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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东: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

更新时间:2009-07-09 14:29:31
作者: 崔永东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题为《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该文先后刊于《学衡》、《科学》、《清华周刊》等杂志)的演讲,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之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后来的学术发展史印证了王国维的预言,研究甲骨文、简牍与敦煌写本的学问都成了二十世纪的显学,产生了诸如甲骨学、简牍学和敦煌学这样的分支学科。上述新材料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并改写了中国古代史。王国维还指出:“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从而在方法论意义上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

  

  一、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研究方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研究方法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体会到如下两种方法对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研究裨益甚多:一是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结合的方法,一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方法。

  (一) 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互相结合

  从法律文化的视角看,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是法律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制度是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法律思想(主流法律意识)是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法律制度是法律思想的外在表现,法律思想往往决定了法律制度的特色与风貌。

  美国著名法学家弗里德曼在《法律制度》一书中说:“任何法典背后都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提示我们,法典与思想之间有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任何法典背后,都有其思想观念的基础。一个社会的主流法律思想必然是其立法的指导思想。

  早在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瞿同祖先生的大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的“导论”就指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研究任何制度或任何法律,都不可忽略其结构背后的概念,否则是无法了解那制度或法律的,至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这些概念中,我们才能明白法律的精神,体会为什么有这样的法律。”[1]这种见识非常高明,它告诉人们,只研究法律制度而不研究法律制度背后的思想观念,那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也就不能了解“法律的精神”。瞿同祖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特别注意探索“法律的精神”及其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专门探讨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瞿同祖先生的上述言论具有方法论意义,而其著作也为后来的法律史研究树立了一种新的范式。

  利用中国古代的法律文献来研究当时的法律文化或法律史,就不能不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史与法律制度史。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就应特别注重儒家、道家与法家的法律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使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成为封建时代重要的治国方略;并使道德主宰法律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南。又如,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使休养生息政策成为汉唐初期的基本治国方略,也使法律宽和成为当时立法的指导思想。再如,法家的“重刑轻罪”思想不仅成为秦代的治国方略,也成为当时的立法指南。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史,就要注意考察法律制度(法典)背后的思想基础。如研究《唐律》,就应看到“十恶”、“八议”等制度背后的思想基础正是儒家的“礼法合一”论;研究《秦律》,就应看到轻罪重罚的种种规定背后的思想基础正是法家的重刑主义;等等。

  总之,那种将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人为割裂的研究方法是不利于把握法律文化的全貌的。如果研究中国古代法典而不注意探寻其背后的思想基础,那么就会导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而有碍于研究深度的开拓。

  (二)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参证

  出土文献(地下文献)与传世文献(纸上文献)相互参证,是国学大师王国家维提倡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使其在历史研究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一书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水产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二重证据法” 即出土文献(“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纸上之材料”)相互参证的方法,这一方法是相当科学与先进的。该方法也成了当代历史学界普遍推崇的研究方法。

  出土文献为中国古代史(包括法律史)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并为改写中国古代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出土文献因未经后人篡改,故有得天独厚的可信度。它既可以印证传世文献中的记载,也可以弥补传文献的缺失,还可以纠正传世文献的错误,同时又能匡正后人研究中的一些误说。

  例如,郭店楚墓出土的简本《老子》就可纠正现代学界关于老子研究中的一些误说。简本《老子》云:“学者日益,为道者日员(损)。员之或员(损),以至亡为也,亡为而亡不为。”今本《老子》于“学者日益”前有一“为”字,简本脱漏。“为学”与“为道”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向,前者需要不断积累,后者却需要不断减损(知识和欲望的减损)。“亡为”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说行为主体的“为”应合乎道,即合道之行为便是“亡为”。“亡为”是以消除贪欲和诈知为前提的,贪欲和诈知所驱动的行为当用“有为”这一概念来表示。如此说来,简文是说求道者不断减损贪欲及各种虚假的知识,最后即可“亡为”了,一个“亡为”的人因其行为合乎道,所以反而能“亡不为”即取得成功。老子并不反对人们通过正当的途径去建功立业,他反对的是那种以不正当手段追求功业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受贪欲和诈知驱动的,并极易转化为犯罪。故老子提出了“损”的修养方法,即减损贪欲和诈知。这里应指出,前一段时间有一种流行的误说,即认为老子只讲“无为”,不讲“无不为”,其根据是帛本《老子》中没有“无不为”三字,今本第37章中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帛本中作“道恒无名”。著名学者高明先生说:“通观帛书甲、乙本之全面勘校,得知《老子》原本只讲‘无为’,或曰‘无为而无以为’,从未讲过‘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本不出于《老子》,它是战国末年出现的一种新的观念,可以说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改造。”[2]今观简本,可知其说不确。“亡为而亡不为”也是老子法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念。

  简本《老子》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有关《老子》的最早抄本,因此它可以在文字上纠正今本(王弼注本)《老子》中的一些错讹脱漏之处。

