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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兰瑞:1979年“阶段风波”的前前后后

更新时间:2009-06-14 13:01:03
作者: 冯兰瑞  

  

  

  引言

  第一、阶段问题研究的历史背景

  第二、阶段问题的提出

  第三、“阶段风波”的发生

  第四、中宣部讨论《阶段》一文的经过

  第五、胡乔木当众道歉,不久即收回

  第六、我们对《朱文》的态度和看法

  第七、胡乔木重批“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

  第八、制造这场风波 究竟所为何来?

  

  

  引言

  

  1979年7月,我国理论界发生了一场讨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风波。我和苏绍智合作的文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以下简称《阶段》)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五期发表后,两位理论权威无端组织批判,而且不许刊登反批评的文章,内部刊物也不许印。这个压制民主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国内外,制造了一场震惊全国思想理论界的“阶段风波”。作为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在198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阶段风波”的启示》,收入1989年4月出版的《猛醒的时刻》一书。这篇短文,只简略地介绍我何以要研究“阶段”问题、《阶段》一文的内容以及我的一点感想。岁月匆匆,又一个十年过去。1999年我写回忆《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不禁想起了二十年前这场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割理论界喉管的事件”,认为有必要将它记载下来。

  

  

  第一、研究阶段问题的历史背景

  

  关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思想解放的气候,突破“两个凡是”的大环境;二是按劳分配理论讨论的遗留问题;三是关于过渡时期问题讨论的情况。

  

  一、思想解放的大气候

  

  1978年11月举行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随即展开了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但是,对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否定,人们的思想还被“两个凡是”禁锢着,甚至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悼念总理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也没有平反。中国向何处去?人们都感到傍惶和苦恼,急切盼望邓小平复出。当时我工作所在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日子也不好过。这方面有关情况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扼要记述。1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在18日至22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中国的前途展现了光明的希望,也给理论界带来一片生机。

  

  在此之前,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集体写作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稍后于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两篇文章和此前举行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是对“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上的第一次突破,尤其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在这两篇文章发表后,邓小平在同政研室负责人的一次谈话时说:“现在风声不小,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常识应该不成问题”。2这里所谓“风声”可能是指这两篇文章引起的当时中央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强烈不满。真理标准的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就在一个小组会上讲:“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3这表明批判“四人帮”不彻底,还有许多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

  

  1978年冬季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会上有过许多复杂的斗争,这两个会确实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特别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讲话,为接着召开的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这篇讲话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他说:“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辩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4他号召大家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经济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幕词,讲话的内容在全会和全会公报中都吸收和包括进去了。邓小平讲话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使我国理论界受到极大的鼓舞。1979年初,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文章,就是在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

  

  二、经济理论讨论的成功和遗留的问题

  

  十年浩劫导致生产停滞,百业稠敝,国力下降,民不聊生,经济濒临崩溃。凡是有点良知的人,无不为此愤慨忧虑。

  

  “四人帮”垮台,万民庆幸。可是“凡是派”仍旧执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政策,经济理论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物质利益原则,不实行按劳分配;实践中劳动报酬还是平均主义,不允许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不能发挥。

  

  自1974年姚文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发表,引起了经济理论界思想敏锐的一些同志的注意。为了研究这个1958年闹腾过一段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我每天收集报刊上的有关文章,抄了上百张卡片,重温了马恩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无意中为后来举行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作了一些资料积累方面的准备。

  

  文革结束后,首都经济学界自1977至1978年连续举行了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集中地批判了“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诬蔑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对按劳分配及其中包含的资产阶级权利,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讨论,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前面提到的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5,对这次大讨论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都劳动,实行按劳分配,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

  

  这篇重要文章的产生与我们1977年的另一篇文章有直接的关系。1977年8月9日,苏绍智与我合作的《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政研室将这篇文章送给邓小平,小平同志看后,在同于光远等人谈话时肯定文章的观点是对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还有些放不开,要求政研室组织力量再写一篇大文章,把问题说深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于光远当天就向我和苏绍智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

