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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定:《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 (下)

更新时间:2009-06-29 23:21:17
作者: 刘世定  

  

  三、《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和当代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某些概念中的某些内容,在另外的学术传统下,以另外的面目作为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表2 列出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某些重要理论,并和《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以及刻画其他社会体系的概念相对应。

  下面,我们概而述之。

  

  1. 对自然演化的社会秩序的关注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思潮。就现实性而言,有关理论是在对借助政府力量人为建构制度暴露出诸多弊端的情况下重新认识传统、惯习、文化传承等力量在社会秩序维持和延续中作用的产物。就理论思考的推进而言,则是认识到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和理性设计、建构制度的巨大成本后的学术转向。比如,这一领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就强调,人类的文明,有赖于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的秩序,不是人类设计形成的结果,而是在无意之间遵循某些传统的、道德的做法而形成的。[2]1

  对自然演化的社会秩序的研究,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费教授有关礼治秩序、礼俗社会的概念。不过,当代的研究比费教授走得更远,其重点不是强调在现代社会中那种非人为建构的力量的势弱,而是强调现代市场制度恰恰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2. 以人们的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中为基本假设和研究视角的当代网络社会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之一。由于解释力的广泛有效,其研究领域已经超出传统社会学的边界,进入到经济学等相邻学科。比如,格拉诺维特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3] ,怀特关于厂商间关系和市场的研究[4] ,博特关于厂商竞争地位的研究[5] ,乌兹关于金融活动的研究[6] ,都把人际关系作为重要因素引入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样的概念也为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所接受,比如,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来也开始重视“network”、“socialcapital ”这样的概念,并试图在自己的学科中为其定位。贝克尔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在他近期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正式使用了“network”、“socialcapital ”概念[7] 。2000 年,世界银行出版了Dasgupta 和Serageldin主编的名为《社会资本》的书,收录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8] 网络社会学的当代发展不仅是使用网络分析技术于人们行为轨迹的描述,而首先在于人的行为假定。“嵌入于人际关系网络”意味着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在人的行动中的重要性,也就是承认了广义的“差序格局”(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广义的”差序格局,而具有特定社会规范内容的差序格局,如费教授曾谈到的以自己为中心、距自己最近的是家,然后是家族……那样的一种差序格局,可以称为“狭义”的差序格局) 。这个假设同时放弃了“原子化”个人的假设。[9] 而费教授作为“差序格局”对照的西洋社会“团体格局”中对人的假设,是像一根根独立的柴,其团体则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可以看到,这很类似于“原子化”个人的假设。现在,“西洋社会”中的网络社会学家在分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时候,已经放弃那样的假设了。

  

  3. 与差序格局相联系,费教授提出“维系私人的道德”概念。对此,我们除了可以沿着上面已经谈到的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引申之外,还可以从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来作一些相应讨论。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经济学家明确意识到制度的建构和运行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建构完全的制度并实施之成为不可能,从而制度——不论是法律层面的制度还是私人合约层面的制度——的不完全性成为一个基本设定和新的研究的起点。问题在于:在不完全的制度下,社会是怎样有秩序地运行的? 遵循交易成本研究思路的经济学家把眼光投向了非正式规范和人格化关系。在人格化关系中,非普适性的、私人间的规范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私人秩序。[10] 这种私人秩序补充着不完全的法律、合约制度,共同影响着社会的运行。

  固然,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其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私人间的规范和私人秩序与费教授所说的“维系私人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它们各自属于不同的学术脉络并在不同的情境中提出。然而有必要看到,当社会科学家们在现代社会的运行中再发现“维系私人的道德”的存在价值时,回观费教授早年的研究并对其进行再研究,不是别有一番意义吗?

  

  4. 在当代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 关系合约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Macaulay[11] 、Macneil[12] 、威廉姆森的研究[13] 为这一理论做出奠基性的贡献。这一理论以其更贴近现实社会的法律运行状况而区别于以往流行的古典合约理论(完全合约理论) 和新古典合约理论(承认合约的不完全性,但以完全的法律体系为后盾) ,它把研究注意力引向现实中的法律运行机制。支撑这一理论的一个基本社会事实是,不仅在前工业化社会或工业化中社会中,而且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量的合约纠纷不是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私了的,避免诉讼仍是人们在面对违约行为时的一个重要准则。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费教授相对于诉讼体系而提出的“无讼”概念。自然,这一现象既然为不同的学科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所关注,也就有来自不同学科传统和学术传统的解释。当代流行的解释强调法律诉讼的成本、完全合约的成本、维系长期关系的价值等,而费教授当年对“无讼”的解释则基于教化准则而生的打官司可耻的观念,是文化解释。我们关心的不是哪一种解释正确,也不认为承续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传统或文化解释传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解释所预设的前提。

  

