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花夕拾》作为鲁迅散文唯一的“回忆记”，在《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等文本中寄托了他对“父爱”、“母爱”的文化想像，通过对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朝花夕拾》的重读，思索鲁迅作为“人之子”，对中国现代“父亲”、“母亲”的全新理解与思考，从而重溯鲁迅的“立人”思想，让我们“幸福的度日，合理地做人”。

　　一、《朝花夕拾》中 “父亲”、“母亲”的形象

　　今年是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九十周年，重读鲁迅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关于鲁迅现实生活中“父亲”、“母亲”的散文作品是极为少见的，较为完整的也仅限于《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篇而已，纵观其余作品，多是只言片语，从表象上看，也是极其单薄的。是什么因子使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人间至爱者”忽略了“人性”的基本元素：“父爱”和“母爱”呢？鲁迅自身也有察觉，在《野草》、《朝花夕拾》之后，鲁迅“本拟写十来篇‘诗的散文’，而且两篇已有腹稿，其中一篇是关于《母爱》的。”[①]但因鲁迅的早逝最终抱憾。由此使“母亲”形象的整体缺席显得无限放大。鲁迅心目中的“母爱”（包括“父爱”）该是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如何理解“母爱”之下包办与朱安的婚姻而给鲁迅带来半生的苦痛？

　　与“母亲”比较而言，在鲁迅的笔下，“父亲”是一个至为沉重的话题。鲁迅对旧人旧事的回忆，是珍重的意思，是自然而然的“人”的情感。“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眼前出现”，[②]包括故乡，包括亲人，不仅仅是忆旧散文《朝花夕拾》，还有杂感如《论雷锋塔的倒掉》、《论照相》、《春末闲谈》等，即便早期的小说《怀旧》和后来的《故乡》、《社戏》也都表现出鲁迅对故乡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心境，有影响、有眷恋、有批判、有决绝，有人生经验。更多的是植入骨髓中永远无法挥去的记忆。

　　鲁迅散文，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③]。《朝花夕拾》是《莽原》“旧事重提”的结集，是对自己人生“道路作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虽然是“各自独立成文”，却是一个有“脉落”、有“联系”，有“通盘考虑”的“有机的整体”，即对“现实”有所“借鉴或启示”，又是作者的自我“认识和理解”的深化。[④]

　　《朝花夕拾》，小引一篇，正文十篇，在《野草》之后，显示了作者“离奇”而“芜杂”的心境，“回忆”是《朝花夕拾》的主题，“世事”的“螺旋”，“纷扰”中的“闲静”，“生涯”的“繁复”与“无聊”[⑤]，构建了《朝花夕拾》作为鲁迅散文独特的文本。从“旧事重提”到“朝花夕拾”，鲁迅着意于“叙事抒情，追记往事，怀念故人”，虽不能“幻化”，“带露折花”，但对故乡的情愫却如“流云”慢慢舒展开来。

　　《狗·猫·鼠》，从入文曲折的摇摆与世事的纠缠之后，“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一瞬间，鲁迅把我们拉入了他的“故乡”。“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⑥]在中国最传统的乡村，一代又一代人都在“祖母摇着芭蕉扇”的故事里度过美好的童年，鲁迅的童年也有这样动人的乡土风情，美的画面。同时，“长妈妈”以一个“我”的心爱的小隐鼠的“谋害者”这样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出现了。从文章的布局和结构、内容上看，《狗·猫·鼠》似是序曲，是真正的“小引”。《阿长与<山海经>》里“阿长”（又是“长妈妈”）的正式出场，在这样一部“篇与篇也有脉落可寻，”“前后联系的关系”也“都有通盘的考虑”的精心之作，我们不能不对鲁迅所构画的“长妈妈”这样一个“母亲”意象上的考虑。[⑦]

