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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真:论中国政党制度模式问题及历史探索

更新时间:2009-07-24 00:24:06
作者: 周淑真  

  在政党体制上实行“党外无党”的一党训政制度,而在口头上打的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旗号,号称“实施三民主义,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13]在国民党一党训政体制下,不仅共产党是非法的被镇压的政党,而且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势力也处于非法的受压迫的地位。1928年3月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凡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团体或集会者,其执行重要事务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并解散其团体或集会。”[14]国民党严行党禁政策,决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和产生。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规定只有国民党才有权修正、解释国民政府组织法。

  在此期间,国民党为达到一党专政之目的,极力扩大和加强它所控制的军事力量,把“围剿”消灭共产党作为其首要任务。并从1928年起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破坏中共和民主党派组织、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或异己分子。甚至在全民族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抗日战争初期,仍高唱“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将国民党组织制度改为总裁制,实施消除异党的政策。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全面发动反共内战,1947年7月实施所谓“戡乱总动员”,10月宣布民盟等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镇压各民主党派。这些都是国民党极力维持其一党专政垄断地位的手段和举措。国民党在大陆时的一党专政的统治体制极其周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级党部,只是法理上的权力主宰,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政治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是事实上的权力总枢。所谓总揽治权的国民政府与分立的五院,只是形式上的中央政府,而先后名目繁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海陆空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则是实际上的权力核心。一党专政、军事独裁加特务统治,从思想理论到组织置一切反对党于死地,是国民党一党训政时期政党制度模式的主要特征。

  

  (二)中国共产党由不掌握武装的革命性政党转变为掌握武装和建立有部分地方政权的革命政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使中共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六万人急遽减少到一万多人,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在此危机关头,中共召开八七会议,举行三大武装起义,开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由一个没有军队不掌握政权的革命性政党转变为一个建立有自己的军队、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在国共两党十年内战期间,中共历尽极端艰难困苦,开始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发展模式。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倡导并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整各项政策,实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推动并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由各党派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统一战线的一整套战略原则和策略方针。在抗战时期共产党深入敌后,实行全面抗战路线,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百万军队和一亿多人民的解放区政权的革命政党。

  

  (三)国共两党的极端对立和中间党派并存的政党格局。

  

  在1927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以后,一些既不满于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背叛和屠杀政策,又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缺乏信心的人士,组建或形成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党,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如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还有信仰议会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训政制度的人士组建的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等。这些政党因其社会阶级基础多为中间阶级,其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主张介于国共两党之间被称为中间党派。这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形成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三种政党模式并存的政治格局。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中间党派和共产党因同处于在野地位,同样遭受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压迫而相互接近并开始合作。在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中间党派的队伍不断扩大,1941年3月在三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三派(中华职业教育社、救国会和乡村建设派)基础上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前后有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党派的建立,有中国致公党的改组。到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1947年底1948年初又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下,这些党派虽在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共产党有所不同,它们相互之间同共产党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但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权利等方面,同中共有着共同的政治要求,争取民主成为其政治主张的集中体现,所以在其组织名称上大多冠以“民主”二字,这是中间党派成为民主党派的原因之一。

  

  (四)中国的民主党派——特殊的政党组织模式。

  

  抗战胜利后是民国时期民主党派的缤纷时代,其政治主张以民盟最具有代表性。民盟的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主张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决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我们要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在国际上“兼亲美苏”,在国内“调和国共”,“拿苏联的经济民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来创造中国型的民主”。并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把中国建成民主国家的具体步骤是:第一步,召开政治会议;第二步,成立联合政府;第三步,由联合政府举行公正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15]在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因其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立场通称为“第三方面”。

  

  民国时期的民主党派,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型政党不同,是一种特殊的政党组织模式,其特殊性表现为:

  

  第一,中国的大多数民主党派秘密产生于国民党的一党训政时期,“国民党欲一党专政,不许有他党,故吾即组党”,[16]其奋斗目标是“国家公有,党派共存”。[17]他们以和平的方法,以言论舆论为主要斗争形式争取民主。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垄断性政党体制下,它们没有存在的合法地位,没有合法的议会可以利用。但它们始终把代表民意,反映民声,作为其基本功能和作用。

  

  第二,各民主党派均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干部性政党,多以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的代表性人土为核心。他们是书生办党,以个人的声望和魅力去影响追随者,发展组织。因而在组织模式上表现为党的中央组织强于地方组织,言论多于行动。其政治主张多是根据时局的发展,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造成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缺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的战略策略措施。

  

  第三,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国共两党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中共的存在与发展,是民主党派存在的前提,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被称为“第三方面”,若无第二,焉有第三?因此在反蒋、抗日、民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大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他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又有渊博的政治知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在共同探索适合国情的政党制度时,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惟一途径。它们主张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在一个国家建立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绝不能抹煞自己国家过去的历史,也不能忽视自己国家当前的情况。”“在我们所要为中国树立的民主制度上,我们没有所谓偏左偏右的成见,我们亦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成见。我们对于别人已经实验过的制度,都愿平心静气地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以创造一种中国的民主。”[18]

  本着这样的政治理念,尽管在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中间党派发生分裂,青年党和民社党追随国民党而去,但在国共两党决战、民主党派被镇压宣布“非法”的处境中,与中共合作去创造“中国型的民主”即具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成为诸多民主党派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选择。这是在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立即响应并开展新政协运动的深刻原因。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民国时期的多种政党组织模式相互作用、一路走来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441.

  

   [2]国民党鄂支部欢迎理事宋钝初纪事[N].民主报,1912—10—26.

  

   [3][4]宋教仁集,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1.456;456.

  

   [5]民国一年来之政党[J].国是,1913(1).

  

   [6]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M].民进会史资料选辑(2),4.

  

   [7]王绍鏊.蔽帚楼杂忆[M].民进会史资料选辑(2),31.

  

   [8][9]孙中山全集,第3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97;104.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R].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58—59.

  

   [11]宋庆龄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17.

  

   [12]邓演达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J].革命行动(1),1930—9—1.

  

   [13]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590.

  

   [14]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结汇编[C].779—781.

  

   [15][17][18]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76—78;265;75—76.

  

   [16]张君劢先生七十寿庆纪念论文集[C].台北:文海出版社,1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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