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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敏:局限与反思:近十年来国内清末宪政史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09-07-15 12:13:52
作者: 郭绍敏  

  其心态便走向激进化,最终趋向革命。清末中央政府权威的丧失,以及政治整合能力的下降,都使它无法控制政治改革的节奏,最终“改革结束了改革政府”。此外,萧氏对科举废除的政治和社会后果、速开国会运动、保路运动等均有较为出色的分析。[34]

  在做出一番文献梳理后,我们也许应该进一步反思,哪一种研究范式更有价值?如果不结合社会科学理论,能否实现思想认知与阐释上的突破?以笔者的浅见,上述两种研究范式并没有高下之分,只能说不同学者的研究进路有所差异。范式虽无高下之分,但学者的学术境界和思维能力是有差异的,有高下之分的。就知识增量的意义上讲,传统史学范式下的清末宪政史研究,成果更为显著,这与传统史学界更雄厚的学术积累有关,亦因运用新史学范式进行研究的杰出学者还太少。非史学出身以及运用新史学范式的学者,由于史料功底薄弱抑或不够重视史料的研读,往往以社会科学理论裁剪史料和史实,从而大大降低了其学术成果的价值。此外,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理论本身不够警醒与反思,尤其是很多社会科学理论来自西方,可能有其内在的缺陷。比如,“现代化范式”与它所批判的“革命史叙事”一样,讲究抛弃细节,专讲历史趋势与走向,“人”在这种宏观研究中消失了。[35]实际上,在政治转型中,精英之间的策略互动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忽略了这一层面,而仅限于宏观的趋势研究,对动态的政治过程不可能实现全面的把握。

  近代中国史料浩瀚,认真阅读史料、重建史实是非常必要的。在没有经过认真清理的史料上构筑中国近代史的大厦,好比沙上筑楼,基础很难稳固。[36]桑兵认为,以外来的解释框架来组合中国史料所建立起来的“大体”,难免存在与史料史实不相符合的诸多问题。[37]只是,如果不借助外来的解释框架,我们能否建立更有效的解释范式?这样一种观念——不懂西学、不懂其他学科的知识则不能很好的研究历史——在清末以来的西式教育与知识转型的背景下,变成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这一点让桑兵教授也颇觉尴尬。[38]实际上,无论中国史料也罢,外来的西方理论也罢,都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工具,西方理论未必一定是桑先生所称的“有色眼镜”,借鉴西方理论未必一定意味着以西方观念为比附,也未必是“殖民地心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这种可能。过于强调“读中国书”(中国史料),有可能陷入一种本土文化情节的困境,未必是开放的心态。问题是,如何通过学力的增进,将史料研读与理论阐释更好的结合起来。

  为学者自然应有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既可能是通过研读史料获致,也可能是基于西方理论的影响,更多的也许是史料与理论交互缠绕的结果。精读源于西方的理论未必意味着将其照搬于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某种理论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也需要根据中国的“地方性知识”予以修正。聪慧的学者显然不会简单的遵从任何一个极端的方向。如果我们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限于“求真”,而且还是获得当下人生与社会意义的手段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佩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判断的睿智。“文献学历史家”以及其写就的渊博的编年史虽有一副尊严与科学的外貌,却没有精神上的连接。“有时候为了查阅的目的是有用的,但是缺乏滋养及温暖人们的精神与心灵的字句。”[39]即使想通过研读中国史料,寻得慰藉心灵、构建良好秩序的经验与启示,也不应忽视源于西方的各种理论与思想,开放的心灵不会拒绝一切有益的资源。杜威认为,民主宪政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近代国人而言,这种“生活方式”似熟悉却又陌生。当下稍有历史意识的法政学者,不能不探究西方宪政的思想与制度,如何在近代中国嵌入我们的生活场域,并影响我们的价值诉求的。

  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史料,即使是阅读有限的史料,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为何不同的史家对同一史料的解读会出现重大的差异,即因为其中有史家的意图在内。“历史学家在多数场合之下,自以为自己是以客观的眼光从文献中寻找客观事实,但即使是在上述两种处理事实的方式中前者(即先观察事实再进行设计)的情况下,其实大多数人仍是在头脑中无意识地结构了一个框架,然后根据那些框架去取舍事实。”[40]虽然沟口雄三提倡“进入历史时的无意图状态”,但这是很难实现的。史料和事实只有进入学者的视野并经过解释,方才成为真正的“事实”并获得意义,[41]“让事实说话”恐怕多是一厢情愿。因此,有意识的排除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既不必要,亦不可能。问题是如何把握其中的限度,并时时保持一种反省的态度。我们往往以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西方学者理论先行、不重史料,甚或以为西方学者的研究不过是各种西方理论思潮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反映,实乃是一种肤浅的偏见。如果能很好的运用西方理论,我们也许能从最基本的宪政史料中解读出有意义的东西出来。用财政立宪主义的理论来分析清末立宪派提出的不开国会不纳税、不开国会不承认外债合法的口号,显然别有一番意义。[42]而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理论尽管有种种局限,但以之用于清末宪政史的研究,仍能加深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杰出学者,如罗志田、王汎森等,皆是在史料与理论两方面用功甚勤的人。

  

  二、思想、政治与社会史

  

  晚清以降,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思想、制度和知识谱系均发生了极为重要的转变。毫无疑问,1895年(抑或1898年)是“转变”的一个标志性年份。[43]在美国学者任达看来,相比于1898年年初,12年之后的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将这种变化称为“新政革命”。[44]虽然任达过于强调了外国尤其是日本因素的影响,远没有揭示出这一转型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但他所陈述的清末十余年知识与制度根本转变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不宜轻易否定的。[45]对于此点,国内研究清末宪政史的学者并非没有清醒的认知,但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却要么从政治史,要么从思想史的视角予以审视,而很少能做到全景式的观照。