  简本说:“夫天多期(忌)韦(讳),而民尔(弥)畔(叛)。”此语在今本第57章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竹简整理者据此认为“天”后脱一“下”字。“忌讳”就是法律,“多忌讳”指法网严密。今本“贫”字,简本作“畔”(叛)。据前者,其义难解,因为天下法网严密与民众贫穷并无必然关系;据后者,则文义畅通。正因为天下法网严密,人们动辄触法,终于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故背叛法律者反而有增无减(按老子主张法律宜轻缓宽疏)。仅仅一字之差,即能证明简本优于今本。依照简本的文义,“畔”就是违犯法律,这说明,老子对人的守法心理和犯罪心理有着独特的体会。试想,统治者乐以刑杀为威,对百姓动辄杀戮,百姓则会以此为家常便饭,从心理上说也就很难产生恐惧感了,法律的震慑作用由此也就失效了。百姓一旦不惧怕法律,违法犯罪不就不可避免了吗?

  简本说:“青(清)胜然热,清清(静)为天下定。”今本作“清静为天下正”。学者把“正”字或译为“首领”,或译为“君主”,或译为“标准”等等,笔者认为均显迂曲,倒是简本作“定”语义甚明。“清静为天下定”者,言君主行清静无为之政才能使天下安定。故可说简本之“定”字较今本之“正”字为优,前者当系原文。

  出土文献还可以弥补传世文献中的缺失。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四千余枚竹简,简文内容多为先秦兵书,其中既有《孙子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又有一些古佚书,如《孙膑兵法》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据专家考证,简文的抄写时期约在西汉文、景、武帝三朝。简本《孙子兵法》共有两千六百多字,超过宋本《孙子兵法》全文的三分之—,并且与宋本在字词上有所出入。另外,还发现与《孙子兵法》有关的佚文五篇,共有一千五百多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把五篇佚文列为“下编”,其余则列为“上编”。关于《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成书年代,吴九龙先生认为“在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之前,至少也去商鞅变法不远”[3]。并谓十三篇多为齐国法律史料。篇题木牍载有“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上扁(篇)、下扁(篇),凡十三”等字样,整理小组据此把这批材料定名为《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其中《上篇》、《下篇》不明所指;《守法》、《守令》内容不易分清,合为一篇;而《委法》只有篇题。故十三篇中实际上只有九篇简文。

  笔者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传世文献中的《尉缭子》长期被视为“伪书”,银雀山汉简证明此说不确。而《孙膑兵法》早已失传,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该书,甚至怀疑孙膑是否史有其人,银雀山汉简中的《孙膑兵法》填补了兵法史史料方面的一大空白。作为齐国法律史料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系首次发现,填补了齐国法制史料的空白,特别是其中《田法》有关“岁刑”的记载,更使我们对中国有期徒刑制度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

  另外,出土文献中的龙岗秦简弥补了传世文献中有关秦朝法制史料的缺失,睡虎地秦墓竹简弥补了传世文献中有关秦国法制史料的缺失,张家山汉墓竹简弥补了传世文献中有关西汉法制史料的缺失,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帛书《易传》中的《二三子问》等五篇古佚书及帛书《德行》(或谓《五行》)等弥补了先秦儒家典籍的缺失,帛书《黄帝四经》使失传千载的道家黄老学派经典得以重现,填补了道家法律思想史料的一大空白,郭店楚简中的《盖庐》也弥补了当今学界关于兵阴阳家法律思想研究资料的匮乏,等等。另外,甘肃武威汉简中的《王杖十简》与《王杖诏书令册》印证了传世文献中的尊老制度,河北定州汉简《文子》印证了今本《文子》也有诸多可信之处,“上博”楚简《缁衣》与今本《缁衣》、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简本及帛本《老子》与今本《老子》等等也有诸多交相印证之处。

  

  二、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史料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十余年来,从地下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这批文献学术价值极高,其中一些是久已失传的文献,填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另有一些可补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其错误,或能对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加以印证。

  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很高,不仅为哲学史、学术史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而且为法律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写中国古代法律史。正因如此,所以每一次出土文献的公布都会引起海内外法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进而引发一轮学术研究的热潮。

  本文在此重点介绍与商周秦汉时期法律史研究有关的出土文献,并探索其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一)甲骨文与金文中的法律史料及其价值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代后期王室的占卜记录(又称“卜辞”),内容涉及祭祀、战争、渔猎、婚姻等等,其中一些内容与法律有关,如关于“五刑”制度(黥、劓、刖、宫、大辟)及其他刑罚制度(还有一些独特的刑名)的记载,是探索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最原始、也是最可信的记录。又如,有关商王“代神立法”、“代神司法”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神权法观念。清末学者刘鹗于1903年编印了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1904年,孙诒让撰写了第一部分研究甲骨学的专著——《契文举例》。在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史方面,以王国维的成就最大,他所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记》所记商王谱系确实可靠。历来甲骨出土的总数,估计有十五万片左右,1961—1983年编辑并出版的《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共十三册)收录了六万余篇甲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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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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