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康晓:英美法三国政体的异同及其文化成因比较

更新时间:2009-05-11 15:12:13
作者: 康晓  

  

  在英国两党中,执政党虽然可以通过控制议会使政策符合自己的利益,但仍然必须考虑其它阶层、集团和群体的利益,这样才能避免压力集团和社会舆论的作用导致其丧失过多的选票。另一方面,反对党的作用更具有英国特色。首先,只有在下院选举中获得次多数席位的政党才能成为合法的反对党,起到监督执政党的作用。其次,反对党在监督时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一味攻击,还必须提出相应的具有建设性的能取代执政党的政策。这就既发挥了监督作用,又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同时,“影子内阁”制度的存在也使得执政党在失去人民信任被“最后的权力”推翻时不至于出现长期的权力真空,从而保证了政局的稳定。因此,两党在制度框架内的合法竞争实际上最大程度地弥补了制度设计中立法权至上带来的权力不平衡,在实践中还是实现了分权制衡,只不过不是行政立法权的相互制衡,而是具有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两党之间的制衡。

  美国的两党制衡源于建国初期的联邦制与反联邦制之争,因此最初的两党就是联邦党与反联邦党。美国联邦制是在中央集权制与地方分权制之间达成的政治妥协,但根本目的还是维护当时北美独立各州(state)的利益。所以,“美国政治制度中存在着双重的分权制衡”,一种是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都存在的三权分立制衡,一种是联邦制中联邦与州之间的制衡。其中联邦层面的三权制衡反映的实际是联邦与州之间的制衡,而两党制衡也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其途径就是通过选举控制不同的权力机构。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和胜者全得制度,总统选举人票要被集中地给予某个候选人(除了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因此各州的政党在全国政治中具有影响力,总统候选人也就要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民的倾向性难分伯仲的地区,或有着至关重要的大量选举人票的地区。所以候选人的竞选重心是在州,这就使得州一级的党组织拥有了实质权力。在国会选举方面,州议会掌握着划分选举国会议员选区的权力。因此,州议会多数党就能够通过按照利于本党的原则划分选区来影响国会选举。比如民主党就曾利用这种办法长期控制国会众议院,其间实现了对几任共和党总统的制衡。又由于总统和国会分开选举,而且二者都直接对选民负责,因此,两党在地方上的竞争就成为了影响全国性“行政—立法”制衡的基础性变量。“如果议员感到他的重新当选取决于地方上的问题和选民的态度,而不是取决于总统候选人对选民的感召力,那么,他在议会里将做出相应的反应,当他而且只有当他感到总统的政策是他的选民所需要的时候,他才会支持总统”。这说明,联邦层面横向权力关系的制衡是以联邦与州之间纵向权力关系的制衡为基础的。这种制衡机制的组织载体就是两大政党,它们发挥着将选民利益聚合于全国性代议机构的功能,并监督总统的政策能够切实维护这些利益。

  法国政治中的党派制衡具有自己的特点。法国是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从理论上看应该更有利于权力制衡,但在实践中却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第五共和国政体改过去的议会制为“半总统制”,在扩大总统权力的同时也减少了党派竞争,并最终形成了以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左派联盟与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组成的右派联盟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但是,这种制衡与英国两党在议会中的制衡和美国两党分别控制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制衡又不一样,其实现的最佳途径是“左右共治”局面的出现。在此情况下,总统和总理分属左右两大政治联盟,这样首先在行政权内部实现了制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经过复杂的博弈过程才能最终达成妥协。另外总理要对议会多数负责,所以又加强了议会对总统的监督,实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制衡。“因此, 在‘共处’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议会中的多数派在挑选总理,而总统的 ‘任命’成了纯粹的形式。这是总统权力的一大失落。”可见,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体虽然造就了能凌驾于三权之上的总统,但又留下了使其可能面临行政权和立法权双重制衡的空间,成为了三国中受限最多的行政首长,这正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权力制衡的普遍原则与法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之后在政体设计上所体现出的精妙之处。