　　“父母”应该是孩子的保护者与“爱”的港湾，无论是否“父母愁米”。爱看图画书则是孩童的天性，而《二十四孝图》这本中国旧礼教的图画读物不仅没有给“我”带来欢乐，相反，是那样的恐怖：旧礼教中的“父亲”竟然为了“孝”可以活埋自己儿子？《二十四孝图》一开始，“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时代》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图书的精美，自然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认为他幸福。”而幼年的鲁迅的伙伴们在读着枯燥无味的书时，“偷偷看一叶”如“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⑧]而那种“眼睛上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是足以让任何有良知的每一个中国“父亲”羞愧与反省的。而鲁迅意外得到一本带图的“鬼少人多”的《二十四孝图》，不仅是“老莱娱亲”，“虚伪”而“肉麻”，令人反感，而“郭巨埋子”则令我“害怕”，“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因此，不安的“我”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由此，“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然后，“盖上土，踏踏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⑨]一个年幼的孩子，整天陷入生命无常生死之忧的恐惧和无助，这种不近人情的孝子故事是多么的“扭曲”与“残忍”，完全违背了“人的天性，”[⑩]对待儿童这无疑是一种心灵的残害和精神上的虐杀，因此，鲁迅在对旧制度旧礼教的清算，表示出他的决绝与彻底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旧制度、旧文化、旧礼教在鲁迅的记忆里，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它无情地摧毁了孩子对于人间“爱”者“父亲”、“母亲”温情的记忆，由此促使鲁迅作为“人之子”的觉醒与反抗，从而发出响彻百年的呼喊：“救救孩子”！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节日自然是孩子的天堂，而《五猖会》中的“父亲”、“母亲”，在鲁迅的记忆里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孩子们期盼的“迎神赛会”到了，当“我们”欢天喜地地“笑着跳着”就要出发时，“父亲就站在我背后”，让“我”背《鉴略》，而素未谋面的“母亲”竟是一个“默默地静候着我们读熟，而且背出来的”和“工人、长妈妈”站在一起的“旁观者”，一个“无力反抗”亦“无法营救”的形象。[11]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也自然在“忐忑着”，“担着心”背过了，自然，孩子的兴致也因此消失了，并不“高兴”，“没有什么大意思”。事件过去三十多年，“我”还要追问：“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五猖会》因了“父亲”的以“背书”印象冲淡，而《无常》一篇则是回到“记忆”本身所书写的“五猖会”内容），这令人不快的往事是“父亲”留给鲁迅至为深刻的记忆。那种“父亲”的封建家长的绝对权威，让毫无反驳抵抗能力的孩子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12]表现出鲁迅式的敏感、觉醒与呼喊。

　　在鲁迅“压抑”的童年生活里，自然也有不少“孩童的快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可亲可爱的“长妈妈”给我讲“美女蛇”的故事，给我增加了无限“险趣”。值得注意的是，在看“五猖会”后，“长妈妈”又一次出现， “长妈妈”与“闰土的父亲”表现出对孩童自然的平等的关爱。而使“我”告别可爱的百草园的，是“家里的人”（是“父亲”，还是隐藏在后面的“母亲”？）把“我”送到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在童年鲁迅的眼里，是惩戒和管束的意思），这里也影像出“严父”的形象，好在“方正、质朴、博学”的“我的先生”在“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很相宜的”，所以，“三味书屋”成为鲁迅“百草园”美好童年的继续，是一生最为美好的记忆。但寿先生不肯解释“怪哉”这虫，“不高兴”且“有怒色”，同样扼杀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鲁迅式的孩子所不解的。

　　“父亲”在鲁迅童年是一个威严的“强者”形象，但突发病变继而病倒的“父亲”，由“我”与“母亲”的所“依赖者”变成“被依赖者”，则完全变成一个“弱者”的形象，是在“我”与“母亲”的相依为命、怜悯、屈辱与无助中，消解了童年鲁迅心目中高大而威严的“父亲”形象。《父亲的病》一文，记载了鲁迅少年时代至为沉痛的一件事，祖父科场案刚过，父亲病倒，加快了家道中落。作为家里的长子，每日出入奔波于“质铺和药铺”之间，只期以稚嫩的肩去“救救父亲”。但以“医者意也”的所谓“名医”中医，为了赚钱并推卸责任，不惜动用“瞒”和“骗”，用“炫奇”的“巫术”的方子，开一些莫名奇妙无法找到的“药引”，“拖”了几年，将“父亲”逐渐推向死亡的边缘，并“日重一日亡故了”，而面对“父亲”的苦痛，“我”表示出日益奔波的疲惫与渺茫，无奈且无助。甚至于后来留学东瀛学习西方医学，其原旨就是为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在鲁迅内心世界里，由“父亲”的“病”继而到“父亲”的“死”，则彻底毁灭了鲁迅的“梦”，一个童年鲁迅心目中最可崇敬的“父亲”消逝了。

