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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

更新时间:2009-06-09 10:52:23
作者: 余英时  

  而更当在诗人作品中去发掘。这是因为唐代文化的创造活力主要表现在诗歌中。唐诗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繁多的,未可一言以蔽之。例如杜甫较为关怀大群体,李白则表现个人或自我者为多。但杜甫诗中也未尝不写个人生活的情趣,李白也慨叹“大雅久不作”。在杜、李之前有一位陈子昂,他有一首诗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表达了诗人自己的一种极深沉的苍凉寂寞之感,这是前人所未到的境界。

  中国传统的个人观到了宋代以后,因理学的兴起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理学当然是儒学的新发展,但也吸收了佛、道的成分。从宋代以后的观点看,儒家的基本经典是《四书》、《五经》,都是官书。如朱子的《四书》,因成为考试课本,也可算是官书的一种;就连《诗经》亦非全是民间诗歌,大体上是经过采诗官雅化的。有人甚至认为《五经》在汉代相当于今日的宪法,这句话的意义是指它的内容是皇帝都必须尊重的。所以汉代大臣向皇帝谏言,往往引《诗经》为根据。由于儒家不是独立的、有组织的“教会”,经典的传播要靠政府的力量,这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困难,使它在现代世界找不到立足点,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能平心静气地在儒家传统中觅取有关“个人”或“自我”的本土资源,正是因为他们把儒家经典完全看成了代表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孟永:个人或自我,在哪个文化中不存在呢?但时移世易,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应该是被构建出不同的意义。)在儒家思想史上,《四书》代《五经》而起是一件大事,这是宋代的新发展。宋以后,中国政治社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已无世袭封建和大世家门第的观念,社会已走向平等,只有一些地方性的世家。因此,儒家学者必须靠科举考试才能参政,例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天下只有皇帝一家是世袭,宗室已无重要性,宋代宗室中人且多落魄,有的还需经考试才能做官,因此产生了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以负起对天下的责任自许。严格地说,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主张“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治人”必须先“修己”,此中也有佛家的影响。这是《四书》兴起的历史背景。《四书》之所以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主要是因为《四书》是教人如何去做一个人,然后治国平天下。《大学》、《中庸》在汉代并不受重视,并没有人专门讲《大学》、《中庸》的,专门讲《中庸》的,要到佛法传来后,佛经中讲喜怒哀乐、心性修养,讲人的精神境界,《中庸》才因此引人注意。六朝梁武帝著《中庸注疏》,即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因《四书》的出现而深化。佛教讲心与性,儒家亦然,只是儒家这方面的思想被冷藏于典籍中未被发现而已。宋以后,三教彼此影响,一方面走上俗世化,一方面重视个人或自我。儒家讲修齐治平,不能脱离世界;庄子则是世界的旁观者,不实际参与,认为社会是妨碍个人自由的,要做逍遥游;禅宗教人回到世界去,教人砍柴担米就是“道”,平常心就是“道”,不必到寺庙,在家亦可修行,后来就有了“居士”的产生。此类似马丁·路德的做法,主张不必看经典,也不必相信神话。禅宗极端反对偶像,禅宗和尚说:“如果看到什么佛陀金身,一棒打死给狗吃。”中国文化中反对偶像最激烈的,莫过于禅宗和尚。禅宗讲求“自得”,和孟子、庄子完全一致。所以中国人并非自古即崇尚权威人格,压抑个性。例如韩愈在《师说》中就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禅宗所谓“智过其师,方堪传授”的翻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服从权威性格反而在五四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先是奉西方大师为无上权威,后来则尊政治领袖为最高权威。(孟永:很值得思考。我以为“专制”这一概念纯粹是一个现代观念,也就是说专制的现实也只存在于现代而不是古代。)从《五经》至《四书》这段发展,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自我、对人性了解的诸多变化。那么为何以《大学》为第一篇……是因为个人最后必须与社会国家产生联系;如果没有《大学》,只有《中庸》,则会流于只讲个人、没有大我观念。但中国人不能完全放弃大我观念,宋代的外患严重,民族危机很深,我们不能想像当时的思想家能专讲“小我”,不要“大我”。

