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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新青年》的精神初始

更新时间:2009-07-08 18:38:16
作者: 邵建  

  

  五四运动今年90年了,最近连续几家杂志约写有关五四和新文化的稿子,说要纪念。如果反思也是一种纪念方式,这才比较适合我。

  包括新文化在内的五四运动向被称为启蒙运动,这个称谓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假设,社会蒙昧,只有那几个启蒙者才清醒。设若如此,不妨看看他们是如何启蒙社会、尤其是启蒙青年的。《新青年》是新文化由此而发生的一份杂志,我现在找出它的第一卷第一号,是为了考查这份杂志诞生时的精神初始,看它是以什么样的观念和思维引发了后来的文化运动。

  《新青年》姓“新”,新文化也姓“新”,惟新是进,乃是这份杂志乃至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青年杂志》创刊号即刊有《新旧问题》一文,新文化运动对新旧问题的态度由此肇始,并贯穿始终。

  署名汪叔潜的这篇文章首先把新旧问题视为国运的枢纽:“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新道德旧道德,甚至交际应酬亦有新仪式旧仪式。因此,从国家到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宇宙大千,本为多元,该文将无限丰富的多元归纳为新旧之二元,这是一种简单的化约。针对该文自己划分的新旧之争中的三种态度:伪降派、盲从派和折衷派,作者不仅“恶乎”前二者,“尤恶乎折衷”,因为它的主张是新旧调和,“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如果这是二元并立的观点,但,该文的价值观却是二元对立,作者的态度很直截:“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

  当多元并为二元,这二元又绝对不能相容,你死我活之后,结果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元了。从多元、二元到一元,后者越发成为《新青年》的文化走向。《新青年》以新自居,在理念上,它容不得旧,因而呈现为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在态度和语气上都很决绝,带有绝对主义色彩。作者认为西洋文化“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则字之曰旧”。新旧本为天地之自然,哪怕就是植物一株,新枝旧叶,亦为同时。可是,在《新青年》那里,新旧之间,“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该文暗含严复进化论的思想,适者生存的“适”,被突出为生死存亡间的斗争。势至于此,新与旧便成了一种只能是排中的选择:“如以为新者适也,旧者在所排除”,“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最后,作者用极端的语气再度重复了自己:“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

  从立论到表述,此文很典型地揭橥了《新青年》和新文化一以贯之的文化表现,它的症候形态不妨为一元、绝对、排他和独断。这就是《新青年》的精神初始,也是它的价值底色,同时亦是它从一开始就搭建而成的文化框架。从它新店初开到它大张其势,非但未见其转折,反而借助五四从文化走出,以运动方式广之于社会与政治,且愈演愈烈,以至形成一个百年不绝的传统。这就是我们走过的一个世纪,而且是至今为止尚未终结的世纪。当然,终结云云,不是时间维度,而是价值维度。在价值之维上,可以注意到,和上述表现相反的一些价值,比如多元、宽容、调和、相对等,《新青年》非但没有,而且反对。当然,《新青年》里有个胡适之。胡适不是没有发出这样的声音,但这种声音从来不是主流;而且胡适自己在这一点上,亦不免知行分离,比如他当时对文言及旧文学的态度。进而言,形成世纪影响的是新文化中的陈、胡、鲁,但,最终是陈独秀和后来居上的鲁迅形塑了新文化的传统而非胡适。如果日益边缘化的胡适还可以作为多元与宽容的精神表征;那么,陈独秀和鲁迅则活生生地人格化了什么叫一元、什么叫绝对、什么叫独断和排他。

  《新青年》问世,即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己任,此文声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但,近现代以来,系统传播西方文化,非自新文化始,而是自严复始。严复以一人之力,系统译介各种西学,并以自由主义为中心。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非但没有根本冲突;相反,越至晚年,他越是努力调适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中西文化势不两立,非自严复始,而是自新文化始,由此开始一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颇为喜剧的是,新文化标举西洋,西方自由主义的多元与宽容,它却没有学来;它视传统为仇雠,传统中“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的绝对主义逻辑,它却发挥得穷形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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