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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更新时间:2009-06-14 13:08:58
作者: 于光远 (进入专栏)  

  

  

  “阶段风波”一词是冯兰瑞最早使用的。它指的是因1979年5月苏绍智、冯兰瑞合写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文发表后,胡乔木、邓力群对这篇文章的无端指责,给它戴帽子、打棍子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事情的经过简单说来是:在1979年2月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分组会上,苏绍智、冯兰瑞作了一个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这篇文章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进行了分析。应该说这是我国学者系统地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和进行了科学分析的第一篇文章。

  

  为了讲清楚这场风波,澄清对这篇文章的不实之辞,最好请读者读一下这篇文章的全文。为此我就把它作为附录之一,附在我现在写的这篇文章的后面。

  

  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在这样几个自然段中:读者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分做三个部分:前言和第一部分讨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著作中写的“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那个“过渡时期”时的“共产主义”究竟是指“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作者认为应是后者而非前者。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提出在这个过渡时期应不应该再分做若干阶段。在这个部分中他们发表了引起风波的那一段有关当前中国属于社会哪个阶段的言论。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述按照他们的见解,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承认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性。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者是怎么论述的呢?

  

  首先他们指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小生产占优势的中中,上述过渡时期会更长一些,还未结束,然后写道:“列宁曾多处使用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毛泽东同志也讲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需要比前一阶段更长的时间。经过了后一阶段,物质产品、精神产品都大为丰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了。所以,研究社会主义划分阶段的问题可以参酌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设想,采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个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里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相应地存在着多个阶级,因而是进行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期。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那个‘过渡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时期,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后才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

  

  作者认为,马克思列宁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里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存在着公有制的两种形式,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但是还有资本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有相当比重的小生产者,工农之间还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的阶级差别,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心理仍然泛滥,生产力还没有大发展,产品也未能较大丰富。这时,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

  

  到这里作者的主张都已经完整地表达了出来,但是作者还怕引起误会,在这样的判断之后下文补写了这么一段:

  

  “那末,我们的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呢?列宁曾经说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认为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列宁这话是在1918年说的。当时苏联还没有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苏联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列宁认为是可以的。我国现在的情况同1918年苏联的情况不同,我们已经超过苏联1918年的阶段。不仅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小生产还占相当地位,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心理还泛滥着。这说明我们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发达的或者完全的社会主义。”

  

  我想读者看了上面所引的那些段落,特别是看了附在此文后面的苏、冯全文,一定会觉得他们所提出的只是我国当时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个阶段的问题。并非讨论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而且两位作者的态度,不但是严肃认真的,而且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1979年2月中旬在理论务虚会的分组上发言后,博得与会同志好评。会后《经济研究》主编征得作者的同意,于该刊第五期正式发表,不料引起轩然大波。对这场风波的开始,冯兰瑞曾写过一个材料,写道:

  

  1.胡乔木、邓力群布置对《阶段》一文的批判

  

  他们的文章发表后,六月,胡乔木在社会科学院过道遇见我的秘书胡冀燕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一,照苏冯的观点,以马克思当年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标准来衡量中国是否社会主义,那是达不到的。那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标准也可以改变。二,苏冯的文章会引起公愤。三,于光远大概事先不知道苏冯发表这篇文章吧。的确事先他们两位在发言前和拿出去发表前我都不知道。

  

  大约也是六月份,胡乔木写了一个字条给《经济研究》,指示该刊组织文章,对苏冯的文章进行批判。

  

  7月5日邓力群在社会科学院召开一个小会,布置批判《经济研究》第5期上关于《阶段》的文章。邓力群说,这篇文章提出中国是否社会主义问题。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正副秘书长专门开了会,中宣部要说话。邓力群指示发表文章商榷,要尽量快一些。反批评的文章不能发表,不能印。公开的报刊不能印,内部的也不能印。科学无禁区,但这个问题要划一个大界线。

  

  2.中宣部三次会议上讨论《阶段》一文的情况

  

  7月6日,星期五,中宣部开会,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参加者除中宣部五位正副部长外,有首都思想理论宣传战线各部门负责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纪念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讲话的宣传提纲。提纲最后部分是对当前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包括发表在《经济研究》第5期上的《阶段》一文,引了其中一句话。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看了宣传提纲后提问:这个提纲是否发出去了?答“还没有发出。”王说,这个提纲还要研究一下。《阶段》一文观点没有什么错。于是,引起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说,《阶段》一文实质是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有的说该文提出了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不可以讨论,不允许讨论。一些同志发言激动,表示要写文章批判。也有个别同志表示同意苏、冯的观点,认为不应组织批判。由于意见不一致,胡耀邦同志决定下次会议再讨论。

  

