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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中国社会公平状况分析——价值判断、权益失衡与制度保障

更新时间:2009-07-31 13:34:52
作者: 郑功成  
27.6%的人认为是有法不依,只有8.4%的人认为是无法可依。这组数据反映了中国法制建设取得成效,无法可依的局面基本改变,而司法腐败、执法不严是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本原因。

   (9)对不同群体在国家发展中受益或受损状况的评价。有67.1%的受访者认为党政官员是最大受益者,21%的人认为私营企业主是最大受益者,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分别以4.8%与2.7%的比重排在第三、第四位;而失业下岗及无业人员、农民、农民工、一般职工被认为是主要的利益受损群体,其中有33.8%的人认为失业下岗及无业人员是最大受损者,22.6%的人认为农民是最大受损者,农民工、一般职工分别以14.6%、14.3%排在第三、第四位。这组数据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利益损益状况,党政官员因岗位稳定、社会地位高、工资有保障、福利较优厚而居受益群体首位,私营企业主因市场经济提供了机遇而成为利益获得者,管理与技术人员作为知识精英亦是受益大的群体,而失业下岗及无业人员、农民与农民工因失业风险、收入偏低及权益受损而构成利益受损相对较大的群体。

   (10)对损害社会公平的因素的评价。在给定指标(允许多选)中,认为社会地位不平等、经济权益不平等、政治权利不平等、制度安排不平等对社会公平造成损害的人数占受访者之比分别为59.2%、51.7%、36.6%、41.2%.

   (11)对当前社会不公现象的性质评价。受访者中有45.3%的人认为属于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问题,25.7%的人认为属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有5.6%的人认为属于发展停滞或倒退的问题,而有23.5%的人说不清。这表明公众对目前存在的社会不公现象的评判在总体上是比较理性的。

   (12)对社会公平问题发展趋势的评价。有28.7%的人认为会越来越公平,34.1%的人认为会越来越不公平,有20.5%的人认为变化不会太大或者不会有变化,16.8%的人回答不清楚。受访者中,男性比女性要乐观,年龄越大越乐观,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乐观。党政官员和私营企业主认为社会发展会越来越公平的人数比例最高,个体户和失业下岗人员认为会越来越公平的人数比例最低,农民工群体认为会越来越不公平的人数比例最高,农民认为会越来越不公平的人数比例最低;中高收入阶层认为会越来越公平的人数比例最高,中低收入阶层认为会越来越公平的人数比例最低。这组数据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对社会公平发展状况的态度不够乐观,这与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生活中一些紧迫需求得不到满足、司法得不到群众的普遍信任等密切相关。

   (13)对维护社会公平应当由谁承担责任的评价。在允许多选的指标中,有83.9%的人认为党和政府责任最大,3616%的人认为社会团体有重要责任,18.9%的人认为企业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还有19.5%的人认为个人也有责任。这组数据表明,公众对党和政府寄予的期望最大,但也认为社会团体、企业乃至个人都应当参与到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实践中来。

   (14)对遭遇社会不公时如何处理的选择。有41.7%的人选择寻求司法保护,27.3%的人选择寻求党和政府帮助,31.3%的人选择寻求媒体帮助,20.4%的人选择寻求亲友帮助,32.1%的人选择自己解决,还有29.3%的人选择忍让。值得关注的是,媒体的作用已得到了公众认可,但还有29.3%的人选择忍让,这个结果值得进一步思考。

   (15)影响社会公平感的因素的选择。在多选项中,有46.2%的受访者承认受自己的心理感受影响,57%的人承认受亲身经历影响,48.7%的人承认受其他人经历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判断,38.1%的人承认受到媒体信息的影响。这组数据表明,人们对社会公平的判断并不仅仅来自自身的心理感受与经历,而且还来自所见与所闻,尤其是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的影响。

   (16)对维护社会公平的当务之急的选择。调查结果(多选)显示,有78.1%的人认为应当是清除贪污腐败,59.8%的人选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37.3%的人选择打破行业垄断,24.7%的人选择打破户籍壁垒。这组数据反映了公众对贪污腐败的强烈不满,以及对社会保障的强烈需要。

   尽管问卷调查获得的只是受访者的价值判断,但确实是其主观感受的客观反映,清晰地揭示了公众对当前社会公平问题的基本看法。无论是总体评价还是分项评价,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均偏低,对社会公平的发展趋势也较消极,这反映出现实社会中不公平现象确实较为普遍,中国已进入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公众普遍追求社会公平的重要时期,社会风险在累积。因此,理性分析社会公平感低的症结所在,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促进社会公平,是现阶段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紧迫任务。

  

   二、权益失衡:平等视角下社会公平问题之症结

  

