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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虎:点评陈伯达口述:真的和假的

更新时间:2009-07-30 17:25:05
作者: 俞虎  

  

  (俞虎,自由撰稿人,现居深圳,着有《告别元老》等书。)

  

  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是一部有价值的着作。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陈伯达在晚年对儿子回顾了他的一生。与一般回忆录不同,陈伯达的回忆有明显的辩诬倾向。在中共政治斗争史上,被打倒再获平反的人不计其数,但被开除党籍、判处徒刑的人却不多。陈伯达沾上了“文革”的“光”,升为党内第四号人物,由于“文革”的不得人心,陈伯达就很难像其他高级干部一样获得平反。因此,读一读这种特殊状态下的回忆录,还是很能得到启发的。

  

  实事求是地说,陈晓农为这本书下了相当大的工夫。他不可能像官方史学家那样在组织的帮助下获取资料,而是对照父亲的口述,凭自身努力寻找相应的历史资料作为对照,因此使许多人们不太清楚,甚至被误导的史实得到了澄清。此外,作为当事人及其亲属,在回顾中共非同寻常的党内斗争史的时候,也难免有所讳,有所避。立场决定观点,不足为怪。本文试图对陈伯达最后的口述作一个分析,看看他说的哪些是真的(别人说的是假的),哪些是不真实的,或者是不完全的。

  

  

  真的:“双百”方针最先是陈伯达提出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文艺方针。可惜的是,这个方针基本没有真正得到施行。不过,陈伯达在他的口述回忆中提到,“双百”是他首先提出来的。这个说法是真的。

  

  1953年,陈伯达与毛泽东在香山有一次长谈。关于文化发展方针,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提出:“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一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毛泽东传(1949-1976)》第490-491页)

  

  之后,毛泽东在当天的同一会议上说:“陈伯达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文艺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此次会议之后,康生在一次于怀仁堂举行的党外人士会议上,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陈伯达认为既然毛主席已经将此作为党的文艺方针,就不能再说是陈某提出的,当即写条子予以纠正。

  

  1956年5月13日,即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后的半个月,刘少奇在北京大学讲话:“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就出现了。它作为口号是首先由陈伯达提出的。后来毛主席改进了它,并把它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有许多事情并不是毛主席首先想到的,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

  

  有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在1956年分别发表讲话为证,陈伯达说是自己首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当是真实的。陈伯达写条子纠正康生的话,也不是谦虚做作,而是有道理的。陈伯达提出口号,毛泽东予以肯定,党中央作为文艺方针推行,“版权”就不能归于陈伯达。正如刘少奇所说,许多事情都不是毛主席首先想到的,但他“加工改造了它们”(《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22-128页)

  

  

  真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出自陈伯达之手

  

  1956年的中共八大,陈伯达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及其决议,胡乔木负责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刘少奇主管前者,邓小平主管后者。

  

  八大政治报告是预先准备好的,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起草却很仓促,是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1956年9月27日下午将要表决政治报告,陈伯达还在推敲内容。八大政治报告中本无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陈伯达在起草政治报告决议草案时却想加上主要矛盾的内容。他先是写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显然不够精练,到了27日上午,陈伯达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到了列宁的一段话,于是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修改好的稿子已经来不及给毛泽东看,下午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并获得通过。陈伯达说:“那天的会上,叶飞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就在毛主席的后面,我坐的位置是靠侧面。会后叶飞告诉我,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叶飞讲的情况应当是可信的,他当时坐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

  

  三天以后,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中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主要矛盾。

  

  人们常说毛泽东轻率推翻八大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决议,岂不知这个主要矛盾的提出和通过也很“轻率”。

  

  1973年,十大政治报告,谴责刘少奇、陈伯达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矛盾”的观点“塞进”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实际上,这件事只由陈伯达一人负责。奇怪的是,胡乔木到了1989年,仍然认为这个“塞进”是陈伯达的一大罪状。(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但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经肯定了八大决议对主要矛盾的表述。在1981年的这个决议中,“文革”部分只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和张春桥四人的名字,地位仅次于林彪的陈伯达却不在其列。中央派人通知陈伯达,这是对他的区别对待。陈伯达说这是胡耀邦主持公道,并认为这个“区别”主要源于对八大政治路线的肯定,并间接肯定了他“塞进”的功劳。

  

  但到了2003年,胡绳却在所有当事人都去世以后宣称,八大决议是谁写的,谁的主意,是“悬案”。(《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八大悬案”释疑》)其实胡绳的文章间接证实了陈伯达是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起草人。如果这个事情是刘少奇、邓小平甚至是胡乔木、田家英办的,党史专家胡绳绝不会说这是一个“悬案”。再说,这么重要的文件,底稿应当在。

  

  不过可以看出,1956年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涉及主要矛盾这样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陈伯达一支笔就定了,事后也没有追究责任,这在1957年以后是不可能的。