  宋、明理学家的贡献是对个人心理有更深刻的解析和了解,所以理学不仅是伦理学,也是心理学。他们不再是性善、性恶的二分法,而是同时承认人性有善及恶的两面。心性是义理之性,是有超越性,即异于禽兽之性。气质之性则是人与万物同有的性。他们当然强调超越的人性,但也深知气质之性不易改变。他们的分析非常复杂,这里不能涉及。总之,理学使我们对个人的内心认识得更深了。许多西方心理学家因受实际的限制而以动物来做实验,但人与动物之间是否可以画上等号?心理分析则偏重在人的非理性的一面,主要是人欲问题。以儒家对人性的观点来看,人与禽兽终是不同,在道德、行为、思考等方面人和禽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从这里就发展出儒家所主张的训练治理国家人才的方法。以儒家而言有两方面,即为朱子讲的修己治人,这是对社会精英的要求。这一群人通过教育及道德训练,将来是要成为社会精英、领导社会的。在南北朝时期“士”是来自名门贵族,至宋以后,人人皆可为士。范仲淹更设立了义庄、义学,鼓励穷人子弟读书。农工商阶级之子只要熟读经义或明以后的《四书集注》,通过考试,皆可为“士”。“士”必须经过这个阶段,才能领导社会。和周、张、二程完全不同的王安石也倡导“为己”之学。他引《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一语,加以引申,故说: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这个以《四书》为主的训练,就是修己以后才能治人的过程。朱子曰:“存一分天理,去一分人欲。”此语是针对士大夫而言,非对一般百姓。因为士大夫是未来的政治社会领袖,必须了解利、义之分。朱子的这一段话并不是要老百姓不要“利”,不要吃饭,而是针对士大夫说的。如同柏拉图主张的“reason高于desire”,也是对哲学家、思想家而说的。所以他说“哲学家”最宜于做“王”。理学的功夫重点主要在“修己”方面,这是一种内转,也是对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观,宋、明以后显然更为成熟。六朝隋唐的“礼”学还是外在的社会规范。不幸元、明以下,以《四书》为考试的官方教材,“治人”远重于“修己”,儒家走上了官学之路。一般为考试而做官的人并不认真“修己”,因此各代理学家都叹息“科举害道”。但一旦废除科举制度,《四书》便无人去钻研,儒家的传统更少人去理会了。

  总结地说,我觉得宋明理学所讨论的是人怎样生活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理学家在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层面上更深入地发掘了人性的问题。《大学》讲“修齐治平”虽是一以贯之,但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谈到实践方面,我们只看到修身和齐家这两个层次上的成就,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止于一族、一乡和儒生社群之内(如书院)。治国、平天下则往往是落了空的。换句话说,“修己”比“治人”更为重要。“修己”不能狭隘地解释为道德修养或“如何成圣人”,而是指“修己”有所得的人在精神上有更丰富的资源,可以从事各种创造性的工作,也可以应付人生旅途上种种内在和外在的危机。在这一方面,明以下理学家的自述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材料。现在已有英文专书讨论。如果我们再从理学扩大到道家和佛教,这一点便更为清楚,宋、明以下中国在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新成就都离不开儒、释、道的精神背景。读书人在人生途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坎坷,也都要靠这些精神资源的支持才能化解而不致精神崩溃,宋代苏东坡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明代王阳明也是一个典型。在自传文学,甚至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得到实证,如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理学最初虽然是以士大夫的“修己治人”为重心,但越到后来便越和日常人生打成一片,而且也跳出了“士”的阶级,王阳明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外”、戴震所谓“人伦日用”都是指此而言。明、清时代对理学有兴趣的人也包括了商人、樵夫、陶匠等,泰州学派便是明证。这些精神资源照理说应该在五四以后成为中国人建立现代个人观的一大根据。可是五四激烈的反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都不屑一顾,甚至将其作为“打倒”的对象。(孟永:对这一历史现象我们要抱着理解的态度。当然,也是可悲的现象。)中国现代个人观的枯窘、自我意识的萎缩,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重要的解释。另一相关之点则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西方文化也是片面的,甚至是相当肤浅的,这就使我们不能深入西方关于“个人”和“自我”的研究和讨论。

