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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锋:瑞典社民党组织的发展、调整与变革

更新时间:2009-05-18 14:50:55
作者: 高锋 (进入专栏)  

  1972年,社民党政府通过《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都有职工代表。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了重大限制,并加强了工会在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的发言权。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规定了企业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会的社会地位。政府所有提案和调查报告都要征求劳资各大组织意见。但社民党从来不干预工会的内部事务,更不干涉工会人事安排,而是让工会自主地与资方谈判,解决关系到工人基本利益的工资与其他工作条件问题,从而使工会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的拥护。工人组织程度高达80%至90%。社民党和总工会相互支持、相互补充,长期来主导了瑞典社会的发展。1974年,总工会会员达到186万人,其中39%集体加入了社民党,使党员人数突破100万大关。集体入党的工会会员占党员总数比例上升到73%。

  4.瑞典工人教育协会 1912年成立,旨在帮助其成员掌握能够影响自身生活和社会的工具。它是非政治性组织,但思想上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其理事会由其成员组织选举产生,各组织选举权大小根据其人数多少而定。它有社民党、左翼党、总工会和消费者合作组织等59个组织成员,还与50多个组织有合作协议。主要任务是为瑞典工人运动和其它成员组织进行教育培训,同时也对社会开放,从事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2004年有64万人参加了其组织的学习班,如与总工会合办的有3.4万工会会员参加的工会基础知识教育和与卫生学院合办的有1.1万参加的卫生知识教育等。同年,工人教育协会还与250个市政区文化机构合作,搞了有350万人次参加的5万次文化宣传活动。

  

  三、社民党组织结构和政策的调整

  

  进入20世纪60年代,瑞典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趋向萎缩,第三产业地位上升。随着社会福利的建成,贫穷百姓人数大大减少、中间阶层迅速扩大,社会结构由宝塔形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形发展。这是瑞典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社民党社会变革的产物。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加快,瑞典经济对外界依赖程度提高。信息和媒体技术迅速发展,媒体在政治舞台上支配性地位日渐突显,对各党特别是社民党带来了严重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社民党对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进行了重大变革,调整了筹资方式和与工会关系,加强了党内民主和廉政建设,从组织上保证了其福利社会建设和后来的大规模政策调整的顺利进行。

  (一)扩大经费来源

  随着50、60年代经济结构变革的深入,作为社民党主要社会基础的产业工人特别是农业工人迅速减少,使该党迫切需要在日益增长的中间阶层中寻求支持,扩大选民基础。1957年,社民党提出附加退休金计划,主张在普遍养老金基础上通过向雇主征税建立根据其退休前收入多少而定的职工附加退休金。在当时高级职员通过劳资协议已经得到退休金情况下,这个建议将进一步提高工人和中小职员的退休待遇。但其政府合作党――农民协会对此很不理解,其它资产阶级政党更是坚决反对。为此,社民党决定举行公民投票并解散政府进行新的大选。经过几轮反复较量,1959年,社民党仅以一票之差赢得了这项改革,从而得到了许多中层选民的支持,在1962年地方选举中该党获得了得票50.5%的好成绩。

  在公民投票和大选中,社民党迫切需要媒体的支持。但当时大多数报纸为资产阶级党派所掌握,而社民党所属报纸却大部分处于困难中。社民党和总工会对其进行大规模投资和改组之后,仍然未能挽救其最大报纸――斯德哥尔摩日报的破产。在1960年大选中首次进行政党领袖电视辩论之后,电视在媒体界的支配地位更加突出。宣传费用的激剧膨胀对社民党和总工会造成了沉重压力。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1963年,社民党政府下令对报界的经济条件变化和国家在维护新闻舆论自由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调查。经过两年工作,调查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建议国家向与报界关系密切的议会各党提供2500万克朗的资助,以帮助有关报刊度过难关。在这个建议受到资产阶级政党反对的情况下,1965年,社民党联合经费匮乏的左翼党和中央党通过议会决定由国家每年提供2300万克朗[6]的政党补贴,按各党在议会席位的多少进行分配。1969年,政府通过立法要求地方政府依据同样原则向各政党提供经济支持。1972年,议会又通过议会决定对经济困难的地方报纸提供国家资助,从而使其经济困难大大缓解。

  

  借助国家资金解决政党经费困难是社民党的一个创举。社民党宣称,各政党在瑞典民主制度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家有责任支持它们完成其任务。后来国家资助被扩大到在大选中得票超过2.5%的所有政党,但社民党作为议会最大政党从中得到了最大的经济支持,是不言而喻的。1987年,该党得到国家资助4021万克朗,占其当年开支之43%。进入90年代,社民党积极探索收入来源多元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直到2002大选年,公共部门资助仍然是其收入最大来源(占36%),而34%来自其经济活动收入, 22%来自工会捐款,仅8%来自党费收入。但议会立法对资助数量和分配方式都有严格规定,任何政党都无权动用政府预算资金,更不能染指国库。

  (二)调整党的地方组织

  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社民党始终把取得对各级政府权力特别是全国政府的领导权作为其工作的中心目标。因此该党的组织建设与国家政治结构设置密切相关。党的中央组织以全国政府为工作目标,党的地区组织――党区与大选选区和省议会辖区大体相一致,而工人公社活动主要以地方议会和政府为目标。因此当瑞典6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决定把全国800多个城镇合并成279个市政区时,社民党也随之进行了其自1911年组织总体框架确定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组织调整。

  经过反复讨论,1968年社民党党代会决定在每个市政区仅保留一个地方组织,而把较小的500多个工人公社统统改为社会民主主义协会。为了发挥这些基层组织的积极性,社民党代表大会决定让这些协会保留各自章程、经济上的自主权利和根据党纲自主地开展工作的权利,从而加强了其基层组织的自主性和活动能力。

