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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东:论中国古代的法律自然主义

更新时间:2009-07-09 12:12:45
作者: 崔永东  

  而且还有维护宇宙自然秩序的作用,它是合乎宇宙的自然法则的。《象传》的这种观念对封建社会的司法理论影响甚巨,如《汉书•刑法志》云:“圣人既躬明哲之心,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惠慈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颜师古注曰:“震谓雷霆也。”《唐律疏议》亦云:“《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惩其未犯而仿其未然……。”这与《象传》的观念一脉相承。

  再看《象传》的说法。《旅•象》:“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贲•象》:“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旅卦之下卦为艮即山,上卦为离即火,其卦象是山上有火。此卦实是以火比人之明察,以山比客观事实。君子以此为法,力求对犯罪事实认识全面,明察秋毫,然后慎重断狱,不可拖延。《贲》卦之下卦为离即火,上卦为艮即山,其卦象是山下有火。其意也是说君子当以此为法,对政务、诉讼之事应明察。可以看到,《象传》把“山”、“火”这类自然现象与狱讼之事联系了起来,反映了一种司法自然化的倾向。

  《中孚•象传》云:“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中孚之上卦为巽即风,下卦为兑即泽,风吹泽上,风动水波也动。此以风比德政,以泽比民众,“泽上有风”指统治者施德政于民,德政在司法上的表现就是减免刑罚,延缓死刑。这反映了一种对司法问题作自然化处理的方式。再看《大有•象传》:“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大有之上卦为离即日,下卦为乾即天。其卦象是日在天上,象征太阳普照万物。君子以此为法,制止邪恶,显扬善行,以顺应天道之美命。“顺天”之“天”即天道,也就是自然法则。“遏恶”当然靠法制。“遏恶”是“顺天”即顺应自然法则,这一思维模式当然是法律自然主义的。

  《节•彖传》:“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象传》:“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伍振甫注曰:“节以制度:用节度来制定各种法度,如制定法律、礼仪。不伤财,不害民:按照法律礼仪,贵族的享受和行动,要在法律礼仪规定以内,要求不伤财,不害民。泽上有水,《节》:泽上有水,要加以节度,即不使水泛滥成灾。水涨时要筑堤坝。数度:数指礼仪的等级。度指法度,包括法律、礼仪。数度是要求人遵守礼和法,德行是要求人遵守道德。”笔者按,《彖传》所言“天地”指天地之道,即自然法则。君王效法天地之道,制定制度(法律、礼仪等),这种制度也就变成了自然化的制度。节卦的上卦是水,下卦是泽,水流入泽中,本身就有节制的作用。《象传》要求君王以此为法,制定法律、礼仪,这也反映了一种法律自然主义的价值指向。

  请再看《周礼》。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的称其成于西周,有的说它成于春秋,还有的说它成于汉代,但较多的学者认为它成于战国后期。假如后说是可信的,那么可说《周礼》反映了战国时人的观念。《周礼》的篇目是: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考工记第六(该篇早佚,系汉代学者以《考工记》补之)。这是按天地春夏秋冬的顺序排列的,其中的“秋官”就是主管司法的(“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等等),体现了秋季行刑的司法自然主义观念。梁治平说:“《周礼》六官,本身即是按照天地四时之数排定的。以秋官为司寇,正是取其肃杀之意。……四时的变化,包括秋日的肃瑟残败之象,在古人心目中都不是某种诗化的意象,而是颇具实体意味的。一切自然的生命之间都会有某种交流,甚至无生命的自然也与人息息相通。生命的荣枯与世事的流变遵守着同样的法则,这法则或者是道,或者是天,或者是理,总之,是自然的秩序。”

  那么,法律自然主义的观念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曾有学者认为周初的“天讨”、“天罚”说标志着法律自然主义的起源,但愚以为当时的“天”并非自然,而毋宁说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的一段记载值得注意:“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刑以秋冬”反映了一种刑罚自然主义的观念,它标志着法律自然主义的诞生。但此时对该问题并无比较详细的论说,而且也未把法律与天道(自然法则)联系起来。至战国时期,对法律(立法、司法等)与自然(自然现象与自然法则等)的关系才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法律自然主义的理论趋于成熟化了。这正是我们在《黄帝四经》、《管子•四时》、《礼记•月令》、《周礼•秋官司寇》及《易传》等战国文献中所看到的情况。

  清末著名律学家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行刑之制考》中专辟“行刑之时”一节,其收录的材料颇有价值,兹移录于下:《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注:“顺秋气,政尚严。”……邱氏浚曰:“自古断决死刑,皆为孟冬之月。凡有罪人于死刑,必先讯问详谳之,至于是纯阴之月,乃施刑焉。……。”又曰:“刑者,阴事也。阴道属义,人君奉天出治,当顺天道肃杀之威,而施刑害杀戮之事,所以法天时行义道也。然秋之为秋,所以成乎春,义之为义,所以全乎仁,有春而无秋,则生物不成,有仁而无义,则生民不安。……。”