  

  (二)五四以来所接触的西方文化

  

  五四以来我们所接触的西方文化,是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我们想用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来改变中国?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加以讨论。我想还是从个人、自我的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孟永:个人、自我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儒、道、佛家对个人问题的讨论,到了近代以后,几乎被忽略了,但也不是没有人在继承传统,例如: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等,也都还在作努力,只是不成为主流。以五四为中心在知识界所掀起的大波浪,把上述的问题都摆到一边去了,不认为那是重要的问题。现代的教育也使得年轻人无从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小学到大学,把所有青少年的精力都消耗在预备考试上面,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不重要了。五四接触到的是西方的启蒙运动思想,即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思想,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五四所提倡的科学,不光是自然科学如何在中国发展的问题,而是对一切事物都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牛顿、哥白尼以来对自然的态度,因而使得科学在中国取得最神圣的地位。这个主张并没有错,但是科学本身有无范围界限?最具体的问题体现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前后的科玄论战上。其中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应该用科学态度来统一人生观;另一派包括张君劢等则主张人生问题不是科学能够完全处理解决的。论战的结果,表面上是科学人生观胜利。当时一般皆赞同: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历史的发展也可以科学地归纳出一些法则。

  而现在的世界又是一个解除魔咒的时代(disenchantment),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神奇的事,一切看来都很平常。胡适讲中国哲学,也保持这个态度,所以很多人批评他浅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他看世界看得太平常,一切都“不过如此”,都是自自然然的,所以他提倡自然主义,所谓的自然主义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有超越性的、神奇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化为平淡、平常。现代西方也有这一倾向,就是“Godisdead”的说法,西方的宗教信仰也淡了。但是今天看来,宗教在西方的力量仍不可小觑,仍是他们人生的意义的源头。五四时代中国人由于在18世纪启蒙思想和19世纪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对宗教是敌视的,甚至以宗教即是迷信。这样一来,他们便接触不到西方文化的深处,看不见个人和自我的超越泉源。

  五四当然也有其正面的意义:提倡民主、对科学有信心、对人类前途有无限的乐观。胡适是以科学、理性作为他的信仰基础,并对未来有乐观的预言。1947年他在北平当北大校长时,曾发表名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一篇广播:“……民主自由在西方是发展了三四百年的传统,到今天,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而反民主、反自由的极权主义却只是一小小的、短暂的逆流,在苏联也只不过几十年,不管它现在是多么地不可抵抗,都将过去……”以那个时候来讲,世界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论点,相反的证据倒是不少。不过,以今日苏联、东欧的局势来看,胡适可称得上是先知了。

  五四虽然提供给中国人一个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可是当时人只热心提倡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理性和知识可以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这个态度不能算错,可是如果只有这一面,那问题就来了,不但人性里面超越性的一面、人和禽兽的分别不能讲,而且人性中非理性的黑暗面也无法交代。在当时的中国,一切有关超越性的观念都受到嗤之以鼻的待遇,人人只讲科学和民主。换句话说,自清朝以来,整个儒家意义世界已瓦解,思想上一片空白,五四时大量翻译外国书籍欲填补这个思想的大空白,但是否有人消化这些知识,却是个问题。况且整体的文化大空白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用西方材料填得起来的,人人都专心于全面改造中国,完全忽略了深一层的或超越于民主与科学以外的问题。好像民主和科学在西方文化中是无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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