  

  1977年四季度,研究室领导布置由林涧青挂帅,组织写作组撰写邓小平指示要求写的这篇大文章,我和林子力等人参加了写作。记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先写成了《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室领导看了不大满意,决定这篇不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而用笔名严实之送《人民日报》刊登。《人民日报》1978年2月27在一版发表了。领导要求重新写一篇。由于写作组的同志对我国工资问题不够熟悉,于光远、林涧青提出,向人民大学借赵履宽来参加,调整了写作组的成员。为了写好这篇文章,1977年12月,研究室决定由我带几个人去唐山开滦煤矿作调查研究,同去的有赵履宽、胡冀燕。我们出发的头一天,北京地区下了一场大雪,一路泥泞打滑,车行十分困难。途中还发生了车溅泥浆污了民兵的衣服,车证被没收,司机写检讨的一个小事故。到了唐山,满目荒凉。我们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子中,体验了一下地震灾区的人民生活。

  

  文章写好后,室领导多次修改,最后还送邓小平同志审阅,念给邓小平同志听了两遍。邓小平通过后,送《人民日报》。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第一版发表,题目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全国各大报同时转载,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同日播送。文章发表后,人民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单行本,影响很大,用现在的语言讲,产生了“轰动效应”,成为当时普遍学习的文献。例如:1978年我应邀参加的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就将这篇文章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与会代表学习讨论。由于这篇文章对按劳分配理论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澄清了按劳分配被 “四人帮”搅乱了的许多理论问题,突破了“两个凡是”,将经济理论的讨论推向高潮。

  

  但是文章对于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与理论相矛盾的现象仍然没有作出说明。文章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但还有商品生产和货币制度,而且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6。既然按劳分配及其中的资产阶级权利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那么,我们现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社会实践提出的一个困难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978年11月10日-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湖南省长沙召开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座谈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会,北京经济学界去了不少人,上诲、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和其他省都有代表参加。政研室领导让我去参加。会议由经济所所长许涤新主持,成立了以许涤新为首的领导小组,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与会同志对我国当前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原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是由于我国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少数同志坚持认为是由于存在资产阶级权利。我在最后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条件下,何以还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只有从社会发展的阶段中才能找到答案。长沙会议之后,我一直在思索在这个问题。

  

  三、学术界关于过渡时期和阶段问题的讨论

  

  从1953年到1979年,我国学术界发表过大量关于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文章。据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报刊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7(附录4),这类文章五十年代最多,共有110篇,主要内容是对于马列的过渡时期理论的体会。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界接触过渡时期理论的开始,属于学习阶段,还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六十年代发表的报刊文章较少却较有意思。35篇文章中,除了学习过渡时期理论的体会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还是一个过渡时期?是否具有过渡性?过渡时期的规律问题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1963年以前,大部分文章仍是遵循马列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

  

  到了1964年下半年,北京市委的刊物《前线》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始终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观点正如它在题目上所表示的:一、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看作“整个过渡时期”;二、这个时期始终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上,明显地反映了一种权威的观点。

  

  从经济研究所编印的目录索引中看出,缺少1965年到1973年的文章索引。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讨论在1964年到1974年间中断了十年。

  

  自1974年起又开始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讨论。七十年代讨论这个问题的报刊文章有42篇。仅从目录上看,就可发现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的文章批判 “四人帮”混淆革命阶段的谬论;有的文章讨论过渡时期的界限;有的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有的讨论我国目前处于哪一个阶段。由于1962年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突出强调阶级斗争,由于这些权威文件的影响和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以及其他报刊文章的宣传,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划为过渡时期,不再分阶段,这种观点已成定论。但是还是有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1975年我恢复工作后,重操旧业,继续经济研究,在研究按劳分配理论和参加有关学术活动的同时,也关注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

  

  

  第二、阶段问题的提出

  

  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存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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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独角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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