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

更新时间:2009-06-14 09:40:05
作者: 杨雪冬  

  

  【内容摘要】编者按: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中国也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高风险期。短短20多年发生的高速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模式、消费模式、生活模式以及认知模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等都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与改变。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需要借鉴国外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及其实践的经验。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央编译局杨雪冬研究员。下面是他同本刊记者的谈话。

  

  记者: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风险不仅来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也来自我们作为集体或个人作出的每个决定、每种选择以及每次行动。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风险社会概念的来龙去脉?

  杨雪冬:“风险社会”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围绕这个概念产生了三种理论。第一种是现实主义的,以劳(Lau)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

  第二种理解是文化意义上的,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的“灾难悖论”理论以及拉什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普里特威茨认为,我们在风险社会中认识到本来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拉什是从批判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风险社会概念无法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当前面临的境况,因为风险并不是有序排列,带有明确的结构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因此风险在当代的凸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

  第三种理解是制度主义的,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比较而言,他们对于风险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并且更有影响。1986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但反应平淡。1992年该书被马克·里特(Mark Ritter)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以及公众所接受。而吉登斯的着作无疑为“风险社会”理论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提供了支持。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1)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风险的内生特点更加明显。(2)在影响和后果上,风险是延展性的。其空间影响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限制,其时间影响是持续的,可以影响到后代。(3)在特征上,大部分风险后果严重,但发生的可能性低。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风险增加了,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生活的世界更不安全了。(4)在应对方法上,现有的风险计算方法、经济补偿方法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通过提高现代性的反思能力来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

  记者: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解毒剂》一书中提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一概念。他认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样一来,它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这是他的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您能否对此作一些具体说明?

  杨雪冬:“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具体来说,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进行“有组织的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

  在数量、强度、频率不断增加的风险面前,非常有必要反思一下现代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风险治理机制。科层制是现代各国政府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各种国际组织以及企业的基本组织形式。就单个组织来说,科层制强调的部门责任、对上负责有利于保证整个组织行动的一致性、统一性,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和行动力。但是在风险社会中,科层制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因为它所面对的风险在来源上是多样的,在影响上是弥散性的。如果单个组织及其成员只对本组织或部门负责,那么就可能造成风险影响范围的扩散、影响后果的扩大,出现所谓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或“组织性无政府”状态。因此,科层制的单向或纵向责任机制必须被多层次、多维度的复合公共责任所替代。

  所谓的复合公共责任,就是多重公共责任,它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每个社会主体都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是社会主体行动的根本激励机制。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也要对其他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这些利益相关者既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组织成员、社区伙伴、同胞,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公民以及生存的环境。在交往与联系日益紧密,生存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时代中,对于每一个社会主体来说,只有承担起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对自己负责的实现,因为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才是真正的自我保护。在这种复合公共责任中,我们不仅要继续强化组织内部的垂直责任,还要发展社会成员之间的水平责任、国家之间的国际责任、每一代人之间的代际责任以及人对自然的生态责任。所有这些责任关系的核心就是以实现共存为目标的公共责任。只有把所有这些责任结合在一起,综合引导和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形成新的复合公共责任意识,才有可能减少或避免各种短期行为、局部行为的出现。

  客观地说,构建复合公共责任是风险社会下人类共同生存的必然要求。在这个公平对待每个人的风险社会中,每个行为者的生存都和他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风险共担才能共同生存。风险的发展带来了公共的扩展与私人领域的再造这一双重结果,正在形成的全球层次上的“公私”分野冲击着、替代着以地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公私”划分,从而推动了现有制度建构和理念支撑的变革。在风险社会中,扩展了的公共在一般意义上指的不是某个共同体、某个民族,甚至某个地区的共同利益,而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的共存与发展。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整个社会的“共同”以及全球的“共同”替代了具体群体或区域的“公共”,而且只有在社会层次、全球层次和人类整体利益的意义上,才能谈论“公共”的有效性。

  专家访谈复合公共责任的认知基础是风险社会中的最低共识,即共同的安全与存在。之所以把“共存”作为最低共识,理由有三。一是现代风险是普遍性的,任何人和共同体都无法避免。即便暂时避开了,也会由于措施的不力而遭受到风险扩展之害。二是只有共存才能保存人类内部的多样性。作为一个物种来说,单一性是灭绝的前兆。某个团体或共同体如果为了自身的暂时安全而牺牲了整个人类的存在,那么它也无法长久地存在下去。三是在这个物质不断充裕,但发展极端不平衡的时代,“共存”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实现共存提供了物质基础,发展的不平衡和各种差距的拉大又呼唤着“共存”的实现,以共存来消弭差距带来的对立乃至敌视。

