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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更新时间:2009-06-07 11:05:05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已经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90年前的五四运动,也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然而,翻阅故纸堆,却发现了另外一些声音。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他在运动后不久这样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另一位学生领袖罗家伦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也在五四一周年的时候总结道:“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就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 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竟然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五四运动虽然是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前的爱国运动不同,有其独特的精神,乃是“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当事人竟然都不以五四以爱国运动为然,难道是当局者迷,后见者明?

  张灏先生曾经分析过,五四运动具有复杂的两歧性取向,既有民族主义的关怀,也有世界主义的精神,二者之间有复杂的吊诡关系。五四运动固然有爱国主义的面相,但五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它与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世界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妨重返历史现场,到中国近代的思想脉络与历史语境之中详加考察。

  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中,只有王朝与天下,并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19世纪中叶以后,当中国被迫卷入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体系,邃萌发民族国家意识。近代的国家,有对内与对外两个面相。对内相对于个人(国民),对外相对于世界。有意思的是,国家与个人、国家与世界的观念在近代中国都是同时诞生的。

  晚清所出现的国家观念,主要是国家有机体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为代表的英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卢梭(Rousseau)、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为典范的欧陆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虽然各自侧重的重心一在个人,一在集体,但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皆将国家看作是个体与整体紧密相联系的有机体。比较西方的直接影响,晚清的国家观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日本思想史专家松本三之介说,明治时代的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强调个人与国家一体化”的国家精神。明治精神虽然有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和以国民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的区别,但二者都把国民与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高度一体化的整体。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精神的影响,无论是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是《国民报》、《民报》为代表的革命派,都将国家视为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国家与国民乃一个角币之两面,互为表里。

  晚清的国家观念,按照梁启超、杨度的说法,也是一种“世界的国家”。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不再是那个以天命、天道、天理为中心的儒家德性秩序的天下,而是一个中国人比较陌生的以力为中心的、生存竞争的物理世界。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这个残酷新世界的整体图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就在这种分外冷酷的世界氛围中产生。传统的天下,充满了仁义礼智的大同理想,是王朝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尺度,而支配现代世界的最高法则,则是去价值、去理想的生存竞争,它被理解为现代世界的普遍公理。中国要图强,首先要成为摆脱天下大同的传统乌托邦,成为“世界的国家”,即适应这一以力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危亡局势之下,晚清社会掀起了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和军国民教育的狂潮。从1895年到民国初年,那的确是一个国家主义的狂飙年代。

  到了民国初年,思想界的风气发生了一些变化。数十年的国家主义狂潮,虽然打造出一个中华民国,却不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个人为国家的牺牲,换来的是袁世凯为称帝而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最早对爱国心提出质疑的,是陈独秀1914年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他区别了中国人与欧美人爱国的不同方式:中国人将国家视为社稷,爱国与忠君同义。欧美人视国家为保障人民权利、共谋幸福之团体。陈独秀发出激烈之言:“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章士钊评论说:“特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读者来信中痛斥陈独秀是“不知爱国”的狂徒,但不久袁世凯卖国消息传出,盲目爱国之弊为其不幸而言中,舆论邃发生转变。连清末民初鼓吹国家主义最力的梁启超,也开始自我忏悔,“痛定罪言”,检讨国民盲目爱国、与当局共患难的惨痛教训:“今政府劝人民以爱国,其有以异于彼者能几?民将曰:国如当爱也,则爱之者其请自当道有司始。今当道有司是否以国家之休戚为休戚,而顾乃责难于吾民,浸假吾民真输其爱国之诚,安知不反为当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邃其私也。”

  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狂飙不同,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个人主义时代。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观念虽然在晚清与国家一起诞生,但晚清的个人是一集合性的概念,指的是与国家同一化的国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国家分离乃至对立的个人观念出现了。当个人与国家分离,成为一个个别的、自明的、具有内在自我深度概念的时候,国家有机体论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国民与国家不再是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而变成了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国家不再是具有神意或天意的神圣之物,也不是自然演化的历史之物,它只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一种为保护个人自由与天赋人权所设立的工具。这种功利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流行,成为新的主流国家观。

  在五四时期,国家工具论尚是温和的学说,最极端的莫过于国家偶像论或国家虚无论。无政府主义在当时是第一显学,不仅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而且渗透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深处,使得启蒙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带有藐视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陈独秀慷慨激昂地号召打破一切人间的偶像,他轻蔑地说: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若除去人民,单剩一片土地,国家便什么也不是。傅斯年更坦率:“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这位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竟然认为国家只是虚幻的偶像,只相信人类和自我?按照爱国主义的一般常理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不是傅斯年的个人看法,,这段话后来被周作人在演讲中引用,并在当时广为流传。

