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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 ——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更新时间:2009-07-14 11:15:43
作者: 李慎之 (进入专栏)  

  当时他当秦王已经有二十五年了,统一中国以后,他首先就让群臣给自己上尊号为“皇帝”。这是合远古所谓三皇五帝而言,其尊贵是从来没有的。皇帝自称日“朕”,历来称为“民”的百姓则更名“黔”首“。他既然扫灭诸候,并吞六国,就索性废除了有近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县制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又分为若干县,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统治,同时统一全国的文字与度量衡,筑驰道通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所谓”车同轨,书同文字“,或者是所谓”混一车书“,”并冠带之伦“。在两千年前,秦始皇的这些作为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所以唐朝的李白说:”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的李费则尊之为”千古一帝“。这些都是他应得的赞畅,但是到二十世纪,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就已经不折不扣地是落后而且反动的了,只是他的伟烈丰功却还是压在中国人的心头,而始终不敢改弦更张,或者虽有改变而又藉尸还魂,变本加厉。

  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年统一中国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国为止,两千一百多年间的中国政治制度,除了汉初有过若干年分封诸王的反复外,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由于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中国经济制度基本上也没有什幺大的变化。这就是有名的中国停滞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学术界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以所谓五阶段论(即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过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的理论)的影响。不断有人论证,到明朝末叶即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侵略,中国自己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来。但是这只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而据另外一些学者如傅筑夫、顾准等人的研究,则中国早在周秦即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因为政治上的极权专制主义而始终发展不起来,一直到西方帝国主义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资奉主义才得以艰难地成长,却又因为政治制度的束缚而始终不能顺畅地发展。我是比较相信后一种说法的。中国专制主义的理论前面已经谈到中国专制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体系(我主张称之为理统),然则它的理论是什幺呢?

  历来作为主导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脉是儒家。唐朝的韩愈与宋朝的朱嘉甚至制造出一个道统来,把《尚书。大禹漠》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撅中”说成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坷”的所谓“十六字心传”,是以后又经韩愈、朱嘉传之后世的“道统”。事实上,即使不说这只是虚妄的捏造,光把儒家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脉,也是极其偏颇的。应该明确,法家在缔造中国文化传统@亦即专锚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其作用决不亚于儒家。儒法互补,儒法交融,这才构成中国专制主义的核心理论,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统,或日理统。首先,不但秦始皇在建立大帝国的时候,就纯粹是按法家的思想统治天下的,而且秦之所以富强,以至被六国视为“虎狼之秦”,又是秦孝公任用商鞍励精图治一百多年的结果,商鞍当然是儒家所鄙视的法家。法家虽然刻薄寡思,但是在两千几百年前要做到富国强兵还真是有办法。不过,秦政苛暴,二世而亡,从统一算起享国才十五年。汉承秦制,后世又承秦汉的制度,虽不无斟酌损益,但是到底没有什幺根本的变动。所以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千真万确的。虽然毛泽东自己实行专制主义,还要扬法批儒,无非是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给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中国自己的道统作根据。但是他明确指出法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看到大反传统的五四先贤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在学术上倒是颇有贡献的。

  不过,法家相信“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毕竟太肃杀了一点,施政效果也可以从秦二世而亡这一点上证明不怎幺样。因此,到汉文帝的时候,贾谊作(过秦论》就批评秦“仁义不施”;到汉武帝时,用董伸舒的建议“罢熟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都尊崇儒学,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法家则自秦以后即不得其传,没有一个学统,道统亦隐而不见。于是形成一种成见,认为儒学是中国学术的王统。其实,法家的思想早已融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坤而千古不能废了。以至北宋的苏东坡部说:”读书万卷不学律,致君泽民总无术。“”儒主礼乐而法崇刑赏“,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使之增加一点”仁义“,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国都有”儒表法里“,”内儒外法“,或”阳儒阴法“的说法,实在是不错的。事实上,汉武帝的玄孙,后武帝十三年当皇帝的宣帝就对自己的太子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前汉书。元帝纪)所谓霸道与王道杂用,说的就是法家与儒家并用。这一点,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是十分明白的。再看一看号称尊崇儒学的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竟因为看到孟子书申有对帝王不敬的话而勃然大怒,差一点把他永远革出孔庙,就更加清楚了。

