启蒙传统怎么看?我认为哈耶克论断忽视了两国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

  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复杂的,而且思想没有国界,即使在信息传播比较缓慢的年代也会向周边地区扩散,英法两个近邻更是如此。法国和英国两个传统是互相交叉的,法国有过很多很极端的东西,英国则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张一样是空想的。

  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乌托邦》一书,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高度集中计划,把恐怖统治神圣化,是后来一切政治意识形态所不及的。”“国内政策是以一种神圣的恐怖来推行的,至于政治讨论只有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方能容许。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19、20世纪的其他革命灵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7]

  至于孟德斯鸠受英国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写作《波斯人信札》和《法的精神》的灵感都来自对英国制度的考察。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也反映了他对英国的深刻认识。1789年法国大革命诞生的《公民权和人权宣言》则继承了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思想成果,并且是在美国驻法公使杰斐逊官邸中制定的。

  第四,我认为这些朋友用心良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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