  (三)变革工会集体入党制度 

  工人集体入党制度使社民党获得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因而也就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眼中钉。社民党书记布·吐莱松在1984年党代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对我们党与工会的合作方式进行攻击,但实际上他们对我们怎样组织起来并不感兴趣,他们所要打破的是社民党与工会之间的合作,其目的是要削弱社民党。”因此,长期来该党在组织上坚持与工会密切合作。同时,该党对此也进行了许多宣传解释工作,强调工会集体加入并非来自上级命令,而是地方工会的自愿行动。工会会员如有异议,也有机会做出个人保留等。

  这些解释并没有减少资产阶级政党的攻击。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变化和国内自由主义势力的上升,这一制度连同其职工基金迅速成为资产阶级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如总工会主席所说,它变成了“挂在工人运动脖子上的一个磨盘”。因此当1986年左翼党决定支持资产阶级政党通过议会立法禁止集体入党之后,社民党理事会立即宣布将在下届党代会上就集体入党问题做出新的决定。

  1987年,该党党代会通过决议说,社民党欢迎地方工会组织继续集体入党,但其所属会员只有提出个人申请后,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加入党的工会组织按其会员人数交纳党费,在党组织内有表决权和建议权,但其权利大小取决于正式入党的人数多少。社民党还呼吁工会继续向社民党提供捐款,帮助入党的工会会员交纳党费、支持其在党内组建工人俱乐部等。

  这是社民党在组织建设问题上的又一个重大变革。这一决定对社民党组织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建党以来的所有组织调整。当1991年底这个规定最终落实时,社民党党员总数由80年代的百万之众骤降到26万人,党的基层组织减少了三分之一多。加上90年代瑞典工人运动两大组织之间对政策调整的公开争斗,社民党组织受到了很大削弱,工会对社民党的决策的影响也大大下降。到2003年,仅三分之一的党区中还有集体入党工会组织,党员中仅55%是工会会员。

  (四)在调整中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民党再也无法维持其以“高福利、高工资和高税收”为特点的传统政策。为了维护其执政党地位和国家长远利益,社民党自8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其国家干预力度和方式。该党先后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到瑞典投资的限制,取消了国家对农产品补贴,取消了国家对外汇市场的行政控制并对国有企业实行了以赢利为目标的重大改革。1989年,社民党与人民党达成协议,决定将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最高的70%降到50%,把资本所得从个人总收入中分离出来单独交税30%,把企业所得税由过去的56%降到28%。为了缓解经济过热问题,1990年,社民党政府又不顾工会反对,提出了冻结工资和物价与禁止罢工的主张,之后它又决定将病假工资由原工资的90%降到头三天65%、之后80%。同时,社民党还调整其对欧盟政策并决定联合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申请加入欧盟。为了缓解其高福利综合症和政府财政困难,1994年,社民党不顾严重的失业问题,决定把控制政府开支、降低财政赤字作为其首要政策目标,并在前政府削减福利基础上,把社会保险的补偿程度由80%继续下调到75%。

  这些市场取向的改革对于瑞典克服福利社会弊端、恢复国际竞争力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是十分必要的。但它们却影响了众多工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利益,使瑞典社会差距重新拉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该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工人们说“我们都不认识党了”。总工会主席多次发表讲话公开抨击“首相府右派”。许多工人对社民党由发展社会福利转向削减社会福利、由限制社会差距到纵容差距扩大不理解。许多工人对社民党在1994年失业率超过10%的情况下,坚持紧缩开支、削减福利表示愤慨,称之为“背叛”并离党而去。90年代中期社民党政策大调整诱发的党内“信任危机”最严重的七年间社民党党员减少了40%。社民党组织受到很大削弱。

  面对这场严重的信任危机,社民党多次组织党内协商和对话,教育党员从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支持政策调整。社民党主席甚至用其担任政府财政大臣时到国外借贷时遇到的尴尬局面告诫全党“负债者没有自由!”(插图10)。社民党在其中央机构设立了工会委员会,加强与各级工会进行政策协商,同时还努力采取措施修补与工会关系。1994年,在把紧缩开支消灭赤字作为政府主要目标的同时,政府决定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提高到55%,以便使高收入者为政策调整承担更多费用。同时政府在改革福利制度的同时强调教育、医疗和护理等基本福利不能受市场控制,决定患者一年的医药开支超过270美元的部分完全免费。随着经济的好转,社民党决定从1998年1月起将其社会保险补偿度调回到80%,使绝大多数职工的医疗保险金加上劳资集体协议补贴,可达病前工资之90%。2000年政府在恢复福利金基数全额的同时,提高补充养老金、提前退休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和没有参加保险的失业者现金补贴等,从而使1996年至2006年工薪者实际收入出现44%的较大增长。

  针对苏东巨变触发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国际逆流和党内信任危机,该党在其2001年制定的新党纲中首次明确声明,瑞典工人运动意识形态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在苏东巨变、许多欧洲共产党改旗易帜情况下,社民党的这一自我定位赢得了工会的巨大支持。国家形势的好转和实际收入的增加也教育了工人群众,总工会主席在会上宣布动员工会积极分子入党,目标是把工人党员发展到10万人。这一努力取得一定效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在2002年大选中,60%的蓝领工人,39%的白领职员和26%的高级知识分子投了社民党的票,从而使社民党首次成为同时获得瑞典三大劳工组织成员投票最多的政党。社民党赢得了这次大选。但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社民党的市场取向的政策调整,使民众,特别是青年工人对通过入党来改善自身处境的信心下降,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社民党党员下降的趋势。 

  (五)加强廉政建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各党派对选民争夺的加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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