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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

更新时间:2009-06-10 23:52:21
作者: 余汝信  

  

  

  汪东兴1970年8月24日下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1997年官方出版的汪东兴回忆录只节录了其中极短的一小段〔1〕。据笔者所知,民间的全文版本,首见于2005年9月“仰天长啸”的文章《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原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四五三期,2005年9月5日、第四五四期,2005年9月6日)。本文所附发言全文,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官方内部文本的复印件,经与“仰天长啸”的文本相比照,并无出入。

  

  

  一、发言的三大“亮点”

  

  纵观全文,汪东兴的发言有三大“亮点”:

  

  1、对林彪表忠的语言份量远超出对毛泽东的表忠,甚至可以说,全文所见都是对林的表忠而未见对毛的表忠。

  

  对林彪的表忠主要有这么几大段:“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2、附和陈伯达,对党内“野心家”(实指张春桥)进行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时的原话是“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2〕

  

  汪东兴的原话是:“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伯达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3、鼓动在宪法修改草案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

  

  据汪东兴回忆,毛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即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向九届二中全会提交讨论的宪法修改草案,已没有国家主席的章节;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的讲话,也没有涉及国家主席问题。汪是毛的传话人,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最清楚毛的态度。惟不可思议的是,汪在会议开幕前即鼓动设国家主席,在华北组发言时再次高调鼓动设国家主席。

  

  汪称:“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二、受骗说

  

  汪东兴为什么要作上述十分敏感、针对性非常强的发言?

  

  据1997年版汪东兴回忆录的说法,他是受陈伯达欺骗了。“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3〕

  

  又据汪回忆录,当毛泽东8月25日严厉批评他“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时,汪辩解道:“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果真如此吗?非也!其一,陈伯达发言的主旨是关于天才的问题,指有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通篇并无一字涉及国家主席问题。“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是陈伯达在汪东兴发言鼓动设国家主席时的插话,是因汪发言才有感而发。汪回忆录把两者间的关系、时间顺序都弄颠倒了。其二,据知情者回忆,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即鼓动设立国家主席。

  

  据“仰天长啸”文:“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市。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汪东兴是随从毛泽东到达九江的,当他见到吴、程二人后,只做了简单寒暄,就意气风发地说:‘在讨论宪法时,要提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呢?”〔4〕“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5〕

  

  笔者认为,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的汪东兴,是真正的汪东兴;1997年汪回忆录所极力要表现的汪东兴,是被党的机器所重新塑造出来的汪东兴。受骗一说,不一定就是汪的内心本意,而是组织上“安排”他要这样说的。正如一位看过汪东兴录音整理稿的知情者所揭示:“汪书中也确实有很多不符合史实的细节,根据我看到的录音整理稿,与后来出版的书相差很多。不懂文革历史的整理者不仅随意改写,而且画蛇添足地加了很多内容。这也是汪书被质疑的一个原因”〔6〕。

  

  

  三、阴谋说

  

  2006年8月红卫兵运动爆发四十周年之际,美国哈佛大学有关出版机构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Roderick MacFarquhar(国内音译名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其实他还有一个中文名为马若德)和瑞典教授Michael Schoenhals(沈迈克)合著的英文版文革通史《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此书在西方史学界引起颇大关注,被推崇为“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上月中,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简体版。

  

  该书的第19部分为“林彪的叛逃和死亡”。其中提及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时称:“为什么像汪东兴这样与毛关系密切(不逊于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的人会跳上反张的战车,让他的听众以为他在代表主席说话呢?支持毛是天才的观点,甚至提出毛应该重新担任国家主席,都只不过是另一个紧跟主席的例子。但是,汪相信参与联合攻击张春桥也是在紧跟主席吗?主席在批准林彪做开幕式讲话时对张春桥、江青含蓄的批评有没有触动了汪呢?”〔7〕

  

  该书接着说:“汪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在毛盘问他关于国家主席的事时,他的解释是听到陈伯达的讲话后昏了头。人们会怀疑:为什么毛会在与自己如此密切的关键岗位上保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官员。主席将痛斥陈伯达。为什么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即煽动起人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们的情绪,让毛有藉口打掉忠于林彪的军队派系”〔8〕。

  

  在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诠释为“林彪也许想到过惩罚那个几年前军队的眼中钉的人物,从而笼络其支持者。陈伯达也许希望报复张春桥对他的差辱。但是,不管陈毅说了些什么,康生又说了些什么,1970年庐山会议不都是对文革的再度攻击,而是文革受益者的派系之争,目的是争夺毛的宠信”之后,该书又说:“这个解释无法回答如下问题:毛在挑起这场派系之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几乎可以肯定,1967年毛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激起了‘二月逆流’,引蛇出洞让他得以批评最坦率地反对文革的人,并以此为藉口对他们进行批评,让他们靠边站。在1970年8月,毛当着林彪的面对江青、张春桥的含蓄批评同样给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的人们壮了胆,而这正是毛希望看到的事情。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是毛得以对林彪集团发动进攻,从而开始削弱军队在中共最高层的权势”〔9〕。

  

  丁学良在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而作的“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中称,麦克法夸尔曾对一些流传于中国大陆的“文革记事”发出疑问:“‘这些作者当时并没有机会与当事人接触,他们是怎么获知那些人内心的思考和情绪的?’按照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能在这个关节点上毫无交代——你是通过阅读当事人的日记或遗嘱得知的?你是通过采访当事人的直系家属或狱中难友得知的?你是通过查阅当年审问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得知的?你总得说清楚你的资料来源”。“这种实证主义的治史态度,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里时时显现:有几分资料,就说几分话;在资料不充分的关节点上就提出一种以上的可能性,让读者比较和判别哪种可能性的更高或更低。这种审慎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特别值得当代中国作政治史研究的人看齐,在落笔的时候,不要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变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具有看穿别人内心活动的特异功能”〔10〕。

  

  麦克法夸尔的疑问无疑是对的。惟笔者非常遗憾地发现,麦本人在评论汪东兴的发言时同样也犯了他指责别人所犯的同一类错误。《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两位作者立论的偏颇之处在于,他们将文革时期的党内高层斗争往往仅诠释为权力之争而似乎不存在思想上的分歧和冲突。如上述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都被作者指为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汪东兴的发言,不过是毛引诱政敌犯错误的一步棋。事实果真如此吗?作者这样的观点到底有什么可靠的史料可以支撑?逻辑上它通过什么推理过程得以成立?作者所要求的“一种以上可能性”为什么在这里只剩下毛“引蛇出洞”一种可能性?故而,笔者认为,两位作者以上的立论,并不存在坚实的事实基础,“引蛇出洞”一说,也不过是“想当然”而已。

  

  

  四、主动说

  

  主动说,是笔者的观点。这就是说,汪东兴慷慨激昂的发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是主动、自愿的,既非受陈伯达的骗,亦非毛泽东阴谋的一部分,相反,应出乎毛意料之外——汪“差一点”被林彪、叶群拉了过去(实则思想上早已被拉过去了)。

  

  汪东兴对江青、张春桥们的反感,由来已久,积怨已深,非自庐山会议始。“仰天长啸”算是一位深知内情者,他说:“在林彪反对江青祸国殃民,专横跋扈,反对中央文革奸佞擅权的斗争中,汪东兴也曾经是一个叶群分子。”在庐山会议之前,“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息,就把黄、吴、李、邱请到汪东兴家里来‘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这一次林立果也去了,数汪东兴和林立果兴致最高,言谈最多。大家问:主席和江青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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