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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中国化的宽容与和谐

——从传统到当代的政治文化整合

更新时间:2009-05-22 21:58:16
作者: 葛荃 (进入专栏)  

  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6](《子罕》)是知“用中”是权衡利弊、审时度势之后的理性选择,而“权变”才是问题的核心或曰关键——“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1](《尽心上》) 孟夫子言之凿凿,信乎其为中华文化之宽容精神的价值基点。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价值准则的合理性要以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为依据,因而中庸之德是要介入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际行为的。这样,在行为规范方面,宽容精神的价值规定是“忠恕”: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在一般意义上讲述的,概括了全部的人我交往和关联的要害。忠道呼唤的是社会整体意识,在人的一般需求上,向往共同发展和互利共存。恕道则体现了最根本的和最大的宽容,并且是以人的自我尊严为底线,这里对道德人格的要求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很难从这样的宽容里面引申出公共道德或公共精神。但是,仅就人与我的简单比照和阐释,就能在社会性的范围内达成群体和解与宽容。

  传统政治文化将“忠恕”实际用于治理天下,就是“由己及人”的理想政治。汉儒有过典型的表述:“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7](《卷三·第三十八章》)。

  人的社会行为也是需要理想性的价值引导的,宽容的理想层面极为高远,谓之“中和”。传统政治文化把实现“中和”视为建构理想的和谐社会的前提或曰保障。《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是社会政治乃至宇宙的本源性的最佳状态,通过对于中和的竭诚向往与苦苦追求,人类社会就能最终达成理想的境界。所以《中庸》断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忠恕与中和从三个层面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宽容精神构筑了基本价值框架,从而在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理想信仰方面为宽容精神的认知和实行提供了依据。从文化的发展传承来看,价值体系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最深层的结构,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过程而长期存在的。作为文化表象的具体的思想、理念、观念以及行为规范等等都有可能伴随着时代的浪潮而循序演进、发展变化,但是价值系统却往往深埋在文化的深层,它们常常会避开文化表层与历史进程的惊涛骇浪而沉积在文化的基床上,保持着相对稳定。因而,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剖析,必然要深入其价值结构,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宽容精神的认知也不例外。唯此,我们才会准确地把握宽容精神的文化真质。

  

  三、政治宽容与道德宽容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的历史性。

  既然关注到历史,就必须将中国传统社会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纳入我们的视野。总的来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君主政治贯穿中国传统社会,那么,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宽容与和谐在不同的社会政治领域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在政治上,这种文化精神屈从于王权,体现着政治专断与利权分配上的冷酷无情;在理想上,这种文化精神则表现得华丽而完美,令人向往;在政治道德的层面上,社会中的人我关系以宽容为号召,以忍让为美德;然而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却是按捺不住的争夺与倾轧。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是充满宽容与和谐精神的,用孔儒的语言,谓之“内圣外王”。

  儒家文化造就的圣人都是道德的楷模,实现“内圣”,就是要在道德上达到圣人的境界。这种境界极其高尚,如宋儒的盛赞:“惟圣人既生而知之,又学以审之,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德合天地,心统万物,故与造化相参”[8](《知言》)。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在政治上,实现儒家的“大同”社会就是毕生的追求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礼运》) 。这样的社会理想就是放在今天的21世纪的中国,其内涵仍然是有其合理性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将道德理想与社会政治理想合为一体,强化其间的理想性、向往性,而且与个人的道德修为联系起来,这样,人们就会更多地关注其理想蓝图的合理性,而忽略其实现或曰操作的具体环节,其实践的价值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搁置在一边。

  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王权宰制一切。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下,中国古代社会一般社会成员的实际生存样态是“尽人皆奴仆”。君主的专断和无情遍布史籍,毋庸赘言。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宽容与和谐是无从谈起的。或许有人翻检史籍,会找出种种事例说明有些皇帝们是如何的开明,仁慈、大度——当然,类似的事例在史籍中并不鲜见,不过,这样的开明之举往往只是一时一事。有时表现为帝王个人基于利害或某种目的而选择的克制和收敛,有时则表现为某种“驭臣之术”,而非我们想象中的政治宽容。典型者如后汉光武帝刘秀,其以不杀开国功臣最为后世称道。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利用“虚封”和削减功臣封地等手段控制臣僚,以及随时对群臣百官行使杀伐降黜大权。刘秀不过是以“柔术”驾驭群臣耳。再者如唐太宗李世民,其以从谏如流并缔造“贞观之治”而被视为明君的典型。从《贞观政要》的记述看,大体不错,李世民确实很能纳谏,且能鼓励、奖励群臣进谏。然而,这也并不妨碍他在魏徵死后,以有人揭发“(魏)徵尝录前後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而龙颜大怒,“乃停叔玉昏[①],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10](《魏徵传》) 事实上,在政治权力私有的条件下,权力与利益的高度集中必然导致专权者的为所欲为,专断和无情则是这种政治体制的本来面目。