  南宋的儒学领袖朱嘉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只能慨叹:(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儒家的”德治“或”礼治“的理想始终末能实行。不过,认真说起来,法家也有理由对这千五百年之间的治道表示不满意,因为”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的”铁面无私“的”法治“理想(注意:此之所渭”法治识是法家反对儒家的“德治”、“礼治”的说法,决不是建立在现代民主制度上的“法治”),也从来没有得到贯彻,在朝廷执法的过程中,也不知有多少“拉关系,耗人清”的徊私枉法的事例,申国的专制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在这种不儒不法,亦儒亦法的状况下延续了下来。而且儒家也自有其严酷的一面,它与法家都尊崇绝对皇权。即以上面所说的自以为中兴儒学,传承道统的韩愈而言,他在著名的《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个“诛”字,实在是够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就是这个韩愈,硬是替两干多年菏的周文王做了一首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殷纺王认罪效忠的《菱里操况说什幺“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这原本应该是十分可耻的一句话,倒成为于年来申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不过,锯我的同学唐振常教授的考证,韩愈此话“是微词,是反语,是渍极的咒骂”。但是我本来并不知道这些,倒确实是靠了这两句话发扬自己的奴性即佳,才渡过了被划为右派后思想上极其艰难的最初两年。我确细还有不少与我抱同样心理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是以亲身的经验验证了专制主义主宰中国人灵魂的实际的。

  中国人总是把佛教融人中国文化评价得非常高,以为中国文化特别富有包容性,殊不知释氏与道家所谓“二氏之学”虽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对儒学的精致化与形而上学化有所推动,但是对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教礼俗来说,与儒家和法家的主流作用是无法相比的。印度人欣赏的“佛法平等”,硬是被中国的专制主义挤得无影无踪(当然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远不如印度的种性制度严酷)。倒是佛教给中国引入了印度的地狱与西天极乐世界的信仰,对中国人相信因果报应的心理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还带动了所谓“中国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发展,又从而带动了一大批“邪教”从白莲教到义和团“…的发展。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的实际生活也起过不小的作用,但是始终取代不了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五统地位。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民族都曾有过专制主义的历史,若不是如此,洋文里怎幺会有上面举出来的那幺多名词呢?要比较各自的特点,非学贯中西不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学力,但是笼而统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也勉强可以说出一些特点来。

  第一是资格特别老。从秦始皇称帝算起,专制主义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比起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长得多了。

  第二是儒家虽然未必能如康有为、陈焕章以及今天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就是一种宗教,但是它确实具有某种神学的品格。本来从孔孟起,儒学就把天或道与人事相联系,特别是从董仲舒开始,把皇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体地联系起来,形成一套颇为完整而又精微舆妙的理论,使皇权具有神圣的意味。从来皇帝的尊号中都有“奉天承运”、“继天立极”这样的字样。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戴上这样神圣的光环。我了解外国的情况很少,只知道在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国家中,王权或皇权部要受到上帝或安拉或者他们的仆人教会的制约,基督教国家的国王或皇帝登位后还要由教会来加冕。中国的皇帝则是直接通于天的,他是唯一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当然的圣人,一切都由他作主。藉外来的术语来说,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其实,因为中国的政与教由于儒法两家都有“君师合一”的传统,历来就分不清楚,所以也许还不如说“政教混一”更为确切。第三个特点就是把专制主义人情化,也就是有名的“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三纲六纪本来就是从家人父子的亲情出发的。所谓“孝弟其仁之本欤。,再转到忠君上,所谓”途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再转到天的头上,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循环纠结怎幺样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网,而最后落实到皇帝的绝对专制上。

  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都称为“臣民”(subject),现在有的学者也把这套到中国人身上,说中国人只有臣民心态而没有公民意识,中国的出路就在让臣民社会演化为公民社会。其实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还是不够确切,中国老百姓的实际地位是无法翻译成洋文的“子民”。历来说“天子抚育万民”,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又是百姓的严父,百姓对皇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又比外国的臣民对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层。

  这一传统之深可以从前几年还唱彻神州大地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歌声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被打成右派或三反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以后,一面表示服罪,一面在内心对自己说:”被党打了,就跟被爹娘打;还能怎幺样呢?这些话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那样就是不服罪,就是继续反党。等到平反以后把这些思想公开出来,却又居然被认为是“政治觉悟真高”的标志。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人并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

  第四个特点是“大一统”。《春秋公羊传》固然有大一统的说法,认为周天子应当做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但是只有到秦始皇才在事实上做到,以后就成为定制。虽然中国的历史上分分合合,正如《三国演义》上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毕竟是合多分少。即使是分的时候,其中一个比较强的国家也总是要处心积虑,力争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而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国家,地处亚洲的东方,至少从秦起就是世界第一大国,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又老早就是世界第一大民族。所以中国虽然一再被北方来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丽他们又都不得不“师汉法”,也就是学习汉民族的文化以统治汉民族,金元之际为一代儒宗的元遗山甚至还伙同别人请蒙古的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呢!

  第五个特点就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这也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而形成的。中国历史上屡次受到外族的人侵。但是任何文化较低的北方游牧民族都不能改变而只得接受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事实上,古代西方的罗马帝国,也是因为北方蛮族的入侵而灭亡的,这些蛮族的文化也远低于罗马帝国,他们也不得不被罗马的文化所同化,但是他们不是化于罗马的政治制度而是化于罗马人信奉的基督教。结果是成立了许多分立的封建小国。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共主,但是第一,这只是一部分国家;第二,罗马皇帝的统治是松松垮垮的。因此,据后人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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