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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栋虹:论企业家产权制度建设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更新时间:2009-07-09 15:42:45
作者: 丁栋虹  

  对突发的事变有思想准备;不仅能随机作调整而且能利用它使企业有所变化;不仅对新的技术、组织或商业思想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能从中做出符合自己企业的最佳选择。第二种是低异质型人力资本类型。这种类型企业家感到变革和未知事物的威胁,倾向于依赖和维持现状,认为可预测性可以促进对现有资源的有效管理,而不可预测性将会产生危害。大多数企业家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构成第三种类型的企业家。越是靠近高异质型人力资本类型一端的企业家就越富有企业家精神,而越靠近低异质型人力资本类型的一端则越缺乏企业家精神。当存在十分有效的产权激励时,如涉及他们独立的经济利益,大多数人自然地趋向高异质型人力资本类型一端,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大胆地去争取它,竭尽所能去聚集他们个人的智力、精力和资本。反之,个人产权利益与企业产权利益发生冲突时,许多企业家都会压抑甚而消除企业家精神的激发,采用削减成本或降价等易于衡量的短期方法来维持现状,巩固他们的地位和增加他们的薪金,即使这些方法的结果无助于甚或有损于企业的长期利益。

  企业家的本质在于实现其拥有的边际报酬递增的经济职能。正是从边际报酬递增这个角度出发,在一个经济社会里,由于异质型人力资本形态的转换(从财产资本,经技术资本、创新资本,向信息资本转换),企业家的主导类型就从业主型企业家,经发明家型企业家、经理型企业家,到专家型企业家演变或扩展。在这种企业家主导类型转换的过程中,内在转换的不是所有权,不是所有权从所谓的所有者转向所谓的管理者;内在转换的是企业家主导类型拥有的异质型人力资本形态,是其异质型人力资本形态从先前的形式转向现实的形式。在这里,经理型企业家所谓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是表象,是虚假的表象,真实的内在事实,是新的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权替代了传统的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权,是管理权与新的异质型人力资本所有权的结合。

  因此,企业家队伍的优化并不是自发的;象盖茨、格罗夫这样一大批专家型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出现在美国,并逐渐取代原有的经理型企业家而占据企业家类型的主导地位,不是偶然的。正是通过信息化制度变迁措施,实现企业家产权制度的深入发展,增进知识产权的个人效用和利益,才使一些拥有信息知识尤其是技术发明决策能力的人成为高异质型人力资本者,成长为新一代的卓越的企业家。

  

  二、 企业家所有权制度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家历史成长不足的制度根源

  

  与企业家成长的异质型人力资本模式及其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实践相背,在中国,制度变迁的结果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异质型人力资本形成的所有权制度供给不足,也就是说,导致企业家拥有的异质资源向异质型人力资本转换的所有权制度供给不足。

  其一,科举制度使企业家与企业家成长及其产权要求被排斥在制度变迁的理性对象之外。这方面以鲍莫尔和塔洛克的研究见重。鲍莫尔(Baumol 1990)比较了中国的古代科举制度、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和政教制度,以及现代的各种类型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他得出结论说,所谓企业家资源,即具有开拓精神、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人材及其才能,在各个社会中都是存在的。同时,这种资源又是有限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制度为企业家资源的发挥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如果社会制度为企业家资源的非生产性的应用(如科举试第)甚至破坏性的应用(如骑士争斗)提供了比其生产性的应用(如科研、经营工商等)更高的报酬,企业家资源就会被引离生产性的用途,社会生产力就会停滞甚至倒退。所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是快是慢,主要地不是取决于该社会企业家资源的多少优劣,而是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机制对企业家资源的引导和发挥。为此,他提出三条定理:(1)各时代各社会间,决定企业家资源的各种用途酬劳的游戏规则,很不一样;(2)各个社会企业家资源应用的方向因上述游戏规则的不同而不同;(3)企业家资源在生产性领域和非生产性领域的应用配置,对于一个社会技术创新及其应用推广有着深刻的影响。鲍莫尔更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影响企业家资源在生产领域起作用的因素往往与政治法律方面的寻租机会相联系。过高的税收,政府对经济事务过多的干预,过于繁杂的法律系统,低下的行政效率,都可能产生鼓励企业家资源作非生产性应用的机制。比如过高的税收不仅使生产性活动的报酬减少,也使逃税、避税活动的报酬增加,也同时使其他非生产性活动的报酬相对增加。

  塔洛克(Tullock 1980)以寻租理论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企业家制度的相背。本来,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标准,并无不可。问题是,中国封建制度下当官的地位和收入都是任何其他职业难以望其项背的,而科举又几乎成为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严重的是,科举竞争所要求读的书,仅限于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的部分内容,考试方法又是刻板的八股文。这样,大批社会精英和优秀人材都把毕业的精力花费在钻研对社会生产力进步意义不大的学问上,真正能当上官一展鸿愿的人少之又少。难怪随着科举制度日益完善,中国社会也日益陷入生产力停滞的境地。

  其二,政权不稳定导致产权不稳定,使得中国历史中企业家产权制度的稳定性严重缺乏,产权制度的实际变迁方向与理性方向相佐。产权离不了政权,仰赖政权保护,政权的稳定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产权的稳定性。中国历代王朝都希望长治久安,但结果总是一枕黄粱,漫长中国封建社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权缺乏稳定性:其间,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命长者二三百年,命短者几十年、十几年,兴亡交替,不暇稍息;自周至清,其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十几个大王朝和百十个小朝廷的变迁。在每次变迁中,并不意味着地主阶级[3]作为一个阶级离开过统治舞台,但作为这个阶级的具体成员,其中的绝大多数确实曾随着旧王朝的灭亡而破落,甚至沦为新王朝下的自耕农或佃农。即使在同一朝代里,地主的地位也会因土地兼并而发生变化:在每一个王朝初期,大多数土地在国家所控制的自耕农手里,国家有较为稳定的收入,从而有较为安定的国势;尔后,随着朝代的更替和土地的兼并,人口和土地日益集中到新的地主豪绅集团手里,这正因了《袁氏世范》《治家》哉:“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七册)关于“千年田,八百主”的描述,则突出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产权界定缺乏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成长所必需的所有权制度供给严重虚置,虽然能够通过起义、暴动、革命暂时拥有所有权,但严酷的政治与经济规律使之常常昙花一现。

