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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君子小人辨:传统政治人格与君主政治[①]

更新时间:2009-05-22 21:49:36
作者: 葛荃 (进入专栏)  

  

  儒家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强调道德与政治的同一性。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君子人格除了它的道德价值,还具有独特的政治功能,概言之,计有以下四点。

  第一、君子最忠于君主。

  儒家文化认为,君子在执着的礼义践行过程中,能自觉地认同道德权威,“尊仁畏义,耻费轻实”[87],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敬畏权威的政治心态。他们在认识上“思不出其位”[88],行为上“无理不动,无节不作”[89],在政治选择上就能做到“忠而不犯,义而顺”[90],自觉地认同和服从礼义规范维系着的政治权威。正如孔子所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指当权者),畏圣人之言。”[91]

  在政治权力私有的时代,专制帝王的共同心态是视天下为一己之私物,他们最惧伯臣下结党营私,形成利益集团,侵害君主之利。于是儒家文化告诉帝王,天下惟有君子能够“周而不比”[92],忠贞不二;而且越是危难之际,越能奉献耿耿忠心。故而惟有具备君子人格的士人才会成为忠臣,惟有他们“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93] 。荀子也称赞说:“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94]

  最为可贵的是,君子虽然有德、有功,居高位,执权柄,却仍然“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决“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不敢居功自傲,更“不敢有君民之心。”[95] 这就是说,具有君子人格的士人入仕为臣,虽然位高权重,但是绝不会自得自满,拥权自重,以至于权高震主,威胁到君主的权位。君主尽可以放宽心,因为君子是君主最可信赖的忠臣。

  第二,君子是建立政治秩序和推动政治运作的主体。

  在君主政治条件下,以君主为首的官僚贵族结成当政统治集团。君子介入体制,从在野的士民上升为统治集团的成员,就会发挥出特殊重要的功能,成为推动政治秩序建构和政治运作的主体力量。荀子对于君子人格这项功能的表述最准确。他说:

  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96]

  土地、人民和道法(理想政治原则)是政治三要素,荀子称之为“国家之本作”。在这三要素中,君子排位第一,最为重要,用荀子的话就是“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倾旷也。”[97] 没有君子,礼义道法无所依托,没有谁能替代君子来设定和建构制度、规范,君主虽有土地、人民,却难以建立政治秩序,政治运行难免陷于混乱。有鉴于此,荀子遂一再提醒当权者:“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98]。意在强调君子既是礼义道德的载体,更是建立统治秩序的中坚。

  

  第三,君子具有独特的政治调节功能。

  

  按照儒家文化的设定,君子人格是优秀德行的汇集,尤其谙熟中庸之道。他们参与政治,对上辅佐君主,对下惠爱百姓,能在各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之间成功地进行调处。“其待上也,忠顺而不懈;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99],成为维系君主与百姓的中间环节。

  君子作为士人中的优秀分子,虽然也入仕为官,也分享权力,拥有特权,占有利益,但是,他们具有的道德修为使得他们大体上能保持着头脑清醒。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们或多或少尚能坚持着儒家文化倡导的道义理想,对于君主,往往能据理进谏;对于治下的平民百姓,能够做到留有余地,不竭泽而渔。其中更有甚者,对君主竟然敢于直言强谏,以死相谏;对百姓,则勇于为民请命。他们往往博得了忠臣、贤臣、清官、“青天”的赞誉,而青史留名。

  君子人格的所作所为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得到缓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上下交融,各得其所。当年备受孔子称赞的郑国名臣子产就是这样的典型。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00] 。入仕的君子是君主的忠臣,又是百姓的清官。

  第四,君子作为道德修身的楷模,是教化百姓的理想人选。

  教化是儒家文化所能想到的最佳治民方略,需要由君子来承担。

  儒家文化认为,治理民众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上行下效”过程。孔子形象地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01]孟子也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102]儒家文化所讲的教化,其中当然也包括一些知识教育,但这并不是主要内容。教化的主要内容是思想、道德、和规范的言传身教。儒家文化特别看重榜样效应,根据他们对于“上行下效”的理解,他们认为,只要君子能笃行礼义,以身作则,为民之表率,黎庶百姓就会弃恶向善,变成良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103];“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 [104]。

  儒家文化对于君子教化功能的效力充满了信心,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105],君子家居不仕,但是其道德人格和君子精神的感召力便已经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有了君子的表率作用,就能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得到普遍提升。假如君子入仕为官,效果就更为显著。顾炎武就曾断言,君子“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 [106]。不仅如此,君子的教化功能甚至还能起到挽救危亡的作用。如顾炎武说:“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107]王夫之也认为“国有君子,国可不亡”[108]。儒家文化把君子教化黎庶百姓看作是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秩序的关键环节,所以孟子有理由侃侃而论:“君子之守也,修其身而天下平。”[109]

  综上所述,君子既是道德楷模,又是政治精英。君子人格的价值构成兼有伦理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双重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君子人格凝聚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要:伦理与政治互为因果,紧紧缠绕在一起,伦理与政治的价值选择具有同一性,道德认同即是政治认同。这一特点使得君子人格在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着极为宽广的覆盖性,对于君主政治秩序的建构、政治系统的运作、政治决策与政策制定,以及人们的政治选择与行为等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君子人格与君主政治

  