　　《琐记》里确实有许多琐碎的记忆，如“母亲”因为我们吃冰，“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和蔼”可信的衍太太竟然用卑下的“流言”中伤，“我”如同“掉在冷水里”，连“母亲的爱抚”都不敢面对。[13]家道的艰难，“父亲”的病逝，故乡的令人失望和难以容身，迫使鲁迅决计走出这个给他带来无限绝望与伤痛的故国，由南京而东京，开始了鲁迅新的人生的路。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回忆”，有“情趣”，有“疗伤”，有关于“父亲”、“母亲”的“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它“叙述了童年时代的私塾生活”与快乐的“百草园”时代，记录了“父亲的患病及其悲惨的死亡”，作者背井离乡谋求新路，去“南京上学和东瀛日本的种种经历”，它即有“辛亥革命最后的社会状态，风俗人性”，又有对亲人、伙伴、“良师挚友的怀念”。[14]《朝花夕拾》“展现了的是一个人间至爱者，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爱’与‘死’的童年体验的追记与成年的思考”，[15]但无论家道的中落，还是“父亲的病”和“父亲的死”，留给“我”生命记忆的都是极其灰暗而绝望的，唯有那个具有“伟大的神力”和“发自天性的质朴的爱”的“长妈妈”，与给予他“不倦的教诲”与伟大的“博爱”的“藤野先生”以及可爱的 “百草园”才是鲁迅生命里最可追念的亮色。

　　二、“藤野先生”、“长妈妈”——关于“父亲”、“母亲”的文化想象

　　在《朝花夕拾》最有代表意象的是鲁迅笔下两位特殊的人物，“长妈妈”与“藤野先生”，下面我们就文本进入讨论。《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一开始就大谈如何“憎恶”长妈妈，而“一连串充满贬义的词语（如：实在不大佩服，不耐烦、烦琐之至）中读出一丝温馨，一种爱恋”。[16]那些“貌似严重”的带有一些可笑的缺点恰恰显示出长妈妈那么“善良可爱”。[17]

　　在鲁迅童年时代，“长妈妈”——一个保姆，却承担了“母亲”的角色，不仅哺育了“我”，而且在精神世界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慰籍，起到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鲁迅那时候非常“渴慕”有一部《山海经》，而那位虽喜欢“小友”又“和蔼”的远房叔祖又无法满足孩子这份渴望。在“可望而又不可及”的时候，可敬可亲的长妈妈竟然为他买回了鲁迅儿时“最心爱的宝书”，只听到“长妈妈一声高喊”，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境界”，“从‘哥儿’的称呼，‘三字经’的误读，快人快 语的说话语气中”，我如同“霹雳”、“震悚”，这真是“伟大的神力”。[18]这真是令“我大喜望外”，长妈妈“并非学者”，但“别人不肯做的，或不能做的，她却能成功”，对于“哥儿”的“疼爱”与“慈爱”，这里寄托着鲁迅“深沉强烈的尊敬与怀念”。[19]从理论上讲，最可能满足孩子愿望的应该是“父亲”和“母亲”，不知是他们忙于生计，还是漠于关心孩子的情感需要。这期间，鲁迅的情感虚空，“父亲”、“母亲”的缺席，始得“长妈妈”作为童年鲁迅身边最亲近的长亲显得格外重要。

　　长妈妈是一个“没有了孩子，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乡下妇女”，保持着“生的坚韧”和对生活的热爱，对于“我”一个幼小者，更是表现出长妈妈作为“人之母”给童年鲁迅所带来的“不会重来的童年时光”。[20]在与“长妈妈”平等的相处中，“往往心中涌出那人性中固有的的，早已被压抑了的亲情。”艾青对“我的保姆——大堰河”满怀深情，“呼唤逝去的母爱，”鲁迅对“长妈妈”的追念，也正是追念 “独有这一份慈爱。”[21]而最后的仰天长啸：“‘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这在鲁迅作品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22]在我们的阅读经验里，不止一次从鲁迅的语句里读出这样的误读：“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您怀里永安我的灵魂”。不仅仅请求“地母”来“永安她的灵魂”，还有“我”的灵魂的安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