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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东:从出土法律史料看古代预防犯罪思想

更新时间:2009-07-09 11:38:39
作者: 崔永东  

  

  一、 从云梦秦简看秦人的预防犯罪思想? 

  

  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的秦简中,有《语书》和《为吏之道》两篇,其中对如何预防犯罪问题颇有探讨。要预防犯罪,须首先认清犯罪的原因。《语书》云: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注释]所谓“乡俗”,指一地的社会习俗,引文句意谓:一地有一地的社会习俗,不同的社会习俗使人的行为模式也不相同,不良的社会习俗会把人的行为导向损害民众与国家利益的方面。这是把犯罪原因归结为社会“恶俗”。但《语书》中又特别强调了人的“淫失(佚)”、“间(奸)私”和“私好”之心即各种膨胀的私欲与犯罪的关系,而《为吏之道》则直接把犯罪原因归结为人的“贵货贝”之类的乱欲,这就点明了犯罪的人性原因。? 

  认识到了犯罪的原因所在,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犯罪呢?综合《语书》和《为吏之道》的材料,我们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教育。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律教育,这是法家提倡的;另一种是道德教育,这是儒家提倡的。从《语书》的内容来看,主要是法律教育;从《为吏之道》的内容来看,主要是道德教育。下面分别述析:? 

  (一)《语书》提倡的犯罪预防手段:法律教育? 

  《语书》指出:? 

  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 

  这就明确说明了法律教育的目的。通过法律教育而使民众清除贪欲和恶俗,从而成为合乎封建法律的“善”人。在这里,《语书》的作者实际上是把“为善”和守法结合起来,对于一个具备法律意识的人来说,他自然会按法律的要求去做。合法的行为即“为善”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完全合法,那么他就是一个完美的“善人”。? 

  法律教育的任务是由各级官吏来执行的,即法家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语书》把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还是“恶吏”的一个标准。官吏本身只有首先熟知法律,才能教育百姓也熟知法律,官民皆知什么行为合法,什么行为非法,当然就不会去犯罪了,此即《语书》所谓“吏民皆明知之,毋巨(?)于罪”之意。这与商鞅所说的“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商君书•定分》)一段话相比可谓异曲同工。? 

  (二)《为吏之道》提倡的犯罪预防手段:道德教育? 

  《为吏之道》与其说是一些官吏守则,还不如说是一些对官吏进行道德教育的箴言,其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之处昭昭可鉴。它主要反映了儒家的犯罪预防思想。? 

  文中强调了对官吏的道德教育,其目的正在于预防官吏的犯罪。通过对官吏进行道德教育,使各级官吏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即“反赦其身”或“正行修身”,从而使自己“止欲去愿”,“审悉无私”[注释],这样自然就不会去犯罪了。? 

  另外,它还教育各级官吏必须做到:“精薭 (洁)正直,慎谨坚固”,“兹下勿陵,敬上勿犯”,“毋喜富,毋恶贫”,“除害兴利,兹(慈)爱万姓”,“处如资(斋),言如盟,出则敬”,“喜为善行,龚(恭)敬多让”等等,这些都是道德修养的内容。它们无不打上了儒家伦理想想的烙印。特别是所谓“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郡鬼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也)”[注释]之类的言论,几乎是儒家有关言论的转述。? 

  笔者认为,《为吏之道》虽然融合了儒、法、道诸家的思想,但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儒家的伦理思想成为其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它强调通过道德教育而使各级官吏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用道德规范来严格约束自己的私欲,使自己不致因私欲过分膨胀而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正是其犯罪预防论的核心所在。? 

  

  二、从银雀山汉简看齐人的预防犯罪思想?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简文内容既有《六韬》等多部先秦兵书,又有多篇战国时期齐国的法律史料〖ZW(5〗见《守法守令等十三篇》〖ZW)〗,其中一些内容就探讨了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问题。? 

  简本《六韬》云:? 

  民之于利也,□之如冬日之,……民(怨)生。明罚则民……所从,不知所去。使民各得其生,[□□□]□。[注释]简文残缺严重,现据《群书治要》本予以复原: 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阳,夏日之阴,冬日之从阳,夏日之从阴,不召自来。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几,不可数动,动之有凶,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民怨生;明罚则民慑威,民慑威则变故出;明察则民扰,民扰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恶,不知所从,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注释]这段话一方面讲老百姓皆有求利之心,如果统治者不“先定其所利”,即不首先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百姓则不能“各安其所生”,就会因生计所迫而犯罪;另一方面又讲过分的赏罚(“明赏”、“明罚”)即滥施赏罚也会导致“民怨生”和“变故出”。显然,前者是探讨了犯罪的人性原因及其预防措施,而后者则是探讨了犯罪的政治原因及其预防措施。? 

  简本《六韬》又说: 

  败法乱刑,上不知觉,亡国之则也。大上好化(货),群臣好得……。 

  “亡国之则也”,宋《武经七书》本作“亡国之时也”。后一句,《群书治要》本作“夫上好货,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其乱至矣”。简文乃言如果君王好货,群臣则会贪财,由此而导致败法乱刑、作奸犯罪,君王若对此不加注意,则亡国灭身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这是把统治者过分膨胀的私欲作为犯罪的根源。? 

  简本《六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所谓“凡民者,乐生而亚(恶)死,亚(恶)危而归利”即是明证。如果人的好利之心过分膨胀,就会引发犯罪。因此,统治者应想办法抑制人的好利之心,而不是“?以利饵”,否则“争心乃起”。争心一起则会不择手段,从而导致作奸犯科。这同样是对犯罪的人性原因所作的探讨。? 

