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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志高:通识教育:通俗化还是教化

更新时间:2009-06-01 21:13:23
作者: 施志高  

  

    

  我国大学推行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关心大学教育品质的人士已经具有共识。通识教育的基本(而非全部)内容是讲读古代经典作品,这与通识教育所要达成的品德“教养”这一目的相关。刘小枫选编的长达近千页的《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北京华夏版2008,上下册;以下简称《绎读》)前不久面世,体现了我国学界有识之士推进通识教育的努力。当笔者读到高峰枫的评论文《通识教育读本之“欠通”》(《东方早报》,12月6日),却看到一股莫名的不满情绪,让人觉得多言夸严以得人情,意必固我贤者为羞。

    

  高文以学术姿态评学术书,一上来却说,《绎读》编者“掷出的是一枚重磅炸弹”,出言便夸诞。如果高文接下来说的言之成理,言辞欠严肃也可以在所不计。高文随之断言:《绎读》“在很多方面都未达”通识教育基础读本的要求,首要“缺陷”是“门户之见太深”。由于《绎读》选了太多施特劳斯派的文章,“《绎读》都不太像一套通识教育读本”。高文把施特劳斯的学问比作“窄门”,所谓“窄门”指的是“某一种学说或者教义”,高文认为,搞通识教育不能“灌输”“某一种学说或者教义”。高文作者还不知道,施特劳斯不仅没有、而且恰恰反对“学说或者教义”,说《绎读》用施特劳斯这道“窄门”“灌输”“某一种学说或者教义”,恰恰欠妥。美国的名牌大学最早推行通识教育,做得也最成熟,施特劳斯并非通识教育的首倡者,但的确是唯一的一位大力提倡通识教育(或称“自由教育”)的思想大家。他的一些优秀学生身体力行,长期在通识教育第一线从事教学,为通识教育写了不少绎读经典的文章。高文以选了太多施特劳斯派的文章为由判《绎读》为“不太像一套通识教育读本”,理由反倒欠通。

    

  高文说,《绎读》“骨子里却是一套《施特劳斯派解经汇编》”。这话刚好说反了,因为《绎读》表面上就是;要说《绎读》有什么不足,在笔者看来,恐怕首先在于“骨子里”还不全是。如果高文的意思是,“通识读本”应该“海纳”西方学界各家各派的经典解读,那么,高文作者所理解的“通”就值得商榷。“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有的学派虽解读经典,却并非为了通识教育,有的学派解读经典,目的纯粹是为了解构经典,《绎读》没有“海纳”这样的解读,完全正确。施特劳斯及其好学生在美国大学推行通识教育最卖力,主张依从古人来理解古人,首先因为,“通识教育”具体且明确针对大学教育的通俗化取向。如果《绎读》真的成了《施特劳斯派解经汇编》,反倒是在努力达成“通识教育”的教养目的。

    

  施特拉斯关于“自由教育”的文章(见《经典与解释6: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北京华夏版2006)早已经有中译,如果高文作者读过的话,他把施特劳斯比作“窄门”恰好表明自己可能对自由教育有“门户之见”。高文自以为是地凭自己的“窄门”之见进一步断言,《绎读》的第二大“缺陷”是“选编尺度不明”。据高文说,“编者必须广读文献,别具只眼”,从“无量数的材料中”选出精萃。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并没有说清楚具体的“编选尺度”,仅“只眼”两字看起来比较具体。既然高文认为,“《绎读》的目录无异于施派成员的‘封神榜’”,为什么施特劳斯派的经典解读就不能算“只眼”,而是“门户之见”?谁的“只眼”不是“门户之见”,高文也没有说,单单对施派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在笔者看来,《绎读》编者不指望自己“别具只眼”,选文依循做通识教育卓有成效的学界前辈,尽量汇集施特劳斯派解读经典的出色之作,反倒是慎重而且稳妥的做法。高文作者似乎熟悉施特劳斯派的经典解读,说“即使在施特劳斯派讨论荷马史诗的著作中”也有比《绎读》所选的更好的“A+的论文”,这倒像是在提供积极的建议,但高文却吝啬地不举出具体篇名供我们比较一下,仅仅在挖苦《绎读》编者上做文章。

    

