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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君子小人辨:传统政治人格与君主政治[①]

更新时间:2009-05-22 21:49:36
作者: 葛荃 (进入专栏)  

  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50];“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51] 等等说法,则为《说苑》所不载。

  《说苑》是西汉人刘向纂辑的。由于他能够博采群书,使得某些后世失传的古籍,藉《说苑》辑录而存留一二,“吉光片羽,弥足可贵”,故而颇为史家称道。我们则藉此而看到了君子人格的历史脉络。可知君子水、玉之喻自先秦以至汉代,已经形成了普遍认识。这意味着君子人格道德承载的广泛性得到了儒家文化的认同。

  

  (2)诚与中庸

  

  依照儒家文化的设计,君子人格的道德承载广博而不泛然,似乎是面面俱到,其实其中有重点。某些境界极高的道德条目被视为君子人格道德修为的主要进路,故而在评判君子人格的诸多标准中,最受重视。主要者如诚,如中庸。

  儒家文化的“诚”含有真实无妄,坦诚无欺,恒久不怠等多种意义,是人格修炼的高层道德境界。《中庸》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儒家文化把诚视为通往圣化之境的捷径,所以荀子断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52] 儒家文化认为,只有圣人天生至德,生而有诚;“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53] 。君子要想达到诚的境界,必须要下定决心,“择善而固执之”,非得付出艰苦的努力不可。当然,在儒家文化看来,也惟有君子才能达到诚,“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54],这正是君子人格的高尚之处。

  “中庸”在儒家文化的道德体系中也占有极高的位置,能够理解、认识和修习中庸之德的人很少,普通民众根本就不曾涉及过。孔子为此而发过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55]。然而君子恰恰能够把握“中庸”,遵道而行,不偏不倚,能随时随地避免“过犹不及”,力求“时中”。

  中庸之德的最佳艺术境界是“通达权变”,故而孔子说,对于一般人而言,“可与共学”,“可与适道”,“可与立”,但“未可与权”[56]。惟有君子能够体悟中庸的精髓,通晓权变,屈伸自如。所谓“柔从若薄苇,非慑法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57]。这正是君子人格的高明之处。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诸多道德规范之中,在君子人格的诸多道德承载之中,最具权威性的人格标准就是“仁”。作为儒学道德体系中的最高德目,仁是区分君子小人和构造君子人格的道德砥柱。孔子有言:“君子去仁,恶乎成名?”[58]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59]儒家文化认为小人本性嗜利,根本与仁无缘;君子也不一定就必然能够达到这一光辉的顶点。事实上成就君子人格的真正意义在于,他必须是一个仁德的执着追循者,能够“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60],百折不挠,锲而不舍,表现出赴蹈仁德的坚定意志和毅力。仁是君子人格最本质的道德定位和人格确认。

  

  2、君子着眼于正己和道德实践,在德行修为上严于律己,无求于人。

  

  儒家文化认为,君子是能够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践行礼义道德的理想人格。孔子曾就此提出要求:“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61] 。孟子也认为:“夫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62] 。他们认为。礼义道德的价值体现不只在于宣扬倡导,更在于践履实行。君子人格正是德行的实行者,他们能够将礼义道德融贯于日常生活中的举手投足之中,凡视、听、言、动,一颦一笑,无不以礼义忠信等道德规范为标准,讲求言行如一,最忌言过其实。因而,当子贡问老师如何作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63]

  在儒家文化的传承中,这种先行后言,注重实行的认识很有普遍性。如《礼记·表记》:“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君子应该以践履礼义道德作为毕生的义务,“敬始而慎终,始终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64]。在道德实践中言行如一,表里如一,始终如一,这正是君子人格有别于小人人格的人格特色。

  儒家文化还要求,君子人格在道德践履中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所谓“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65]。身为君子者主要关注的是自身德行的完善,所谓“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66],他们的心思并没有放在他人身上。这样一来,就使君子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到宽容谦让,宽于待人。而且,由于他们专一克己,孜孜以求,一门心思地依照儒学宗师们的教诲修习道德,因而他们从不在意别人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側,夫是之谓诚君子”[67] 。君子们做到了自我要求严格,而心态则相对稳定。

  后世士人基本承继了的儒家宗师们的认识,在体会上更为深刻,行为上愈加投入。典型者如明儒冯从吾。冯子认为,身为君子者,应当修德而不望报,能“居易以俟命”。他批评说,有的人“修德而夕望报,一或不应,辄以为天地间无善恶报应之事。不知一为报而修德又是伪,又不是诚,如何能感召天地?故曰:居易以俟命”。既然身为君子,就应该只求正己,无怨无尤。“盖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入而不自得,自然无天可怨,无人可尤”。冯从吾的意思是,君子应该只知在“正己”上用心用力,既无求于他人,又不受他人影响。对于别人的“陵下”、“援上”、“拂意”等等,根本就不在意,能做到视而不见,“不自见”。就必然能做到心无怨尤,心态平稳,安然自得。冯从吾认为,“正己”的预期目的是“尽性”,具体入径是“安分”。“只一个分定了,便改移不得。可见人只是安分,便是尽性”。只要能做到上述种种,就能达到“通达适意”之境。所谓“大行不加,穷居不损” [68]。冯子亦有诗证之:

  芳草和烟暖更青,寒门要路一时生。

  年年点检人间事,唯有春风不世情。[69]

  可知儒家文化指引的严于律己不是苛刻的苦行,而是严正、端庄和专一。唯此,方能在心态上达成稳定、平和,甚而提升为诗化的美和精神上的洒脱。

  