   公平与平等是密切相关的一对理论范畴。平等是对一种客观的利益分配状态或者结果的描述,平等与否可以用相关指标和尺度进行测量;而公平则是对利益分配合理与否和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平等与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利益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与司法的公正"[1].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判断公平的标准会有差异,但都是以人的基本权利的平等为准则展开的评价,这种基本权利的平等状态及平等程度又通常客观地反映在自然状态和相关制度安排中。当前公众对社会公平认可度低,关键在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权益失衡,它受社会权益、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因此,社会公平问题实质上是权益失衡问题。

   (一)社会权益失衡状况分析

   在现代社会,人的社会权益是多方面的,但教育与社会保障通常构成了两大基本社会权益,前者决定着人们参与社会的起点,后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安全度与福利平等权。由于家庭背景、出生与生活地域不同以及个人自然禀赋的差异,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生俱来就是不平等的,但通过公平的教育机会与健全的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这种社会地位又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公民的社会权益不平等现象已得到极大缓解,但并未消除社会权益失衡的现象,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真正由失衡走向平等。

   1.受教育权益的失衡

   教育公平是指人们在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共享教育资源、享受教育成果等方面具有相对均等的条件和公正的待遇,它是社会公平的基石。

   托尔斯顿。胡森认为,教育公平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人人都能实现受教育权,这是教育公平的最基本要求,即教育起点的公平;二是为受教育者提供平等(即同一水平或同一待遇)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即受教育过程的公平;三是受教育者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是相等或基本相等的,即教育结果公平。[2]中国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的差别上。在公共投入方面,长期以来都是向城市倾斜,乡村获得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农民办教育;在师资配置方面,大量优秀教师集中在城镇学校,而乡村因条件太差,很难拥有高质量师资,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以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为主体,城市小学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占57.2%,农村小学仅为25.1%.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农村劳动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只有8.5%,比城市低35个百分点,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全部集中在贫困边远农村。[3]在就学机会方面,城市初中与农村初中的升学率差距在拉大,高校扩招的机会主要被城市人群分享了。[4]此外,性别的不平等也较为突出,女童入学率低于男童入学率,成年人口中女性文盲率是男性的2.6倍。在各类教育中,女生比例不仅低于男生,而且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比例下降。在普通小学阶段,2006年女生占学生总数的比重为46.82%,在普通高中占的比重为46.43%;在高等教育阶段,普通本科中女生比重为45.30%,研究生层次则比男生低13个百分点以上。[5]教育权益失衡带来的结果,就是强化了起点的不公平。

   2.社会保障权益的失衡

   调查资料表明,受访者将社会保障的公平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公平,表明社会保障对创造公平、维护公平与促进公平的巨大功效。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四大保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在养老保险方面,从传统退休制到社会养老保险,近30年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化、多层次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统账结合的财务机制,逐渐取消基于单位所有制、劳动者的雇佣身份和户口所在地等的限制,淡化了身份的不平等。然而,现实中的制度缺失、身份差异与待遇差距问题并未消除,全国只有20%的劳动者参与了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仅占同龄人口的20%左右。农民还没有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也因身份差异而事实上无法平等享受养老保险,而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之间的养老金差距达2倍多。养老保险权益失衡已成为引起社会矛盾与群体之间心理对抗的一个日益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医疗保障方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共同构成了医疗保障体系,但还未实现覆盖全民的目标。现行制度的城乡分割与群体分割,也必然从筹资到待遇给付造成不平等。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水平明显比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高,政府对市民的补贴比农民高,形成了职工高于市民、市民高于农民的医疗保障差序格局。

   在社会救助方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覆盖到6000多万城乡困难群体[6](P237),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和司法救助等也在不断发展。

   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项目是由地方政府规制并负责管理和筹资的,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确立。

   社会救助权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失衡,2007年7月,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实际补差分别是东部44元、中部20元、西部19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35%、22%、20%,可见城乡差距之大[7](P241);二是制度自身存在缺陷,各种专项救助叠加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上,造成享受低保待遇的困难人群与靠近低保线的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权益严重失衡。这种地区差异与群体差异必然带来社会救助权益的不平等,从而对社会公平造成损害。

   在社会福利方面,总体上发展滞后,全国性福利政策体系并未建立。这使得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非职业妇女缺乏正常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途径,直接影响着社会权益的平等与社会公平,因为在缺乏福利制度安排的条件下,这些群体作为弱势群体便会愈加陷入弱势状态。

   (二)经济权益失衡状况分析

   经济权益是否平等,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生存状态。而经济权益又主要取决于就业机会是否公平,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

   1.就业权益的失衡

   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优化配置人力资源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就业从政府包办到劳动者参与就业市场竞争和自主择业,农村就业从画地为牢走向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或异地流动就业。就业权益的扩张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进步,但原有的城乡分割式的平衡也被彻底打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急剧变化,不同身份的劳动者在就业方面的权益由极度的不平等向平等就业迈进,但就业权益失衡仍然是一种普遍现象。

当前就业不公平主要体现在:(1)户籍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得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不能获得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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