  5. 费教授关于乡土中国中的“无为政治”的讨论使人很容易将之归到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理想,实则不然,他在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中发现了它的现实存在基础。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说明,费教授指出,国家权力具有工具性,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这一命题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运作的范围。这一洞见至少在当今一些学者阐述的所谓有效率国家规模理论中得到了某种呼应。比如,诺思在其名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曾建构了一个新古典国家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讨论了有效率政治—经济单位规模的边界,即对民众提供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增加的税收。[14]25 他举出了两项与国家规模有关的研究,一项是威特福格尔的治水社会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从水利系统的不可分性推出国家经济规模;另一项是弗里德曼关于政府收入类型和国家规模与形式的研究。诺思显然没有注意到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关于有为政治边界和无为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6. 当代有关政治和经济制度运行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如大团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的克服、制度的博弈分析中共同知识的形成、制度遵从过程的成本降低等,都和对意识形态的再研究有联系。这些研究都可以和费教授有关“教化”的讨论作相关链接。至于和社会结构变迁相联系而对所谓“成功的”意识形态进行的研究,则再现了费教授在“名实分离”讨论中的某些思想。[14]49 —65

  

  7. 费教授有关中国乡土社会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跃出近代以来学者们惯常使用的“民主—专制”的二分框架,而深入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提取概念,“长老统治”就是这种思考的一个结晶。虽然在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最强势的意识形态,但政治理论研究中富有活力的一个部分表现出来的意向,是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态寻求统一的基础性理解。我想举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以民主政治制度为其具体研究对象的,但他们追究的是对民主制度乃至其他形态的政治制度提供统一的分析,如广义立宪理论就是如此。[15]66 —89当然,这一派的极端抽象的研究和费教授的生动的描述实在是大异情趣,他们关注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但在研究中试图涵盖更广泛的政治形态这点上却有相通之处。

  

  8. 现代知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沉默的知识”[16] 。这一概念把被知识界主流思想长期忽视的一类知识提出来,从而扩展了人们对知识的认识范围。这一概念和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相联系,如学习理论、制度比较、制度变迁和演化、技术创新与组织等。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批评那些把农民不识字等同于愚蠢、没有知识的看法,提出和借助文字的社会相对的(有知识含量的) 文盲社会概念,在对知识的理解思路上,以及对知识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和现代知识理论有高度吻合。不过,我们不能把费教授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那种非文字的知识等同于沉默的知识,因为后者是相对于交流的知识而言的,前者则既有沉默的知识也包括部分交流的知识。

  也许需要特别声明,我强调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某些理论和费教授当年提出的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说费教授早已先驱性地奠定了当代这些理论的基础。从费教授的论述中,我看不出费教授预见到他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发展成当代这些理论的可能前景,事实上这些理论也不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我宁可承认这些联系是被我拉扯上的。然而,主要基于中国乡土社会而提出的概念,何以能够和发达的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某些受到关注的理论拉扯上联系,倒是值得思考的。

  

  四、不同类型的比较

  

  《乡土中国》中采用了比较方法来讨论中国乡土社会乃至西洋社会的特质。从“用什么和什么作比较”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模型与模型比较、模型与现实比较、现实与现实比较三大类。这三类比较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功效,不能混淆。

  

  1. 模型与模型比较

  

  比如,费教授对“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比较就属于模型与模型的比较。因为模型是研究者把他P她所关注的事物的某些特性提炼出来加以构造的,所以,模型与模型的比较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被分别提炼在不同模型中的那些特性的差异和相同点。不过,模型与模型比较得出的结论不能简单地作为现实与现实的比较的结论,除非两个模型分别相当近似地概括了两个待比较的现实的特征。具体而言,在逻辑上,“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差异,不能简单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和西洋现代社会的差异被接受下来。只有在差序格局基本上把握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而团体格局基本上把握了西洋现代社会的特点时,两个模型比较的结论才能作为现实与现实比较的一种近似而被接受。

  

  2. 模型与现实比较

  

  比如,费教授在将“差序格局”和中国社会现实比较后承认,像钱会那样的组织并不能归到差序格局中去,从而认为在中国社会中也存在“团体格局”;又如,他在将同意的权力—民主以及横暴的权力—专制和中国社会现实比较后发现,在中国社会中存在不能归于前两者而另有一种的体制——长老统治。这些,都是把模型和现实加以比较后的结果。模型与现实比较,是发现原有模型的解释边界、发现新的社会现象并加以理论概括的重要步骤。

  

  3. 现实与现实比较

  

  比如,费教授在作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在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中都存在,只不过比重不同的结论之前进行的比较,就是两个社会现实之间的比较。[1]36 —37和模型与模型的比较不同,如果方法得当,这种比较可以得出两个社会之间同异的比较具体的结论。不过,如果没有借助良好的理论模型进行的思考和分析,现实与现实的比较难免流于肤浅。(当然,在获得现实资料的过程中总不免有观念的介入,所以任何研究者把握的“现实”都是有观念架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区分这三类比较,并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才能使我们不至于把最初提取自某一个社会的概念不加斟酌地认为只属于这个社会,把最初提取自某一个时代的概念天经地义地认为仅是这个时代的特性,也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概念、一个模型的适用范围与局限。

  

  五、结语:关于本文标题的一点说明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随着这些国家的兴起,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主要来自目前发达国家的状况将发生改变,将可望有更多的来自这些国家的概念进入社会科学的学术主流。如果这个想法不谬,那么伴随中国的崛起,以中国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加之文化底蕴和巨大社会变迁所积累的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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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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