  由此看来,被奉为经典的普遍原则要想在一国得以实现,就必须与该国的历史文化基因相适应。这决定了要深刻理解英、美、法三国何以能够采用不同的政体形式达到权力制衡的相同目的,就必须回到国别研究的方法中去,分别考察三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从中找出三国政体形成的原因。

  

  三、英、美、法三国政体异同点的文化成因比较

  

  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即顺从型的政治态度和对渐进主义行为方式的信仰。

  顺从型的政治态度是指公民在心理上对政治生活中的权威表现出一种顺从的态度,即认为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适合来进行统治,其领袖与大众舆论稍有隔离,但仍有责任根据公共利益进行统治,并最终为这种统治承担责任。这使得英国人相信权力一定要被少数精英掌握,而以英王为核心的贵族集团就是这种精英群体的代表。尽管他们丧失了实际权力,但仍然是整个英国社会的精神纽带,让人们从心理上自觉地顺从于现有体制,排斥剧烈的变革,既避免了威权政治,又避免了英国社会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出现严重的动荡甚至分裂。但顺从归根到底不是服从,对君主的保留也不是要实际接受君主制,而是仍然要求统治者按照民主原则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因为,对贵族文化和精英的崇尚毕竟只是一种心理倾向,它并不能代替人们的物质利益,这些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最终还是要依赖民主制度的成长。所以,当那些新兴资产阶级通过购买爵位和联姻成为新贵族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之后,又要在君主制的框架下实践民主制的原则,使这两种本来对立的制度在贵族文化的调和下实现融合,并最终建立起立宪君主制的独特政体。因此,这一政体不仅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治结果,更是英国人对贵族阶层崇拜的文化结果。

  渐进主义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两大思想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因为二者本身都包含着对方的要素。保守主义要求延续传统,而对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来说,自由必定是传统的重要内容,这与激进主义回到自由平等状态的主张如出一辙。所以,每每在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时,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总能倾向于用妥协的方式解决彼此争端,融合为渐进主义的文化传统,表现为对渐进主义处世风格的信仰,这对英国议会内阁制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内阁制的形成与两党制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两党始终通过和平竞争方式完成权力的更替,并在政策取向上逐渐趋同。这既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也为新的妥协提供了可能。这说明,制度只是民主的一个方面,关键是要有民主的文化与之相配合。在英国政治中,这种文化上的民主就是渐进主义的行为方式,它使得两党在坚持各自利益的同时总能通过妥协来解决矛盾,避免了因各自固执己见而导致政治僵局或者暴力冲突,也使得基本的民主原则能在没有成文宪法保护的情况下完全按照一系列惯例正常运转,真正实现了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的完美结合。

  英国政治文化中的民主基因连同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由17、18世纪移民被带到北美大陆后,为当地的早期民主生活提供了重要条件,但反过来经过移民社会环境的长期提炼之后,它们又最终发展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政治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政治权力的平等态度。

  早期北美移民虽都是反抗欧洲封建制度的叛逆者,但他们还是将基督教本身所蕴含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传统移植到了新大陆。再加上之后继承法的实施使象征财富的土地越分越小,从而为消除贵族阶层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前提,而教育方面的平均化则使移民们彻底丧失了高人一等的地位,于是强烈的平等价值观便逐渐形成,那就是没有任何权威能够凌驾于个人之上,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成功机会。因此,在早期北美移民中就已经排除了英国政治文化中对贵族和权威的崇拜心理,这决定了未来美国的政治制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将摆脱其英国母体的传统而另辟蹊径。但是在托克维尔看来,当时那些移民虽然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会全部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这使得移民们最终走上了一条结社自治的道路。结社自治是一种典型的团体主义或曰集团主义的行为方式,它基于的是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即对个人价值的充分尊重。因此,结社带来的不是财富的集体共享而是个人所有,它排斥一切力量的非法索取。而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持有这一利益诉求时,权威则不复存在,制衡便随之而来。美国研究联邦制的著名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认为,联邦制的基础在于以“己所欲,施于人”为核心思想的圣约方式,它的基本预设对于民主社会的宪法具有根本意义。在此基础上,联邦制的权力关系表现为一种多元性,而在民主社会中这种广泛分享的权力也一定相应地被广泛分配。个人的基本权利确定了一个人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这种权利伴随着对专门政府机构权力的相应限制。其中不存在最高的权力,所有的权力都可受到挑战,而约束权力则依赖众多结构的同时作用。

