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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经验型”传统史观批判

更新时间:2009-05-14 22:55:13
作者: 葛荃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极其丰厚,但历史理论却相对匮乏。自先秦诸子到司马迁,以至于后世,历史认识的基本特点是注重历史经验的积累,记述和认识历史的目的在于“资治”,表现为历史认识的唯一功利性。本文认为,走出经验型传统史观的局限,需要尽力突出史家的学术个性,使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得以充分延展,为此必须提倡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多样化,多元化。同时,还要对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与唯一功利性进行区分,肯定前者,否定后者。 以史家本应具有的人文精神去激活和体味“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及其情感纠结,以期对于当 今时代的人类尊严和生命的意义给出最能“近真”的合理的人文阐释。

  主题词 历史研究 经验型传统史观 唯一功利性 历史认识 人文精神

  

  仅就古代文化而言,世间再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历史领域中与中华民族相媲美了。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文献之完整和丰富,堪称世界之最,唯有中国人能够从自家文化传统中豪迈地搬出一整部二十四史奉献给当今世界。正是这些系列的正史、数不清的外史、杂史、野史以至于“六经皆史”,拱架着中华文明的今天与过去。可遗憾的是,我们能够据以夸耀的只是盛载于文献的历史遗迹,至于有关历史的理念、思考和认识,则显得贫瘠和乏味。总括其说,最可称道的大概只有太史公司马迁的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作为一种历史认识,显然,司马迁注意到了人类社会与外部世界的某些联系,也意识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因循与变革。如果我们进一步推敲,则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不外乎顺应天道:“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1)他说的“通古今之变”无非是要从朝代变迁、典制“损益”中积累经验,寻求兴亡之道,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2)司马迁以“良史”著称,为后世折服,他的历史认识或许含有寻求历史规律的意向,然而究其实,他仍然没有超出经验型的传统史观。

  

  一 经验型传统史观

  

  至迟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历史的认识就已经流行开来。诸子的观点形形色色,其中代表性的认识可以列出四种。

  其一,儒家认为历史是一个表里相依的双层结构,历史的表象是治乱交错,历史的本质则一以贯之。

  孔子早就清楚地意识到天地运行时光流逝的不可逆转,认识到时代的递无可阻遏,历史的运行表现为王朝更迭,治乱交替。他用“有道”和“无道”来概括这种历史的震荡:“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3)稍后,孟子和荀子也对历史治乱有所体会,觉察到其中的某种规律性: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4)“千岁必反,古之常也”。(5)历史的运行是治乱交替的有规律的循环往复。但这只是社会的表面现象,在这种治与乱的背后,历史发展的内在主线是礼乐文明,又称为道,具有恒定性和一贯性。孔子曾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6)这就是著名的文化“损益”说。孔子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见解:损益的是文化的表层,文化的深层是礼乐文明的连绵不绝,这正是历史沿革的本来面目。孔子后学承袭了这一认识,所以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惯不乱。”(7)三代之礼因循相袭展示出来的正是历史发展的一贯性,所谓“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停,虽久同理。”(8)故而在儒家看来,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一治一乱的曲折走向;另一方面是“贯之大体未尝亡也”(9)的历史本质即礼乐文明。只要悟解了历史的本质,就可以察知今世,预测未来,“虽百世可知也”。儒家承认历史发展的曲折和震荡,但这并不是改天换地,开辟新纪元,而是一种暂时的偏颇。通过形式上的调整和校正,如“改正朔、易服色”,历史的运行终究要回到礼乐文明的“道贯”上来。这样的历史观不妨称之为历史一贯论或历史还原论。

  其二,道家认为历史的演进是一个自然过程,这种自然过程与人为的社会文明相牴牾,形成了“自然”与”“人为”的双重史观。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一派的思维视野最为开阔,他们的历史认识从一开始就越出了人类社会的局限,纳入了关于宇宙的总体概括之中。老子试图用“道”来捕捉天地之本原。在他看来,天地万物从无到有,逻辑上总有一个开端,却又难以名状,只好推测:“天下有始, 以为天下母”;(10)但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11)天地本原的真面目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人们的经验,人们能够感知的只是“道”的运作形式,即“反者,道之动”(12)、“周行而不殆”(13)等自然法则的往复循环。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无不处于自然法则的支配之下,于是日月流转、昼夜交替、生命兴灭以及人的存在和繁衍无不表现为一种自然状态的演进过程。正如老子言:“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4)因之在老子的意识中,人类历史的生成发展是道的衍化,是不依人的主观愿望而自然形成的生命世界。其后,庄子承续了这种认识,也用自然法则囊括人类社会。人的身体“是天地之委形也”;(15)人的生命存在“是天地之委和也。”(16)既然人是自然的某种存在形式,那么人类的历史无非是一个自然法则作用下的自然进程。然而,老、庄又不幸而生活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之中,他们发觉,悠悠人世与自然法则大逆其理。人们的“不知足”和种种贪欲是一种人为的历史过程,谓之“有为”,它破坏了自然存在的完美与和谐。在现实社会中,道德带来了人性的诈伪、德性堕落,法制带来了残暴和欺凌,智慧导致了人性虚伪,制度法令导致了天下大乱。这一切都是人的“有为”的历史,不仅搅乱了人的自然本性,而且与人类本应展现的自然过程相冲突。

  道家把历史认识分为“道”的自然演进和“人为”社会两个层次,其间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们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认为合理的选择只有一种,即摆脱“有为”的困扰,归复自然的存在状态,延续那源远流长、周而复始的自然进程。这样的历史认识似乎可以叫做双重史观或自然史观。