  3、君子人格具有道德的恒定性,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能表现出最佳道德风貌。

  

  儒家文化认为,不论贫穷富贵,地位高下,劳顿安逸或是命运多舛,作为君子者,必然总是遵照尚德的标准进行选择,在实际行为上与置身其中的具体环境相协调,“是以百举不过也”[70]。且看儒学宗师们的表述:

  《中庸·十四章》:(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易·乾卦·文言》:(君子)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荀子: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71]

  儒家文化认为,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大如调节人我关系,小到容貌举止,具有君子人格者皆能依乎礼义法度,圆满处之。前者如荀子曰:“其交游也,缘类而有义;其居乡里也,容而不乱。”[72]后者如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73]

  君子人格的道德恒定性突出了君子的道德自律,他们无私无畏,“不为贫穷殆乎道”[74],更不在乎名利的干扰和诱惑,“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唯一的追求是“就有道而正焉”[75] 孟子对于这一点颇有自信,曾声言“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76] 君子人格的道德恒定与道德自律得到了后世士人们的广泛认同。虽说具体的表述不同,但是,人们表达的意向则是明白无误的。如说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77];“夫君子之不骄,虽暗事不敢自慢”[78];“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79]等等。君子道德恒定,自律自戒,必然境界高远,心胸开阔,不会计较锱铢得失。而且必定在心态上保持着豁达与乐观。正如当年荀子的描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80]道德恒定的君子人格至少在认识上、或曰理念上接近了完美。

  明儒高攀龙对于君子人格德行恒定而几近完美最有感触,曾作有《洗心说》一文,着意摹画: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不做居食想。彼以富,吾以仁;彼以爵,吾以义,不作富贵想。不怨天,不尤人,不作怨尤想。用则行,舍则藏,不作用舍想。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有甚动得我。知之嚣嚣,不知亦嚣嚣,有甚苦得我。非仁无为,非礼无行,有甚恐得我。江汉濯之,秋阳暴之,有甚染得我。鸢则于天,鱼则于渊,有甚局得我。[81]

  在高攀龙的心目中,君子人格内蕴的价值本质如同天造地设般的坚实稳固,这种近乎完美的道德本质一旦外化,必然表现为顶天立地的人格形象:“既唤做个人,须是两手顶天,两脚拄地,巍巍皓皓,还他本来面目”[82]。高子向往的正是儒家文化造就的道德巨人。

  

  4、在理念上,君子人格完美无缺;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君子的表现须一以贯之。

  

  儒家文化把君子人格所内蕴的道德价值体系称为“君子之道”。

  如果说,君子人格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凝聚,那么“君子之道”则涵盖着儒家文化的道德及政治价值的总范式,体现着儒家文化着力维护的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意志,因而,其毋庸置疑地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绝对的真理性。正如《中庸》的表述:

  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群体人格”,其中剔除了任何可能存留的个性和自我,以一种绝对无私无畏的精神风貌展现出绝对完美的人格形象,形成了被君臣统治者们共同认可的人格模式:“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 [83]

  君子人格的模式化、法则化是儒家文化的理想与实践相统一的体现。与圣人相比较,君子的实践意义更为凸显,其重要性超出了这种政治人格的理想层面。

  在儒家文化的设计中,圣人是道德及政治理想的极至,亦是最高理想人格的显现。古往今来,圣人屈指可数,除了尧、舜、禹、汤等少数圣王,其他人等可以向往,可以仰慕,但是很难企及,所谓高山仰止。一般社会成员对于圣人只有顶礼膜拜,不能存有什么奢望。君子则不然。君子人格内涵的价值准则是可望可及的,一般人,包括平头百姓、市井小民都可以修习,可以践行。正是针对这一点,孔子说了实话:“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84]

  对于后世儒生而言,崇圣是最高理想,对于这样的人生理想是终生不得放弃的,在自己的人生历练中也不可须臾迷失之,而是始终以“内圣外王”引导着行进的方向。君子人格则是实践性目标,既然可望可及,就应该努力追循,通过道德修习而达成君子人格的人格修为,这是理应实现的。换言之,按照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设计,人们鲜活多样的“个性存在”都需要依照君子式“群体人格”的划一模式重新予以整塑,以完成合乎统治者需要的“政治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般成员,无论身份地位贵贱尊卑,都要按照统一的标准和人格模式,被改造成君主政治的忠臣和顺民。

  因之,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君子人格具有理想与行为的“一以贯之”的特征,他们能在道德修习和理想追寻中坚韧不拔,在坎坷、颠沛的人生途中牢牢把握着行进的方向。

  以上诸方面充分表明,君子人格是仅次于圣人的理想道德人格,这种人格模式如同圣人人格一样,也具有群体性。也就是说,在儒家文化看来,除了天生圣人,只有君子德行深厚,是构造社会伦理秩序的中坚。正如本书第二讲所析,儒家文化一贯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85],礼义道德是人与禽兽,亦即文明与野蛮的临界点。故而,有意识地确立、倡导和践行礼义道德就成为人之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否则便意味着文明的退化,实则隐喻着人性的泯灭。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世上芸芸众生多矣,他们哪里懂得什么道德修习和人生历练,终日浑浑噩噩,奔波劳碌,无非是为了生计与财利。儒家思想家们为此而忧心忡忡。这时,君子给他们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儒家文化认为,君子人格的存在是防范道德倒退的堤防。孟子藉此而有一句名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86] 由于君子人格的道德特质,他们有能力为这个危机四伏的社会设置道德的安全阀。所谓“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君子作为礼义道德的载体,保障并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华夏文明的进步。

  

  (二)君子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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