  五四不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其背后有更宏大的的理想支撑着爱国的信念,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世界主义。之所以如此,在晚清,除了国家主义之外,最流行的是工商救国,二者合起来便是杨度所提倡的富民强国的“金铁主义”。然而,欧战的爆发与惨烈,让中国知识分子从物质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这两个梦幻中惊醒。欧战之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发现过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废墟,他感慨地说:“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在列强竞争的险恶环境之中,中国自不能不讲国家主义,但国家主义却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有可能病变为帝国主义,也会伤害自身。国民党内的一流理论家朱执信在《建设》杂志上发表《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认为国家主义对于个人主义有优越性,但只能作为手段,不能作为永久的生活标准,因为“国家主义有时为病的发达,则不特无益于国,抑且有害于人类社会”。国家主义虽为吾人必需,却不是吾人之绝对主张。比国家主义更重要的生活形式,乃是“近日为人所认之‘全人类社会’”,即世界主义。

  然而,在欧战刚刚结束、列强虎视眈眈的一九一0年代,抛弃国家主义,专讲世界主义是否显得过于浪漫天真?在世界主义大潮汹涌而来的五四时期,有不少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疑惑。梁启超承认:“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但他一改晚清“世界的国家”的主张,试图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结合起来,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这种新的国家主义与以往的民族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不同:“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时贡献。”

  世界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世界大同的理想,与传统儒家的天下观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只是获得了一种互助进化论的现代形式而已。当晚清梁启超提倡“世界的国家”的时候,虽然受到公羊三世说的影响,他仍然将世界大同视为人类未来的最高境界,但他认为“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未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世界主义,妙则妙矣,却不适合适者生存的当今世界,因而需要“世界的国家”。杨度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将“金铁主义”同样视为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 当欧战暴露出“世界的国家主义”虚妄的时候,深受儒家世界大同思想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从“世界的国家主义“走向了“世界主义的国家”。“世界”与“世界主义”,字面相似,却意义不同,所谓的“世界”乃是一个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而所谓的“世界主义”则是一个天下大同、人类互助的价值理想。“世界”是物理性的、去价值、去伦理的,而“世界主义”是人文性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取向和正义法则。

  这就是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一种坚守个人主义本位、寻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爱国主义。个人与人类是最真实的,国家作为中介物,作为列国竞争时期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只有在促进个性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目标下才有其自身的意义。曾经是国家主义狂热鼓吹者的梁启超,如今相信“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偏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傅斯年更明确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则是世界的市民。在现代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所以我们对于公众的责任是两面的,一面是一国的市民,一面是世界的市民。”创办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在阐述学会宗旨时特别提到:“中国二字应解释为地域名称(place)……不是指国家(nationg)而言。我是一位梦想大同世界的人,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要想造成世界大同的地位,没有国界的存在。我们为人类谋幸福的活动,原不必限于中国境内”。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对欧战的反思所产生的“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使得一场抗议西方强权的爱国运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具有了普世性的正义价值和理想目标。

  在五四时期,世界主义压倒国家主义,被认为是“新世纪”中的“新潮流”。这并非梁启超、陈独秀、傅斯年等个别人的理念,而是五四时期普遍的思想现象。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学生创办《国民杂志》,蔡元培校长大表支持,不仅予以经费援助,并且亲自为之作序。他肯定学生的爱国热忱,但又提醒说,比较起国家,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蔡元培的忠告影响了一代年青人,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胸怀是宽广的,将人类的利益视为比国家利益更高的价值。1920年初创刊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发刊词》上明确宣布:“中国是世界的单位,……所以应该明白宣布‘凡有利于一国而不利于世界者不为’。”《浙江新潮》杂志在《发刊词》中说:本刊反对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浙江“为全世界全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因为环境的关系,不得【不】谋一部分人类的发展,以助全人类的发展”。五四时期的青年人就是这样不以一国一域为沟壑,他们以世界主义的胸怀,以全人类的视野,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投身救国运动和社会文化的改造。

  当个人与世界的中介物国家淡化之后,五四的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便发生了直接的沟通。以提倡“人的文学”而出名的周作人说:“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的及家族的”。 他像傅斯年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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