  高文指《绎读》的第三大“缺陷”是“学术规范不讲”,种种说法也颇似是而非。比如,高文指责《绎读》选文“或失之于过于专业,或失之于不够专业”,这话恰恰说得不专业,因为即便选文如此,也不应该叫“学术规范不讲”。相反,文本细节“需要立即关注”,不仅是施特劳斯派提倡的阅读经典的重要要求,也是比如解构派主张的阅读经典的重要要求,因此可以说是经典教学的学术规范,高文反倒不以为然。《绎读》中的《<忏悔录>的象征结构》一文伊始,便明白交代前代学者的研究,高文却指责该文对“‘前人之已发’似乎还未完全掌握”,因此“不够专业”,无意中在拿自己开“学术规范不讲”的玩笑。该文从《忏悔录》的象征结构入手,条分缕析,梳理全书,高文却又指责这篇文章不去“发前人所未发”,因此“不够专业”,但反过来又说另一篇文章细究文本的拉丁文细节是“过于专业”。凡此说法表明,高文所谓的“专业”让人觉得不知究竟指什么。如果高文了解“通识教育”这个“专业”,至少会懂得,理解“前人之已发”、尤其力图理解古典作家本人之所发,比“发前人之未发”更重要、甚至更困难。“发前人之未发”是现代学术风气的口头禅,与如今文科所要求的“学术创新”别无二致,对学生来说不仅是“强人所难”,而且恰恰是学风败坏之源。

    

  在接下来的评说中,高文越发显得自以为是。《绎读》并非全是翻译西人学者的解读,其中有出自四位中国学者的解读文章,虽为数不多,也许透露出《绎读》编者的如下“意图”:中国学人当逐渐尝试自己的西方经典解读,至少这个方向值得努力。对此高文不仅没有鼓励,反倒想方设法挖苦。比如,高文说《绎读》编者亲撰的文章把《奥德赛》这个书名无一例外都写成《奥德修斯》,是因为“作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奥德赛》并非“奥德修斯”;倘若真的如此,就应该说是个大错,高文却说“错误本身不大”。此文原刊《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9期),其中《奥德赛》这一中文书名无一例外都写成《奥德赛》,高文作者向来严谨,自己明明事先查考过,却偏偏这样子说,似乎纯粹在拿编辑过程中的失误寻开心。高文还故意说,想不通“出错竟会如此整齐划一”,为的不是拿电脑操作失误开玩笑,而是借机又把施特劳斯拿来挖苦一通:“或者真得了什么秘传(esoteric teaching)不成?”

    

  高文用了相当的笔墨评说《绎读》编者亲撰的《哲人王俄狄甫斯》一文,与此相应的是相当别具匠心。明明看到该文开篇第一条注释已经注明伯纳德特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甫斯王》(广汉译文,见《经典与解释19: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北京华夏版2007)的启发,高文却以学术打假的口吻说,该文“不少的感悟似乎来自伯纳德特”的一篇文章中关于“三岔口”和“分岔口”的分别,把作者的“我”修辞与高文自以为属于伯纳德特“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解读(是否真的“只此一家”,尚有待高文作者自己去查证落实)连在一起,然后凭自己“别具只眼”的如此发现来“涵盖”全文,说作者“抓住”这一分别“层层分析,甚至进而讨论王权和宗法的关系”,似乎整个照搬伯纳德特的文章。即便心思带有偏颇的读者都能看到,作者的“我”修辞与“三岔口”无关,而且该文着力于对索福克勒斯剧作的整体结构加以细致疏解,深入探究俄狄甫斯的“哲人王”身份问题,并没有谈什么王权和宗法的关系。高文刻意绕着弯子挖苦,已非有失厚道,亦非有失偏颇,而是比周宾正,以求尊誉。

    

  高文的大肆挖苦让我们倒是得以看清他对通识教育的理解。高文说,《哲人王俄狄甫斯》快要结尾时“文字便变得黏稠晦涩起来了”,然后引了文中一个长句挖苦说,“通识教育读本若充满太多这样读不通的句子,不仅起不到发蒙(méng)的作用,反倒会让年轻学生发蒙(mēng)”。原来,高文作者以为的“通识”教育就是“通俗”教育,所谓《绎读》“欠通”,意思是欠“通俗”;通识教育不是关乎教养,而是让学生“发蒙(méng)”。高文作者其实知道,所谓“读不通的句子”往往因人而异,换一个人会觉得,话说得过于“通”了。

    