  可见,平等价值观带来的结果是权力的多元性和分散性,它从源头上孕育了美国政治中的制衡机制,其表现就是结社自治,它实际是一种权利自我实现的方式,首要内容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在此之上建立的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以此为根本目的。所以,1787年制宪会议上的争吵可以被看作是美国人平等意识与如何维护自由权利的矛盾在国家间关系上的放大。过去为了维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建立了邦联,但由于力量太弱无法保护各国的自由,而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又给了大国谋求不平等地位的机会。因此,最后各国只能通过建立联邦制实现政治妥协。这决定了联邦制的核心就是州权与联邦权之间的制衡,以此来保证各州的自治权利,在此基础上才有了联邦层面和州层面的三权分立与制衡。但这并没有彻底消除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联邦党与反联邦党之争和之后爆发的内战就是明证。但除内战以外,美国人基本采用了法律手段解决彼此分歧。这一方面仍然源于平等价值观,因为只有法律能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唯一可能公正判断是非的力量。它既能解决社会问题,又比少数人宣扬的革命道路更能维护社会的稳定。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平等的美国社会,从事法律的人就扮演了贵族角色,而法官则是贵族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同源性。尽管移民社会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但英国人的渐进主义行为模式还是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人,从而使两国的政治发展道路都表现出渐进与温和的特点。

  美国民主政治的实践直接借鉴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反过来又为同时期的法国大革命注入了废除封建特权,实现平等权利的思想动力。但法国政治文化中的平等观却在政治制度层面形成了不同于美国的结果,其重要原因就是两国不同的宗教信仰。

  美国是典型的新教国家,新教认为对上帝的忠诚是通过现世的努力工作来实现的,而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把信徒得救的方式限定在繁琐的宗教仪式上。宗教仪式是典型的集体活动,而且是下层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法国,这种大众性的宗教仪式集中表现为在节庆时的狂欢文化。“这种狂欢活动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打破现存秩序。……人们同欢共乐,全无高低贵贱之分,庆典仪式上的社会等级甚至被颠倒着排列。这是一个解脱的时刻,一个意味深长的颠倒正常价值观的时刻,尽管这‘颠倒’只是暂时的、闹着玩的或者说象征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反映着人们要从丧气的生活条件和压抑人的世间秩序中摆脱出来的潜在愿望。”

  经过日积月累,这种凸显平等观念的“狂欢文化”首先造就了整个法兰西民族浓烈的理想主义气质,它与法国人的理性精神同时存在,相得益彰,共同塑造了法国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首先,法国人崇尚理性的精神使他们总能从先验理论出发提出许多“完美”的制度思想,但理想主义的气质却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最“完美”而将他者视为异端,于是就出现了宪政道路上各种政治理想混乱相争的局面。与此相反,新教信仰带给美国人的是一种实用主义传统,这使他们更愿意从实践经验出发通过不断试错修改自己的制度,从而继承了英国人渐进主义的发展模式。其次,这种“狂欢文化”还培养出了法国人独特的集权主义倾向。一方面,在狂欢中对秩序颠覆的过程就是每个人获得权力的过程,这使他们不习惯与人分享权力,而只渴望对权力的独享,结果发展为“多数集权”倾向,这既导致了法国人对“公意”理论和议会制的崇拜,也成为了法国多党制产生的深层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7116.html
文章来源:人大政治学评论2008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