  就清末宪政思想史而言,当下的学者多将目光聚焦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新知识人身上,统治阶层的宪政话语很少能进入他们的视野。笔者曾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完整的读过一遍,一个体会是,众多普通朝廷官员对宪政改革与政治转型的认识也是颇为常深刻的。无论是赞成立宪还是反对立宪,主张急行立宪还是缓行立宪,他们的意见并非仅仅是为迎合最高统治者而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这种现象当然不能排除),而是有着具体的论证,且往往有着相当的合理成分。在各种新知与思潮不断涌入中国的背景下,统治阶层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普通官员孙宝瑄、重臣张之洞及(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皆是对新知非常关注的人。[46]因而,对他们必须认真的对待,且应基于学术的立场,而非道德评判的态度。以道德品评来代替对政治人物的实际考察,乃是一种幼稚的做法。“建设”总是比“批判”难的多,对清末统治阶层我们应多一点“同情的理解”。关于统治阶层的宪政话语,学界虽有一些研究成果,[47]但显然还不够系统与深入。如果说“宪政思潮”构成清季十年的一个时代主题,那么,其言说者自然不仅仅限于少数知识精英。只是,在王人博教授那里,[48]却只见少数知识精英的话语表达,基本上看不见普通知识阶层、各级政府官员、最高统治者的影子,难道他们失语了么?我们必须明晓,统治阶层观念的转变,直接决定了立宪运动的兴起,以及制度变革的各种具体举措,如地方自治政策的推行、资政院的召开、党禁的解除等等,这又为宪政思想的传播以及民众的政治参与创造了进一步的空间。因而,王的研究虽堪称优秀,却是颇有缺憾的。缺少对制度建设与社会思潮互动关系的考察,若欲对清末的知识、制度的变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显然存在一定的难度。

  思想的转型往往诱致制度的变迁。清末立宪运动的兴起即与内外困境所造成的“危机意识”有关。为了应对文化以及现实政治的危机,中国人虽然在内心憎恨西方帝国主义,却只能依据理性的精神向列强学习,清末立宪的“富强”诉求即与这种语境有关。列文森对国人的这种“羡憎”情结有着精辟的论述。也许列氏夸大了这种情结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中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是转型时代出现的认同危机的一个基本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结是民族情感受挫以后及文化危机之时的典型对外回应方式之一,也是构建集体“自我图象”和“他者图象”的心理驱动力。[49]然而,这种情结背后隐藏的也许是国人从极度自信走向极度自卑的精神底色,并非是十分“健康”的心态。这种心态如果缺乏足够知识、信息的支撑,其所构建的“自我”与“他者”的图象便有可能是歪曲的,近代国人之所以对西方宪政存在“文化误读”概在于此。国人看到了西方“立宪”国家的强盛,也看到了“立宪小国”日本战胜“专制大国”俄国的事实,于是便想当然的以为只要立宪即可富强,而看不到一种制度的功效需要种种的配套条件。亨廷顿曾指出,必须引进文化因素用于对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分析。在他看来,“现代民主制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50]虽然这种论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然而失去“文化重心”的国人对于西方宪政制度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犯了“幼稚病”,却是显而易见的。

  “危机意识”以及思想和知识谱系的转变促使清廷当局作出废除科举的决定,它深刻的影响了此后中国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关于它可能的负面后果,当时就有人指出,此举“关系于社会者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日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之缘。”[51]废除科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伴随着思想权势转移的是社会权势的转移,四民之首的“士”受到极大的冲击,科举废除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流动方式,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有学者指出,“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的一大区别即其已不再是四民之首,而是—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而浮动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疏离。”[52]随着在利益与价值观念层面的“疏离”,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王朝已不再那么留恋。如果说传统儒家之“士”倾向于非专业性和维护性,那么新知识分子则倾向于专业性和批评性。不过,新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然而他们在文化上仍处于核心地位。[53]而以报纸、学会和学校为空间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起,使新式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54]各种政论报刊以及其他公共媒介起到的是社会动员的功效,在某种层面上构成对清廷当局政治权威的批评与冲击,可以说加大了清廷当局推行政治改革的难度。[55]科举废除后,正常的政治升迁之路已然断绝,大量中低层绅士与留日学生将其政治热情释放在对地方政治的参与上,地方谘议局为他们提供了政治活动的空间环境。据学者的考证,清末各省谘议局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传统士绅和具有科举头衔的留日学生。[56]在这种意义上讲,士绅权力至此达到了一个扩张的顶点。他们与中央及地方行政权力出现了某种矛盾和紧张,互有合作和制衡,但冲突明显增多。清廷当局对地方行政权力的偏袒,加深了它与作为谘议局主体的地方士绅(知识精英、改良派)的裂痕,当武昌事起后,十多个省的谘议局纷纷组织和发动了和平独立,最终促使了清帝的逊位。[57]

  此外,学会与近代学堂也为有组织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创造了一个基本前提,而学堂的迅速发展正是科举废除后新教育政策的效果之一,它使“年轻的、有前途的、敏感的”的学生们,集中于政治上活跃的大城市。[58]政治学家指出,“社会动员——特别是教育——可能是政治文化变革的重要源泉。”[59]社会学家的研究则发现,现代学校集体居住的空间环境,使日益世俗化、民主化的青年学生成为学潮的潜在主体,尤其是在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后发展国家,学生的参政热情高涨。[60]在立宪改革的背景下,各种由学生和绅商组织的社团得以合法化,学生的自治倾向日益增强,并开始在政治运动中崭露头脚,学生成为国会请愿运动后期的主角,即是其中的一个明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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