  沈家本就此评说:“古老行刑在于何时?他书无可考见。惟此言孟秋戮有罪,仲秋斩杀必当,季秋毋留有罪,是行刑之实在秋令,当为古法如是,康成所谓顺秋气也。季秋既曰毋留,则凡死罪之应行刑者,皆在三秋,而秋后即无复有斩杀之事。……邱氏谓古人断决死刑皆在孟冬之月,恐未然也。曰戮,曰斩杀,曰毋留,可知死罪之当决者,三秋之月皆可施行。过此,则非其时矣。”笔者按,沈氏此言,是说只有秋天才是行刑的季节,而冬季行刑“则非其时矣”。若仅就《月令》的记载看,沈氏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当时的司法时令观只限于秋季行刑说,因为从其他古文献看,当时是流行秋冬行刑说的(冬季也可行刑)。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两位美国学者撰写的著作,即德克•布迪(Derk Bodde)与克拉伦斯•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Law in Imperial China)一书。该书在“法律与宇宙和谐”一节中认为,在中国人看来,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因为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意识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密切关系。道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宇宙论者”或“自然主义论者”的创造物,其基本看法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通过无数的相关物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其中任何一方的秩序紊乱都会引起另一方相应的不安定。该书还指出:“在法律儒家化的同时,还存在一个或许可以称之为法律‘自然化’的过程。法律自然化的含义在于:法律的内容逐渐吸收广义的天人合一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人类必须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界相适应。法律自然化的最显著表现是:死刑的执行日期,只能选在秋季或冬季,春季与夏季禁止执行死刑。”两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法律史上也存在一个法律“自然化”的过程,这种说法是新颖和深刻的,它揭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值得进一步全面系统地予以研究。

  在法律自然化的过程中,汉代大儒董仲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老庄的天人合一观念、黄帝之学的秋冬行刑理论、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的先德后刑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德主刑辅”的立法主张和秋冬行刑的司法时令说,并得到了统治者的采纳。可以说,董仲舒的思想是法律自然主义从理论形态通向制度形态的桥梁。打开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有关天地、阴阳、德刑的言论俯拾即是:“阳为德,阴为刑”;“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等等。这就赋予了“德主刑辅”说以自然的根据,对后世封建社会的立法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唐代长孙无忌主持编撰的《唐律疏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根须而成者也。”又说:“古先哲王,则天垂法,辅政助化,禁暴防奸,本欲生之,义期止杀。绞、斩之坐,刑之极也。……二者法阴数也,阴主杀罚,因而则之,即古‘大辟’之刑也。”可见,《唐律疏议》中所反映的立法思想正是“德主刑辅”,而它又是“则天垂法”的产物,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在这里又得到了表现。关于司法时令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中讲到:“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汉书•董仲舒传》也记仲舒之言曰:“圣人法天而立道……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明确主张秋冬执行刑罚。此种观念与《黄帝四经》和《管子•四时》并无二致,但经过了董仲舒的提倡,它才从学术理论走向了法律实践,为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所奉行。《隋书•刑法志》云:“圣王仰视法星,旁观习坎,弥缝五气,取则四时,莫不先春风以播恩,后秋霜以动宪。是以宣慈惠爱,导其萌芽,刑罚威怒,随其肃杀。”《唐律疏议》也有“睹秋霜而有肃杀”的说法。这些均反映了一种司法自然主义的观念。

  当然,司法时令说在封建时代的思想界也并非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唐代柳宗元就在《断刑论》一文中驳斥了司法时令说:

  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使秋冬为善者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后罚,则为不善者必懈。为善者怠,为不善者懈,是驱天下之久而入于罪也。驱天下之人入于罪又缓而漫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为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赏,则人勇而有劝焉;为不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罚,则人惧而有惩焉。为善者日益有劝,为不善者日益有惩,是驱天下之久而从善远罪也。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运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

  上述言论指明了四时赏罚说的谬误所在,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采纳,秋冬行刑仍被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实行,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正如《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的作者在该书第一篇第十一节中所说:“迟至清代,法律‘自然化’的痕迹仍然能从法典中看到。《大清津例》中适用于某些类型的杀人案中的‘复仇’的概念就是一个典型。”

  那么,顺时行刑之制到底在何时开始实行的呢?有个别学者曾认为“西周是我国秋冬行刑的起始时代”,但这一说法是可质疑的。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考辨,提出了如下认识,即秋冬行刑之制不但不始于西周时期,也不始于春秋时期,尽管春秋时期有不少关于秋冬行刑的记录,“但是,春夏行刑的事例同样俯拾即是。据初步统计,《左传》中明确指出行刑季节和月份的案例共113件,其中春夏刑杀者61件,占54.8%;秋冬刑杀者52件,占45.2%。春夏刑杀的比例如此之高,当是春秋本无秋冬行刑规定的反映,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礼坏乐崩。况且,春秋时人对于春夏施行的刑杀,从未有人从时令是否适当的角度加以评论。再者,春秋时没有羁押贵族的牢狱,不论上举案例还是秋冬实行的刑杀,一般都是断案后立即执行,未见死囚监狱待决的记载。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春秋时并不存在秋冬行刑春夏停刑的制度。”这种结论是有说服力的。从有关史籍看,顺时行刑之制开始于西汉。

  《汉书•窦婴传》载:“乃劾婴矫先帝诏书,罪当弃市。……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沈家本曰:“《张敞传》西汉时春至即不行刑。此《传》言十二月晦者,明冬月止未尽一日,恐春至不能行刑也。”《资治通鉴》也记此事,称汉武帝“元光四年十二月晦杀魏其侯于渭城”。胡三省注曰:“汉法以冬月行重刑,遇春则赦若赎,故以十二月晦论杀魏其侯于渭城。”这是关于西汉秋冬行刑的最早记载。《汉书•张敞传》又载:“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是时,冬月未尽数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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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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