  简本《六韬》还指出:愚弗能正,故与民争生。上劳刑蘩(繁),民忧尚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认为首句“宋本作‘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末句宋本作‘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案简文乃言愚人治国不能清静无为,而是与民争利,为了限制人民与其争利,便劳心于密设法网,结果导致人民动辄触犯法网,由此而刑繁罚多,使民忧惧而逃亡。这就说明,统治者的多欲、有为和酷法是导致人民犯罪的重要原因。? 

  那么,怎样才能预防犯罪呢?简本《六韬》提出了“圣人务静之”的主张,即要求统治者清静无为,如此才能使民心稳定、天下太平。简本《六韬》又具体解释道:? 

  天有恒刑(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同生,而天下静矣,大(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无以予之而自富。 

  此段文字在宋《武经七书》本中作:“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为而自富。”据此可补充简文,使文意通畅。简文所论治道乃杂揉了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与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当然《六韬》乃以前者为上,以后者为次,但认为两者均可使民心安定并服从政令,这样自然也就预防了犯罪。? 

  请看简本《六韬》所载吕尚的如下一段言论:? 

  [□]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国非一人之国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归之。? 

  此段简文残缺过甚,可据宋刻《武经七书》本《六韬》予以补足。宋本此段文字作:?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由此可见,所谓“仁”、“德”、“义”等等正是对君主的一种道德要,这种道德要求无疑体现了一种儒家的道德精神。证诸简本《六韬》另外所言“王其 (修)身,下贤,惠民,以观天道”以及“君方(秉)明德”等等,足见其对君王的道德修养之重视。根据《六韬》的观点,君王治理天下应上顺天道,下应民心,而君王重视道德修养是做好这两件事的前提。君主有了仁义之德,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即可以其人格力量感化民众,民众即可自觉向善,当然也就不会犯罪乱法了,君王由此也就能无为而使天下大治了。若从现代犯罪预防论的角度看,君主个人的道德人格对民众有一种感化作用,从而导其自觉向善,这显然是一种预防犯罪的道德手段;而君主推行无为之治或仁义之政,则是预防犯罪的政治手段。? 

  简本《十二篇》中的《要言》篇对君主和官吏也提出了修身的要求:? 

  民不亲,为之于身。……治家莫如穑(啬),治官莫如公以直矣。身不治,不能自葆(保)。家不治,不能相?(聚)。官不治,不能相使。国不治,非其主之有也。肥六畜者益其食,肥民人者少其使,肥国家者饬其德。废私立公,为国之纪也。爱民如赤子……亲贤如父……。[注释]从中可以看出,《要言》一篇论述治国之道,重在统治者的道德修养,统治者只有自身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真正推行爱民、惠民之政。另外,统治者的那种高尚人格的力量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使社会逐渐形成一种良风美俗,犯罪现象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当然,《要言》的作者也并未忽视法制的作用,你看他说:? 

  失民失法,罪死不赦。……大国事明法制,饬仁义……。……重法而祙(轻)利)。……敬法如师……。这正是其识见高明之处。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道德的作用固然非常重要,但法制同样也能奏效。道德与法制两手,对统治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要求统治者尊重法律,以法为师,轻视私利,对不得民心而又违犯法纪的官吏要严惩等等,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比较严肃的法制精神。当然,这种法制必须与德治相辅而行并且以德治为主。在《要言》篇中,我们看到了儒家德治思想与法家法治思想的合流。? 

  

  三、 从马王堆帛书看道家的预防犯罪思想?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黄帝四经》,是先秦道家“黄学”派的代表作,其中对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 

  首先,该书对导致犯罪的人性原因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对策。它认为,人的贪欲是导致人犯法作乱的根源。《经法•道法》说:? 

  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注释]这与老子所谓“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一语有相似之处。《黄帝四经》并不否定人的一切欲望,对人的合理欲望还是肯定的,它否定的只是那种不知足的贪欲即过分的欲望,它认为人若放纵这种欲望,就会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从而导致作奸犯科,此亦即《称》中所言“?(弛)欲伤法”一语的意思。例如,《黄帝四经》对人的“成功”欲是肯定的,但又说:“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央(殃)。”这就是说,如果人在成功以后还不知足,志骄气傲,欲望恶性膨胀,则会给自身招来灾祸。《称》中所言;“耆(嗜)欲无穷死。”如果人欲望过盛,贪婪无度,则会危及自己的生命。《经法•亡论》把“纵心欲”视为“三凶”(同上)之一,也是这个意思。《十六经•顺道》云: 

  正德,好德不争。 

  此把“好德”(优良的品德)与“不争”联系起来,说明了它对不争的肯定。但这里的“不争”并不是要人毫无争心,一个与他人一无所争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个“不争”是指不要有非分之争,或指不可搞不正当竞争。对比《十六经•五正》所载“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之语,以及《十六经•姓争)所载“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之语,可证笔者的理解不误。此二句中之首“争”字均指不正当竞争而言,而次“争”字均指正当竞争而言。人生在世,如果不树立正当竞争的态度,当然也就“毋以成功”了。由上述可见,帛书《黄帝四经》乃是把贪欲(过分的利己欲)当成导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贪欲会使人产生不正当竞争之心,而不正当竞争的后果必然是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从而破坏法律秩序。那么,怎样防止人的利己欲恶性膨胀呢?《黄帝四经》提出了德教的办法,通过德教来提升人们的道德品质,使其自觉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黄帝四经》告诫人们,做人必须重视“积德”,明白“德积者昌,[殃]积者亡”以及“德溥(薄)而功厚者隋”的道理。在《十六经•雌雄节》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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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史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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