  儒家文化自孔子起始,就深陷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中,宽容和谐精神的理想性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专断无情长期处于某种悖论的境地。由于儒家文化的覆盖,人们的知识来源主要是儒学经典,宽容作为一种美德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赞许,并且常常将其付诸实际生活中。在伦常神圣的旗帜下,忠恕之道溶于民风习俗,成为遍在的道德规范,甚而提升为某种道德信仰。然而,就当人们用这样的宽容精神去应对生活,看待政治、仰视官府、礼敬帝王的时候,他们发现,政治生活的真实面目却是暴虐、冷酷和倾轧,以及无休无止的尔虞我诈、利、权相争。

  传统社会、君主政治和传统政治文化没有给宽容精神以实践的场所,于是,不论人们的意愿如何,这种精神大体上只能保持并活跃着她的理想性状态。当然,只要人们能够笃信不疑,那么在心态上,也能或多或少地抵消或化解了君主政治的粗暴和无情。

  

  四、宽容的现代变局与政治文化整合的挫败

  

  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在探索民族解放与民主共和之路,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卓绝奋斗,而取得了成功。

  基于政治民主而建构的宽容精神与传统政治文化的理路颇有不同。简言之,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宽容是以自由精神为导引的,其宽容的前提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平等与自主。这就是说,社会的每一位成员作为“公民”,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得到法律有效保障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人的尊严和主体性藉此而具有神圣的品质,受到基本价值系统的维护。在这样的自由与法制并重的条件下,人我之间、群体之间、个人于群体之间、公民与体制暨国家之间的宽容与和谐才会是公正与正义的充分体现,同时也就具有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然而,伴随着民族独立和共和国的成立,在民族自尊自信的堡垒上竖起来的是“斗争”的旗帜。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政治指导思想以“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战天斗地、斗私批修等政治口号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政治标准和依据。斗争与宽容当然是相冲突的,然而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指令性的政治口号,实则成为国家的基本政治方略和政策原则。

  作为国家的或曰执政党的主要政治理念,这种斗争哲学有如下四层特点。

  一是这种“斗争”的理念以“阶级观”作为价值评判标准,以此来判定是非善恶,“亲不亲,阶级分”,从而为建构社会政治秩序提供最基本的价值准则。

  二是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基本的治理手段,政治斗争、思想批判和暴力镇压作为“专政”的主要形式得到普遍的运用,以此来树立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威,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

  三是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作为政府的具体管理活动模式,期待的政治效果是“打击了敌人,锻炼了干部,教育了群众”,以此来实现斗争政治理念的世俗化。在“继续革命”的号召下,完成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最广泛的社会动员。

  四是在树立阶级观念的前提下,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政治道德的理想目标,以此来要求政府成员,试想在阶级分野和无情专政的基础上,形成某种政治的亲和力。

  论者一般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长期处在相对恶劣的国际环境之中,因而在政治理念上突出“斗争”是无可厚非的。这种说法不无合理性。然而,令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在斗争政治理念的引导下,国家的暴力职能有意识地被逐步地无限放大了。依照执政党的主观选择,强调斗争的目的在于维护阶级的利益和政权的巩固,可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在政治理念上,斗争哲学被推向极端;在政治行为上,专政和暴力被极度放大,以至于事与愿违,人的选择被历史的选择所取代,社会政治秩序一度混乱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事实和实践证明,斗争的政治理念不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令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下,基于政治民主而建立的宽容与和谐被蒙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而被摒弃;斗争成为社会的主题,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成为社会整合的基本方式,以社会中一部分成员的被压抑、被惩治为代价,来建构和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与政治稳定。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社会整合”方式背离了两个传统: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提供的宽容与和谐,在“革命”的名义下,人我关系即社会基本关系在社会政治道德的层面被破坏殆尽。二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宽容与和谐精神,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现代化的教条思维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多重对立和无序。上述状况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极为严重。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社会整合被挫败的确证。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20多年的摸索,执政党终于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走出了“斗争”的梦魇,“和谐社会”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更为适宜的政治理念,同时也为社会整合提供了新的路径。

  

  五、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整合下的和谐社会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关口,政治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重大调整催动了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与这一过程相伴行,在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组织目标和基本方针等方面,“斗争”的政治理念逐渐淡出,协调、发展、调整、理顺等等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的政策着眼点。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经济改革入手,逐步提高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改善社会一般成员的生存状况。源于市场经济的建立与政治发展的互动,现代化的进程给当代中国提出了更高和更全面的要求,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覆盖下,宽容与和谐精神的重要性日渐彰显,建构和谐社会亦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的环节。

  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将宽容与和谐精神融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全方位、全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提升。具体言之,则可以解析为道德理想、政治建构和生活方式三个层面。

  在道德理想层面,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应该得到详细的梳理、分析和吸纳继承。特别是关于人我关系的宽容,理应认真发掘,精心栽培,使之在21世纪的中国嫁接成活,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的宽容精神的文化组成。当然,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宽容精神在道德理想上与传统社会有着极大的区别,主要是这种理想的根基不是“崇圣”或内圣外王,不是以追循圣人而效忠帝王为内涵的道德向往,而是基于法制,基于社会的平等与政治民主,这种道德理想是建立在公民社会和公民道德的基础上。实现当代与传统的有效嫁接,则是当前社会整合的一项重任。

  在政治建构层面,对于一个民族文化来说,其文化精神的品性、特点等等不能不受到政治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政治系统的基本规定性实际上为文化精神的品性定下了基调。因而政治建构是现代中国宽容精神建构的前提与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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