  儒家文化整塑的“君子人格”摒弃了个人的理想追求,排除了个人利益,剔除了人的个性,以一种绝对“无私”的精神风貌展现出绝对完美的人格形象。不言而喻,这是统治阶级共同认可的共性人格模式,当然会受到统治者们的极度推崇。自汉高祖刘邦首次祭孔[110],后世帝王及其群臣百官、卿士大夫,无不以尊孔崇德相号召,互以君子相标榜。其实,专制统治者们普遍奉行的理念或曰价值选择是谋利。孔子曰:“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111]; 后世民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即折射出此中消息。儒家文化偏要这些一心谋利并且实际占有最大利益的“治人者”们学作君子,其结果只能形成普遍的双重人格,造就伪君子,尽管这并非儒学宗师们的初衷。

  在实际历史过程中,统治者们一面吟咏着仁义道德,高举着“为民父母”、“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牌匾;一面却暗中交易,贪污受贿,草菅人命,无所不为。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种既要尚德又要谋利,表面崇德尚义实则利欲熏心的政治心态正是古代中国政治腐败的重要政治文化根源之一。平头百姓对于这种现象有着最为准确的描述,谓之“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话虽不雅,理却不谬。

  对于一般社会成员而言,君子的言行就是世人的法则,君子人格则是人们人格认同的主鹄。儒家文化塑造的君子人格并非为了人们的个性化的实现或是体现个人价值的选择,恰恰相反,而是要把实际生活中人们的个性存在依照统一的人格模式重新整塑,造就出君主政治所需要的“政治人”——孝子忠臣。

  儒家文化认为,如若就人性的本质而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君子小人不是先天的造物,而是后天修习本性的结果。严格而论,所谓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只在学与不学的一念之差:“好学逊敏”[112]为君子,“困而不学”[113]是小人。人们只要能自觉地以君子为榜样,严格道德修习,紧随着君子人格的典型亦步亦趋,就能做到“入则孝,出则弟”[114],居家为孝子,在朝作忠臣。对于君主政治而言,一般社会成员对于君子人格的普遍认同将为统治者造就一个相对稳定的顺民社会。从这个意义来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创建的君子人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对传统的君主政治体制的极大维护。

  儒家文化认可君子与小人的人性本质是相通的,二者之间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逻辑上都可以通过某种主观努力向着对方转化。用荀子的话说,就是“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115]。这就是说,在道德提升和政治选择面前,人人机会均等,每个人都面临着两种选择。正如宋儒欧阳修说的:“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116]。

  认可君子小人具有“互通性”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对于传统等级观念具有某种“颠覆”的意味。在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与君主政治是相伴而生的,官僚贵族主要凭藉着血缘——姻亲关系或战功等条件参与政治,分享权力和财富,构成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儒家文化却另辟蹊径。他们树立的君子人格标示着人们可以凭着道德条件取得参与政治的资格。《中庸》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君子人格的价值实现最终要在政治领域,通过权力和财富来完成,这就为一般社会成员参与政治带来了希望。

  随着历史的进程,以德取士不但形成了稳定的政治观念,被当权者普遍接受,而且还得到了制度保障。汉代察举取士的首要条目就是“孝廉”。由于儒家文化认可君子小人可以凭借道德修身的杠杆相互转化,于是,一些出身贫寒但德行高尚之士得以升入君子的行列,经由察举、科举等各种途径步入统治集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布衣纬带之士也可以拜相封侯。认可君子与小人的互通性在观念上动摇了固有的官贵等级意识,在实践中使得中国古代政治等级结构具有一定的可调节性。“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人们不论出身门第,财富多寡,均有可能沿着“君子之道”向着君主当权集团靠拢。其中的出类拔萃之士则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构成君主政治的又一权力基础。

  故此,在传统中国,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除了皇族、姻亲贵族及功臣官僚等“官贵集团”,还有以科举士大夫为代表的君子集团。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前者的局限,促成了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人员流动,使得君主政治的基础结构得以扩展,面向全社会。君主政治需要的各种人才藉此而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权力基础的扩大增强了君主政治的稳固性。而且,君子人格具有优于官贵集团的特殊政治功能,能给予君主政治以更多的活力和更有力的支撑。孟子深知此中利害,故而告诫说:“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117] 中国古代君主政治正是在“官僚——君子”双重结构的支撑下,绵延两千年而不衰。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文化抨击小人,可政治生活中的嗜利小人比比皆是;儒家文化尊崇君子,却造就了普遍的伪君子。真正符合儒家人格理想的君子则屈指可数。这种认识与现实的严重背离无非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君子小人辨”的实践理性远逊于认识理性,因而很难对实际政治的运作形成积极的影响,也很难产生应有的效应。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还要对这一理论极度重视,思想家们甚至就此而论辩不休呢?对于这种现象,恐怕需要进行更深层的剖析。

  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之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并存与健全,这也是人之为人,人之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然而,在政治权力私有的政治条件下,君主政治以及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都会在思想、理念、认知和实践中否定人的个体性,这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第一步,唯此方能桎梏人的独立思维和自主精神,把人变为专制权力的驯服工具。儒家文化利用道德分层理论,通过对君子、小人的一崇一抑,将可能萌生或存在的人之个性和主体精神在认识上彻底否定,从而为君主政治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这或许就是儒家文化热中于君子小人辨的根本政治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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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原题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2005年编纂《中国政治文化教程》列为专章,有大幅修改,如君子水、玉之喻,即为原文所不载。

  

  [②] 《左传·宣公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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