  如今的确有不少人还以为“通识”教育就是“通俗”教育,但像高文这样不仅如此认为还如此自以为是的,实在罕见。既然如此,高文把施特劳斯的通识教育观视为“窄门”,也就不奇怪了。令人费解的是,高文通篇显得对施特劳斯派的通识教育非常反感。稍微留意学界动态的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人对刘小枫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进展迅猛表示不满,但进展迅猛显然不是引起不满情绪的原因,勿宁说,由于反感施特劳斯才会反感“经典与解释”进展迅猛,因为,“经典与解释”明显是在响应施特劳斯提倡的师古学风。如果谁认为这是好事,对进展迅猛只会由衷地高兴。不满文章并非独此一见,但一直不清楚的是,对施特劳斯的不满由何而来,为什么不满,因为这类文章有个共同特色,对施特劳斯提倡的师古学风在我国大学渐成风气不满,但又不直说,言辞似是而非,声东击西,专拣细小“学术硬伤”以示自己很学术、很公允。出现翻译或编辑方面的失误,不等于“学术规范不讲”,与通识教育欠通俗更不相干,这是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只要有学术翻译,就难免“硬伤”,心地纯正、笃厚的读者向来体知编译工作的繁难。纵有不同所见,认真切磋论难,诚心帮忙勘误,而非在言辞刻薄上下功夫,方见出对学问的真正热忱和心思端正。

    

  高文比其他类似文章有教养的地方在于,并不掩饰自己对施特劳斯提倡的学风的强烈反感。在提到施特劳斯及其弟子时,高文使用的“学术”修辞是“披挂上阵”、“闪亮登场”、“封神榜”,而且开篇就说:“《绎读》的编者近年来大张旗鼓地引进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策划并实施了施特劳斯派著作在华的全面‘空降’”。这话听起来简直莫名其妙,学界人士都看到,后现代派的译著早就在华铺天盖地,轻蔑过施特劳斯的伯林教授的书已经差不多全译成了中文,对施特劳斯学派吐过口水的斯金纳教授的大著甚至享有重译的厚待,却未见有谁出来惊呼后现代派搞“轰炸”或伯林、斯金纳在华全面“空降”。德鲁里(Shadia B. Drury)教授以揭发施特劳斯政治不正确为己任,她的新书的中译本两年前已经“披挂上阵”,未见眼尖的高文作者去数一数书中出现了多少翻译“硬伤”。高文居然说,“华夏出版社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书刊,仿佛空投集束炸弹一样,密集轰炸了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这话说得实在不讲道理,如果翻译出版大量西方古典学书刊不是在为这个领域添砖加瓦,而是实施“密集轰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岂不早已经把中国的西方学术研究炸得人仰马翻了!

    

  反感施特劳斯提倡的学风不是问题,有不满情绪也没问题,问题在于,有不满情绪没必要玩擅言矫辞。如果反感师古学风的话,严肃的学者会直接找施特劳斯在思想和学理上讲理,甚至也可以翻译大量书刊“空投集束炸弹”“密集轰炸”施特劳斯“学派”;高文作者外语功夫好,完全有能力不辞劳苦“策划并实施”。解构主义学人也解读西方经典,翻译解构派著作的中译者值得感谢而且敬重,他们的辛苦使得不识外文的读者有机会找他们讲理——高文作者如果对施特劳斯的学术真的了解,要是能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反感这一学术方向才算严肃,读者也会心存感激。

    

  即便在通俗文化盛行的时代,学术批评也不应该变得卑论侪俗。通俗文化不仅要求通俗,甚至寻求似是而非,但学术不应该“通[同]俗”;学术批评如果上了早报或者晚报,恰恰需要更注意严肃认真地维护学术风气的良好教养,不应该执空文以誷民,以尖酸刻薄为能事,比如“让人哈欠连天的催眠药”、“自己的胃酸不够”等等。高文行文欠严肃一贯到底,最后甚至说:“下卷中有相当多的译文节选自华夏出版社2009年即将出版的新书”。高文作者怎么知道还没有出版的新书的具体内容?《绎读》从已刊的《经典与解释》丛刊中可挪用的译文不在少数,为什么没有挪用?高文所谓“相当多”的说法看来是下笔走神,不过,“编选的尺度大可斟酌,但营销战略却无懈可击”的说法就不是笔误,而是通俗文化式的哗众。

    

  如果侪俗教育在大学文科已经制度化,如果后现代学术已经占据大学,采用“轰炸”和“空降”手段推行通识教育未尝不妥。笔者下笔此文,绝非意在与市文斗恶,见人不正,虽贵不敬,而是希翼“经典与解释”的编译者们做自己认定值得做的事情,无需理会自矜不学之辞。你们在学界开枳棘,靖噬毒,纵受累辱而无愧,“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报》200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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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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