  要实现共存,行为者必须克服现有的各种局限,尤其是突破既有的利益障碍,寻求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因为只有合作,才能保全每个人的利益,才能走出理性的困境。这里所说的合作是在风险社会中,为了寻求共存,各个行为者自愿达成的。按照罗尔斯的看法,一种理想中的可持续合作应该是在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达成的,他们一生中都是社会合作的成员,并且代代相传。而在风险社会中,合作是在平等的人类成员间达成的。他们可以结合成不同的共同体,组织成不同的形式,借助不同的制度,但是他们首先是作为人类成员而存在的。人类共同存在既是他们合作的最低原则,也是超越其他所有利益的最高利益。

  然而,在风险社会中,复合公共责任的实现也同样面临着理性人行为的困境,即个体的理性与集体的非理性。一方面,个体能清晰地识别风险,判断风险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以及如何保全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取各种手段逃避风险,推卸责任,从而无法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因为在风险转变成灾难的时候,求生的渴望会压倒所有的合作取向。我们在许多灾难的初期都可以看到个体理性行为导致的集体混乱,甚至相互伤害的现象。同时,在应对风险的时候,也同样存在着“搭便车”现象,把减少和抵御风险的责任推卸掉。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我们依然需要寻找有效的手段来解决理性的困境。

  记者:根据风险社会理论我们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风险?

  杨雪冬: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创造多元社会主体和复兴社会主体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治权力的退让和市场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发展,从整体性社会中产生出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体,它们不仅拥有了以决策权为核心的自主性,而且在相对稳定的成长过程中也不断累积着自我资本。这为现代风险状态的出现提供了主体前提,即风险是社会主体在决策和行动中产生的,而且主体拥有的自我资本越多,对风险的成本-收益计算得越理性。然而,中国改革带来的社会变革并非线性的,而是具有强烈的时空重叠性,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本土性、全球性等交织在一起,造成了风险类型的多样性、风险主体的多元性以及风险关系的复杂性。传统的自然风险与现代的人为风险不仅并存,而且在可能的条件下相互强化,不仅带来了风险的普遍化,而且不断产生着新的风险以及新的脆弱对象。从这些风险产生的过程以及在整个风险结构中的位置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当前风险状态的基本特点。

  首先,风险的来源日益多样化,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虽然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是中国面临的两大基本风险,但是随着社会行动影响范围的扩展和影响强度的增强,在整个风险结构中,人为风险在数量和潜在影响后果上压倒了自然风险,同时,自然风险也由于人为干扰因素的增强,带有了强烈的人为色彩,这尤其体现在自然风险影响的强度和范围的扩大上。人为风险不断产生着各种新风险。以风险影响对象为标准,可以划分为个体风险、组织风险、社会风险、体制风险、生态风险以及国际社会风险。而按照这些风险的基本来源,则可以划分为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技术风险、生活风险、环境风险等。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风险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同时出现、相互增强的,因此导致风险后果的严重化、风险应对的复杂化。

  其次,社会的快速变迁导致了风险诱发因素的大量增加。这些诱发因素尽管不是风险源,却是风险发生的“加速器”和“扩散器”。在其推动下,一方面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风险潜在后果的严重性也大大增强。目前,有三种结构性因素特别值得重视。(1)流动。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物质和非物质因素在国内地区间以及国际间的大量、快速流动为风险的转移和扩散提供了载体,使风险可以摆脱起源地而扩大到更大的地域和人群之中,并且在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可能转化为新的风险。(2)规模。风险所影响对象的规模直接决定了风险后果的严重程度。对象的规模越大,风险后果的破坏性就可能越强。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地理规模已经决定了风险后果的巨大影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则为风险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新的条件,因为经济规模越大,风险发生造成的损失也越大。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近年来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的增加以及金融风险发生的潜在威胁。(3)增长。经济增长是政府和社会所渴求的,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种情感更加强烈。但是经济增长在增强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的同时,也诱发了新的风险。比如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增长所需资源的短缺(典型的是能源问题)、技术滥用造成的各种危害、增长的不均衡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和制度风险等等。当然,必须明确的是,经济增长只是这些风险出现和增强的诱发因素或“催化剂”;而风险的解决也必须依靠经济的增长,但要调整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增长。

  第三,制度风险日益突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798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