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于光远: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更新时间:2009-06-14 13:08:58
作者: 于光远 (进入专栏)  

  

  

  《经济研究》根据胡乔木指示,找了几位同志请他们写文章同朱述先商榷,均被拒绝。于是又打电话请苏、冯写与朱商榷的文章。苏、冯也婉拒了。

  

  后来,不知道胡乔木又看到了什么形势,重新回过头来要批苏冯,并捏造了中国有一个“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研究建国以来经济学界讨论的历史的人――我也应该算做一个――写过不少书,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过这么一个讨论,可是他硬说有,并且把冯的文章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列在首位。

  

  接着胡乔木把这个问题提得越来越高。他利用自己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起草者的便利,把苏冯的观点作为不承认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代表,不点名地写进这个历史决议中去。我也是参加这个决议起草工作的人,在1981年四、五月间看到决议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之后,特别找到胡乔木对他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这次谈话,我因为很生气,表现得非常激动。我对他说,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讲我的意见时嗓门越来越高,激动得都拍了桌子。在我的强烈抗议下,他实在没有理由一字不改,不得不在《决议》中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最后《决议》第33条的文字写成这样的一段: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在《决议》的这一条中他虽然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几个字写进去了,但是放在一个陪衬的地位,着重点还是放在批判“任何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他只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 的过程”。

  

  过了几个月,到1981年8月,中央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这时候中央有一个思想小组,它的成员有胡乔木、周扬,也有我。这个座谈会的宗旨是纠正思想战线领导涣散和软弱,抓的典型事例是白桦的作品《苦恋》拍成电影《太阳与人》上演引起了非议。但是这个会要解决的不仅是文艺界的问题,还有理论界的问题。理论界的问题是什么呢?胡乔木举不出来。会议分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界三个分组,理论界的小组就由我和孙冶方作为召集人(冯兰瑞也是成员之一)。我们组不承认理论界有什么领导涣散软弱的问题。不过胡乔木造的谣(包括造的社会科学院的谣:说什么许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话都出自社会科学院),我们这个组不承认。而且在会上大家反对不指名道姓批评这种或那种所谓错误观点的作法。关于这些,说来话长了。

  

  在这个会闭幕的那一天,胡乔木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整理出来之后编入了在胡乔木主持下编成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一些同志在长时间内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顾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胜利实践,不顾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论述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发展,教条式地宣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并且必须消灭商品生产,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承认我国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尽管这些刚建立的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毫无疑义,它们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极少数人甚至荒谬地宣称中国应该回过头去发展新民主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的宣传,不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而且还给这种思潮以一种‘理论’的依据。”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胡乔木认为,1957年以后,包括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这二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胡乔木却不顾事实地胡言乱语,同时又把矛头指向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工作者。他这次讲话时我应该在场,冯兰瑞也在场。那时我的耳朵不像现在这样背,他当时如果说了这样一篇话,我会立即作出反应,会去批评他。冯兰瑞当时也没有听见他的这篇话,她的笔记本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因此很可能是胡乔木以后改上去的。这段话我直到1998年才发现。1981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第一次写进党中央文献之中。

  

  1982年我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文件的起草仍由胡乔木在主持,在他为胡耀邦报告起草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特别使用了在我国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样拗嘴的句子。我一看就是针对苏、冯的《阶段》一文的观点写的。他不明说我也就没有指出。我还是想在胡耀邦的这个报告中写进“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不想跟他在起草组内又冲突起来。我决定在胡耀邦亲自参加定稿时提出。我想看看胡乔木还有什么话好说。那一天在读到文件的第三部分时,我提出要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而且我已想好这话写在一个地方,基本上编好了句子。我刚把话讲完,胡耀邦立刻表示应该写,当时就作了决断。胡乔木也就没有再吭声。我建议在报告稿写进的这段话开头一句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下面还有一段是想对这话作一点发挥的,不过胡乔木还是用“但是”这个话转折词又转上了他的观点,但这次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前,“尽管”两个字还是加不上去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再是一句陪衬的语言了。

  

  从1982年十二大后,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发表了很重要的谈话。谈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同日本的大来是这个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经济组的召集人,邓小平发表那个谈话时有幸在座。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讲“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清醒的。”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四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 ,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为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只是还没有敢提私人经济。还说“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的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那样的话。

  

  历史发展到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题是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次全会中央没有要胡乔木主持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而把我请去担任起草小组的顾问。胡耀邦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就在这个会议上,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重要依据。在全会决议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必须指出,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总之,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是在党中央文献中第一次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依据。决议用这一点,从实质上来批评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现实,而只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左倾空谈。在起草党中央六中全会决议时,胡耀邦说,在这个决议中我们还只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写到树立道德风尚里,但这个提法应该对我们党的工作有重大的意义,仅在道德风尚问题上写是不够的。好在十三大马上要召开。他说在起草这个决议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把它写进他在十三大要做的政治报告中。在六中全会后,他决定原来的起草小组不解散,继续考虑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起草小组的成员还同他一起去上海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我和一些同志先去,胡耀邦后到。我们当时都住在上海虹桥西郊宾馆里。

  

  后来党中央不要胡耀邦做十三大政治报告了,十三大报告交由赵紫阳去做。1987年3月26日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问题赵紫阳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中写道,他认为“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主论的根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般地泛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初级阶段,而是指由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必须经历、而不能逾越的初级阶段”。他说,“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有可能把必须避免的‘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很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的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

  

  赵紫阳对于上面我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进中央文件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因而在他给邓小平的信中写了上面三段之后,写道:“‘初级阶段’的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历史问题决议、十二大报告、精神文明决议),但都没有发挥。如您(邓小平)同意,报告的起草工作就准备循着这个思想加以展开。”

  

  从后来赵紫阳作的十三大报告来看,邓小平同意了这封请示信。

  

  在十三大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历史性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之后,第二部分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在这一部分中开宗明义:“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接着就写了这样三段: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8014.html
文章来源:冯兰瑞和讯博客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