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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栋虹:论企业家产权制度建设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更新时间:2009-07-09 15:42:45
作者: 丁栋虹  

  因而促进生产异质型人力资本活动的分工和专业化,产生经济增长。所以,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但在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对企业家的私人剩余索取权是不加保护的,企业家不仅缺乏明确的所有权这个一级产权,如财产资本所有权、技术资本所有权、创新资本所有权和信息资本所有权,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无论是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还是凭此获取收入的收益权,这些二级产权的行使也均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张宇燕 1992:129)。尤其是,目前的国有企业企业家报酬标准主要是按行政级别而不是按企业家对企业的发展贡献而定的,一大批卓有建树的企业家通过自己的贡献使企业起死回生、成长壮大,但同时,企业家自己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回报,企业物质资本的巨大发展和高额利润增长与企业家异质型人力资本贡献的低回报及低收益之间数量不平衡,这种结果导致一些企业家心态失衡,并成为一批把曾经名不经传的小企业发展成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的著名企业家在临退休的时候基于“不捞白不捞”的心理犯下经济错误的基本诱因。

  其三,在企业家缺乏所有权的产权制度基础上,以代理化为核心措施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企业家成长与经营行为的产权制度激励与产权制度约束脱节:产权制度激励效率普遍较高、但产权制度约束效率普遍低下。产权制度激励效率普遍较高与企业家拥有经营权尤其是其中的收益权紧密相关,而产权制度约束效率低下与企业家缺乏所有权的“零产权成本压力”紧密相关。在“零产权成本压力”下,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1)创新活动严重不足。企业家缺乏主权利和剩余索取权,加之在公有制经济下的委托——代理制度中,由于委托者监督代理者动力和手段上的缺陷,代理者偏离乃至损害委托者的活动空间要明显大于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同样的活动空间,“零产权成本压力”下,国有企业企业家缺乏考虑企业创新问题的压力,而囿制于上级主管部门的组织和制度安排。(2)行为非边际报酬递增性约束。企业家的本质是实现自身拥有的异质型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的经济职能,但在“零产权成本压力”下,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更多地不是积极实现自身的经济职能,促进企业的实际经济发展,而是着力于企业利益分配,也不热衷于实物产业的生产与经营,它所注重的是对“投机性”行业和领域的投资,首要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迅速增殖,其企业政策的制订与施行,政治目标往往优先于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因此十分关注上级主管部门对其自身的主观评价。调查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企业家关注市场与企业发展严重不足,3/5强的企业经营者最关注上级主管部门的评价;近1/5的企业经营者最关注企业职工的评价;在最关注社会评价里,民营企业的比重大大高于其他几种类型的企业;而对企业所有者或老板的评价的关注,集体企业不到8%,国有企业不到5%。

  事实上,经营权也不可能与所有权完全脱离关系。按照两权分离的现行政策,我国企业已经具有包括生产经营决策权在内的14项权力。但是根据调查,目前落实9项以上的仅占1/4,有些企业反映连零头都落实不了。由此看来,以两权分离为指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举措十分欠妥,并已成为国有企业企业家行为较大面积失范的基本原因。对此,学术界已经开始了深入的反思(杨小凯1993;杨叔进 1994;Williamson 1996; World Bank 1996;俞建国 1997)。但是,在改革抉择上,对此问题的重视迄今严重不够。

  中国的制度变迁,现在还站在企业家产权制度建设的起点上。

  

  参考文献:

  

  [1] Baumol, W. J. 1990: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893-921

  [2] Lee, Keun 1994: Making Another East Success in China: From Reform to Growth,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3] Putterman, L. 1995: “The Role of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4] Tullock, Gordon 1980: “Rent Seeking as a Negative-Sum Game.” in Buchanan, J.M.; Tollison, R. D.; Tullock, G. Eds: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U.S.A.: Texas & M University Press, pp. 16-36.

  [5] Whyte, M. K. 1995: “China’s Economy on Eve of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6] World Bank 1996: 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Williamson, O. E. 1996: The Mechanism of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法〕保尔•芒图 1983:《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 [9] 〔美〕格鲁奇 1985:《比较经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 〔美〕杨叔进 1994:“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问题探讨”,《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11] 俞建国 1997:“‘两权分离’是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误读”,《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2期。

  [12] 黄仁伟 1993:《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3] 钱乘旦 1988:《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

  [14] 傅筑夫 1980:《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上海:三联出版社。

  [15] 陆费逵 1929:《实业家之修养》,上海:中华书局。

  [16] 杨小凯 1993:“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汤敏、茅于轼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17] 张宇燕 1992:《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 丁栋虹 1998a:“异质资本与制度变迁的性质”,《当代财经》,1998年第2期。

  [19] 丁栋虹 1998b:“企业家、企业家成长与异质资本”,《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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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需要区别的是,讨论企业家制度与讨论企业制度,立足点是不一样的:讨论企业家制度,是把企业家当作主体(Subject),把企业当作客体(Object),即主体是人性化的;讨论企业制度,是把企业当作主体,而常把企业家当成客体,即主体是物性化的。

  [2] 在以前的研究成果中,笔者将这种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定名为异质资本(丁栋虹 1998a;1998b)。经过同行学者(尤其是厦门大学陈甬军和李文溥教授)的指点,现定名为异质型人力资本,但基本内涵未变。笔者谨对两位教授致以诚挚的感谢。

  [3] 按照企业家历史断代划分,属于业主型企业家类型。

  [4]  1998年5月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中国职业归为八个大类,共一千八百三十八个职业。这部大典将中国职业归为八个大类,第一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第四大类:商业、服务业人员;第五大类: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第六大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第七大类:军人;第八大类: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其中,企业家与党政官员依然被归在同一类,即党政干部类,依然没有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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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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