  

  陈伯达说,八大选举中央委员,在按得票多少排列的当选名单中,陈伯达在九十多名中央委员中排第十一位。这肯定是真的。“笔杆子”没白当。(《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30-140页)

  

  

  真的:陈伯达主动参与“倒张”

  

  因为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结怨,也导致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的不满。最显着的一点就是,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者之一,建国以后许多重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陈伯达竟被排除于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之外。1970年3月8日,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人事工作;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陈伯达作为中央常委,党内第一“笔杆子”,竟然在这三个小组中完全没有位置,是很奇怪的。与此同时,陈伯达被支到河北调查“工业生产建设问题”,免得在北京碍手碍脚。此时距九届二中全会还有五个多月。

  

  陈伯达就是在这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中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他堂然坐在主席台上的五位常委席位上,与会的人却不知道陈伯达已经成了段可有可无的“盲肠”。

  

  陈伯达回忆:“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着,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后出来,大会开了。原定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突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法草案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这个说法是一个孤证,再没有他人证明毛林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进行过单独谈话,且存疑于此。但林彪的讲话显然令陈伯达很开心,他完全可以听得出林彪的矛头所向。

  

  “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去主动求见毛主席了。”既然陈伯达已经被弃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之外,毛泽东不见他也就不足为怪。

  

  陈伯达对林彪的报告心有所感,又跑去向林彪打听保险系数,并且“愚蠢至极”地相信了。这个相信既有当时所有人对“林副统帅”的尊崇因素,也有一拍即合的心理作用。至于林彪的讲话毛泽东事先是否真的知道,不是陈伯达能够求证的。

  

  从林彪那里出来,陈伯达去了“军委办事组几个人”那里,“议论江青一阵”,他们要陈伯达找一找关于“天才”的语录。“我答应给找。此事我做得很卤莽,因为上山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

  

  不仅如此,陈伯达还主动打电话给叶群,要求把林彪的讲话记录拿给他整理。陈在口述回忆中说,这“当然是想给林彪抹粉”。抹粉,既可以取悦于林副主席,又可以打击对头张春桥,而毛主席事先也知道,何乐而不为?陈伯达说:“我没有看出林彪和毛主席的关系已出现了裂痕。”议论江青,找天才语录,为林彪整理讲话,说明陈伯达完全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主动地“卤莽”地参与到攻击江青、张春桥的行列之中的。陈伯达上山之前,没有这个念头,也没有人和他“策划”什么。

  

  在华北小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和汪东兴发表了鼓动人心的讲话。陈伯达说:“实际上,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是针对张春桥的。简报中措辞最尖锐的话,如\'把人揪出来\'等话,并不是我说的,而是汪东兴说的。这个简报在发出之前,我没有看过,更没有修改过,但追源祸始,我是有责任的。”

  

  事发后,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怪陈伯达官做大了,不去见他,陈伯达不好解释。毛泽东批评陈参加“军事俱乐部”,陈表示愿意作检讨。毛泽东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还问陈伯达,叶飞、吴冷西、胡绳都在哪里。这是陈伯达最后一次单独面见毛泽东,并且心情不错。回去之后,陈还到处为毛打听那几个人的下落。

  

  毛要陈找过去共事的人谈一谈,陈伯达就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把他带到康生处,江、康、张、姚对陈伯达冷嘲热讽了一番。江青说:“你们名义上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

  

  人称陈伯达是老夫子,确实不错。他从江青那里回去,又去找军委办事组的人谈话。他认为这也是毛主席的指示。陈伯达把和江青等人的谈话也告诉了那几个人。

  

  陈伯达说,他在庐山上的检讨稿子是周恩来和康生帮他写的。这很令人意外,但很可能是真的。康生口授,陈伯达记,周恩来把关,甚至代陈伯达宣读。陈伯达说:“在我作检讨的会上,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会后陈伯达对周恩来表示感谢。周说,你感谢康生好了。一边的康生说:“不要怕丑。”

  

  陈伯达说的应当是真话。他倾向于支持林彪的发言,主动参与对张春桥一伙的攻击,都是从他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出发的。陈伯达的下列言论,虽然很难置信,但也有道理。他说他不知道毛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六次批示,因为他不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并被排除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之外,上庐山之前多数时间在河北,没有看到那些批示。陈只听毛说:“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74-383页)

  

  

  假的:陈伯达在冀东案件上是冤枉的

  

  1967年到1969年,陈伯达分工华北的“文革”运动。在“文革”后的特别法庭上,陈伯达被控的罪名之一是其造成冀东地下党冤案,导致8万余干部群众被迫害,其中近3000人死亡。

  

  1967年12月,中央要陈伯达和李雪峰、郑维山等到河北各地了解情况,准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在唐山,当地汇报了冀东党组织的问题。陈伯达听了后就在会上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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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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