  其三,缺乏所有权条件下的、租佃经营主导的制度变迁结果难以产生真正的企业家行为与企业家。中国封建社会在宏观范围内产权界定缺乏稳定性的结果,导致在微观范围内,农业生产以租佃经营为主宰。中国封建土地关系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两方面:(1)土地所有的高度集中。一方面,地主依靠侵占、兼并、强制收买、抵押等办法,集中社会大部分的土地归已所有,而另一方面,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直接担当农业生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和雇农,则处于无地或少地的境地。例如建国前全国土地的分配中,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70—80%的乡村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员却总共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2)土地利用极端分散,以租佃经营为主宰。地主阶级虽然占有广大的土地,但一般都不自己雇工经营,而将土地分割租给农民耕种。根据土改前在华东及中南一些乡村的调查材料,乡村中全部出租土地约占全部土地的60%—70%。由于土地的分割出租,零细的小农经营就在中国农业中占有绝大的部分。

  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租佃经营的条件下,土地利用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问题严重抑制了地主和租户对土地进行合理利用和改良投资的积极性。在这方面的真正问题是谁支付维持合理利用和改良的成本问题。因为这些维护和改良增加了地主土地的使用价值和生产能力,所以往往假设由地主承担成本,但地主又反对这样做,理由是他们认为改良的收益的全部或部分由租户得到了,当地主进行了投资而没有调整分成租率时,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租户也不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特别是在短期租约的情况下,原因是:(1)不能确定能否有足够的租期以得到投资的全部收益;(2)无法得到租期结束后的剩余好处;(3)投资使地主财产有更高的收益,对其他租户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可能导致地租的增长。结果在租佃经营情况之下,地主和租户双方都不愿对土地进行维护和改良上的投资。结果正如傅筑夫(1980:226)先生所说:“中国虽然代代都因土地兼并而使土地集中,但却永远不会有对土地进行大量投资的租地企业家的出现。”中国自古出商人、投机商,很少出真正意义上的实业家、企业家。

  

  三、 企业家产权分离是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行为失范的基本原因

  

  从企业家产权制度建设角度分析,我国现实经济改革的成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非国有经济改革的初步成功,其原因正是初步建立了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产权制度:农村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经济特区及沿海经济所形成的企业家成长的产权制度环境,其企业家来源的主体是农民、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和地方官员,这也是俄罗斯没有的(Keun Lee 1994)。美国家庭问题专家怀特(Whyte 1995)甚至认为,在这方面,中国特有的家庭产权制度对企业家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在农业,农业生产单位从生产队走向家庭,产权的变化强化了企业家行为的激励机制(Putterman 1995)。但同时,在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有经济改革却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企业成长的困境,其原因也正是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国有企业企业家所有权制度――在西方企业家产权制度不断高度化和我国历史上企业家所有权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的现实改革却呈现出使企业家产权分离的基本状况:企业家仅仅拥有经营权(二级产权),而不拥有所有权(一级产权)。产生这种情况的改革政策背景是:

  其一,企业家依然没有成为制度变迁的理性对象。企业家产权制度建设只有在企业家主导制度变迁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性实现,但在我国现实条件下,一方面,企业家社会群体合法性依然不足。企业家具有远远超出个人特性的社会功能,企业家对社会变革的贡献程度反映了社会本身赋予他们合法性的程度,社会对他们的需求越大和对发挥企业家功能的资源配置量越大,企业家要素的供给就会越大。但我国的制度变迁,迄今没有明确规定企业家阶层的法律地位。法律上,有阶级的划分,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有职业的划分,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但没有根据所有权和经济职能进行的阶层划分,如雇主和雇员的划分,董事、经理和雇员的明确划分。[4]许多社会成份是相互重叠的,内涵也很模糊,也就谈不上赋予明确的权利和地位,以及法律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企业家参政议政权严重不足。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家“为国根本”,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意识及传统深厚、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企业家的实业经营及其进取精神更显可贵和值得肯定,正如中国近代史上大民族企业家、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的陆费逵(1929:13)所说:“实业家努力进取,以充裕其生计。夫财为万事之母,无财则百事俱废。”在此基础上,企业家参政议政是保证政策具有实用性和先进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但迄今,中国的企业家没有真正进入参政议政的轨道上来,是受政策施行影响的主体,但不是影响政策制定的主体,改革的部分演进也只是使企业家可以议政(如进入政协),但还难以参政(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十分有限),这一切与企业家作为发展与改革主体的地位极不相称。

  其二,非企业家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没有充分满足企业家自身成长对所有权的要求。一方面,企业家主权利继续缺乏。目前我国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一般都是行政机关任命的(或变相任命的),没有通过市场的等价交换这一获得财产支配权的法定方式,这样,他们所拥有的经营权只是一种从属的权利(即从属于主权利的权利),即以主权利的分授和转移为限度的,他们绝大部分还不具备原本主体的地位。另一方面,企业家一直缺乏剩余索取权。企业家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起着类似专利制度的作用,它可以间接地对企业家不可触摸的异质型人力资本定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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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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