  7月11日,星期三,中宣部例会,胡耀邦主持。参加者仍是上次会议的那些单位,不过有的单位换了人。会议仍讨论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宣传提纲,自然又谈到苏、冯那篇谈阶段问题的文章。会上压倒的多数仍持要批判的意见,理由是说文章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力排众议,提出:冯兰瑞他们的文章并没有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会上许多同志说文章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我想请问几位部长、副部长是否看过这篇文章?胡耀邦答:没来得及看。四位副部长:廖景丹、张平化、朱穆之、张香山都回答:没有看。于是,王若水建议几位部长、副部长先将他们的文章看看,再讨论。胡耀邦接受了这个意见,说看了文章下次再谈。这次会上,王惠德、王揖(他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也讲了不同意批判的意见。

  

  7月13日,星期五,中宣部继续开会,先谈了关于宣传提纲的一些别的问题。在谈到《阶段》一文问题时,王若水询问:几位领导看了他们的文章没有?胡耀邦说还没有看,两位张副部长和廖副部长都还没有看。只有朱穆之看了。朱说,文章是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有一句: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朱说完,王若水立即拿出一本小册子《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即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胡乔木审阅后,念给邓小平听了两遍,邓小平点头后才发表的)。翻开小册子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说苏、冯他们的文章是有胡乔木审查后的文章为根据的。听了王若水的发言,满堂惊愕。胡耀邦当机立断,亲笔勾掉宣传提纲要批的苏、冯文章中的那句话,中宣部对此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

  

  3.邓力群、胡乔木再次布置批评,不许反批评

  

  7月10日前后,邓力群在科学院召开各经济所负责人会议,散会后党员和经济研究所的几位负责人留下,再次布置写批判《阶段》的文章,再次说明不许反批评。孙冶方当场提出异议,说这样不是与文化大革命时一样了吗?邓力群说,这是中央决定,党员要守纪律。

  

  胡乔木在国务院研究室组织了几个人整理马恩列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的材料,准备亲自写文章。一天,在举行研究收集材料的会议后。丁树奇(政研室党委书记)在走廊上碰见林子力。丁对林说:要批冯兰瑞了。林说:谁批谁要臭。研究室整材料的事一直保密。

  

  从1979年7月初到7月中旬这十天左右的时间,中宣部、胡乔木、邓力群频繁召集会议,布置批判《阶段》一文。紧锣密鼓,声势吓人。一场大批判眼看就要开始。消息传出,震惊了全国思想、理论界。苏、冯分别接到一些慰问电话。中宣部第一次会议后,有同志建议苏、冯给邓小平写信申诉。他们认为,这种作法不符合党中央三中全会精神。而且他们的文章并没有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但是否马上写信,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政研室的林涧青因病住院,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根据冯说的情况,劝告:“不要作出反映”。冯很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们就保持沉默。

  

  冯兰瑞同志告诉我,在七月下旬之后胡乔木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并说要“设法补救”。

  

  7月24日,朱佳木(胡乔木的秘书)向冯兰瑞转达胡乔木的话,要她不要误会,他不过是看了你们的文章后很着急。

  

  7月底,冯兰瑞的老伴李昌到北京医院看病,遇见胡乔木。胡对李说,他很忙,没有来得及找冯兰瑞同志谈话,很抱歉。其实他对冯的文章只有两点意见。一是方法问题,不应将马列的话一条一条的来套。马列那个社会主义一千年也实行不了。第二,这样一写,同另一些文章就混在一起了。有十几篇文章,很凶的。李昌答复他两点:1.用简单的办法不能解决理论问题;2.你说马列说的不对,实行不了,怎么说才对,你们要拿出个说法来。以后,胡乔木在北京医院又一次见到李昌,再次表示对冯兰瑞的抱歉。时间大致在当年九月。

  

  8月25日上午,马列研究会学术部举行会议,传达前几天胡乔木在马列所、文学所、哲学所、法学所、历史所五所汇报会上的讲话。在回答文学所提出当代文学史如何编法之后,胡乔木说:我顺便作一些自我批评,对苏冯的文章看得太严重了,认为不适宜讨论。对问题本身我的观点没有变化。我不应采取行政办法,提出意见之前没有先征求苏冯二人的意见,很抱歉。看了《经济研究》第8期(载有朱述先写的与苏冯商榷的文章)后,要想办法补救一下。在这种气氛下,很难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

  

  8月份《经济研究》发表了朱述先与苏、冯商榷的文章。之后,《经济研究》接到胡乔木电话,大意是说,你们登了朱述先的文章,是受了我(胡)的影响,要设法补救一下。可再找人写文章与朱商榷。据知,与此同时,胡乔木给《经济研究》写了一个意思相同的字条。两年后,冯向《经济研究》当时的负责人提出借阅胡乔木给他们的两个关于《阶段》一文的字条时,答复说,这两个字条都被社科院调走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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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冯兰瑞和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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