  其三,法家的历史认识表现为对于当代社会的全神贯注,他们站在当世回溯往昔,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由低向高、由乱到治的运行过程。

  在诸子百家中,法家一派绝少玄想,他们始终关注着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认为人类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历程。《商君书•开塞》提出“三世说”。上世从“天地设而民生之”起始,人类社会处在初级阶段,这时的民众“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没有道德规范,时代的特征是“亲亲而爱私”。随后,社会发展进入中世,这时社会上出现了“贤者”,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公德,时代特征是“上贤而说仁。”再后,社会进入下世,这时出现了官府、刑法、君主,社会形成了国家,时代的特征是“贵贵而尊官”。类似这样的三世说又见于《商君书•画策》、《韩非子•五蠹》等,具体说法各有特点,但他们都强调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都要经过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文明的阶段性演进。韩非还特别指出了历史的演进不容逆转,不可重复。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今世与往古时代不同,治道必将有别。“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17)

  法家一派认识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层次性、阶段性和不断进化的特点,虽然其中并不包含彻底的社会变革意识,但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种历史认识称作分期进化史观。

  其四,阴阳五行学派的理论多少有些离奇,但其中也不乏卓见。在历史认识上,他们以某些自然规律为依据,生硬地与社会发展相比附,认为历史的运行是五德终始,循环不已。

  阴阳和五行即木火土金水本来是人们用以认识自然界和自然现象的概念,后来被用作概 括和分析世上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阴阳五行形成了一个认识框架,五行之间顺向则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逆向则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不只如此,五行中的每一行还与季节、方位、颜色等相对应,同时每一行还具有各自的道德属性。阴阳五行学派试图用这种认识框架概括时空,对人间事物的关系及运行作出规律性的规定、解释和预测。当然也可以用来概括历史。

  例如,阴阳五行派的代表人物邹衍就认为,历史是一个遵循着五行构架而变化运行的过程,自上古以来,每个朝代都在五行的支配下交互更迭,所谓“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18)五行之德依照相克的顺序有规律地支配着王朝兴替,体现了历史运行的 动力和规律。这种历史运行的循环往复常常通过自然现象预示于天下。所谓“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19)据《吕氏春秋•应同》载,夏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成为木德克“虞土”的先兆。商汤崛起,“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是为金德克夏木的先兆。至周文王,“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于是周火克殷金,天下归周。

  阴阳五行派用五行比附历史,将天道与人类社会混为一体,他们的历史认识充满了神秘主义臆说,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历史循环论。

  以上四种史观都能够自圆其说,理论内容差别很大,并无相同之处。可是,如果从思维的类型上着眼,诸子史观在认识形式上却十分接近,基本同属于“经验型”的历史认识。(20)这种史观的总体特征是注重经验的积累,带有强烈的功利性。

  一般来说,历史认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前者旨在辨别历史事实,后者回答关于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先秦诸子并不是历史家,而是思想家,他们的历史认识显然侧重于后者。于是我们发现,诸子形成历史认识的前提是某种既定的道德价值、政治理念,或是某种认识框架,然后作为认识的主体,他们总是试图运用这个前提去穷尽和囊括历史,为此他们总要对历史遗迹和文献有所剪裁和取舍。诸如儒家的礼乐文明,道家的自然进程,法家的三世分期,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等等,正是这些思维前提决定了他们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以及认识历史价值的角度和程度。

  具体言之,诸子也注意到了历史事实,对于历史的治乱规律或进化趋势也都有所推测。有的还意识到了人类的物质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例如,孔子、孟子都称许过禹治水的伟业,《易传》中也讲到用火、文字的发明,宫室的营造,由此印证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再如《商君书•画策》划分三世的标准是“渔猎”和“农耕”。法家还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源于人类社会自身。然而,这些认识并不能真正形成诸子史观的兴奋点,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通过认识历史,能给当今的政治选择提供什么样的政治经验。也就是说,他们覃思竭虑考察历史,为的是向历史索取经验和经验内蕴的功利性,他们的兴奋点在“资治”。

  固然,历史认识离不开价值判断与选择,以至有人断言“没有价值,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21)可是,以诸子为代表的传统史观将认知价值局限在特定的层面上,而这一特定的价值标准又取决于既定的政治目的。例如儒家的单一认知价值标准只选择了礼乐文明,即以政治上层建筑作为历史的主干,这不只是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了,而且在认识上将历史与政治紧紧连在一起,认识历史不过是换一个角度对政治进行再论证罢了。譬如他们讲论人的物质创造是为了突出圣人在引导社会发展上的绝对权威,而儒家的圣人本质上则是礼乐文明即历史一贯性的体现。再如道家追究道的本体,以“自然”的进程反对“人为”的社会,老庄的视野固然开阔,但是其思考的落脚点是为了“以道莅天下”。老子从中归纳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2)的公式,为道家学派的基本政治模式“无为而治”提供了认识依据。又如法家的分期进化史现较之其他各家似乎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他们的政治功利性又最为鲜明。他们并不想一味追溯往古,也不要预测未来,而是以史论政,注重历史认识的现实政治价值,分期三世就是以历史演进的变革为现实政治的变法和法治建立依据。最后,阴阳家的循环史观虽然大而不经,多是推论。邹子号称“谈天”,善于“先验小物”然后“推而大之,至于无垠”,(23)但却最符合称王改制者的需要。五德终始循环论论证了王朝更迭的必然性,从而为建制新王论证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

  上述种种,最终归结为一条:对于现实政治功利性的渴求,阻碍并限制了思想家们对于人类历史无限丰富性的逻辑追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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