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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申宁: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研究

更新时间:2009-05-10 15:52:57
作者: 刘申宁 (进入专栏)  

  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书洋语,能借国债,能制洋银数事耳。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士大夫皆耽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被彼一眼觑破,遂肆意轻侮,口无择言……中国以后不稍变成法,徒持笔舌以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焦闷莫名。”(22)

  台湾事件对李鸿章的最大刺激,便是打破了他过去一直抱有的日本“无图我之心”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正视这个“近在户闼”的敌人,而发出“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的感叹。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上奏清廷,详细阐述了他对日本的新认识,奏云:

  “惟文祥虑及日本距闽浙太近,难保必无后患。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询属老成远见。该国近年改变旧制……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悻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23)

  这里李鸿章明确提出了日本“近在户闼”,“ 诚为中国永远大患”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把日本做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提到了国策制订者面前,希望引起清廷的充分注意。

  从将日本“联为外援”、“为西洋多树一敌”的外交策略,近而转变为视日本“为中国永远大患”,将日本做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迅速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与几个重要人物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在这段时间,与李鸿章来往最为密切,通信最多的是丁日昌。丁日昌早在台湾事件发生的前一年就曾经预言:“不数年东洋兵衅必开”。后来他又再三呼吁:

  “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亟谋自强,将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殊属应接不暇。虽兵衅不可轻开,而横逆殊难哑受。惟有设法筹款项。速购铁舰、水雷,以及一切有用军火,并预筹驶船之将、用器之人。诗云:未雨绸缪,何况既阴既雨乎!”(24)

  是丁日昌最早唤起李鸿章对日本的警惕,又是丁日昌最早提出要发展海军,组建“三洋水师”(25)。被清流们称作“丁鬼奴”的丁日昌,由于长期居住苏沪和广东,对于国际局势,尤其是远东局势有比常人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故能于事发之先做出预断。他的许多想法,丰富并扭转了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26)

  当时,在李鸿章身边幕府中,也有两个对李鸿章发生过较大影响的人,这就是薛福成和朱采。薛福成对日本的分析,是李鸿章对日观转变的重要因素;而朱采对海防问题的议论,则大大触动了李鸿章急于整顿海防,以抵御日本的念头。薛福成曾十分认真地考察过日本国情,并对日本之国策做了详实的探讨。他说:

  “今与中国同处一洲之内,而国势稍足自立者,莫如日本。论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也,宜有吴蜀相亲之势。然日本人性桀黠,藐视中国,彼将以远交近攻之术施之邻邦也,实有吴越相图之心。其机甚迫,而其情甚可见也……十数年前,彼国中多故,诸侯群起而力争,德川氏狼狈失据,因以黜大将军,而列藩亦废,尽改郡县,浸浸乎有强干弱枝之势;又大开互市,宗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铁路、电线、机器之属,不遗余力;国债至二万万以外,近又购铁甲船于英国,西人啧啧称许,而彼之气焰益张。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费,经营如此之勤者,必曰有所取偿也;彼之所以敬事西人,交际如此之密者,必曰可以求助也。然彼有所益,则必有损者在矣;彼既日强,则必有弱者在矣。窃尝为日本踌躇审度,知其志必不仅在朝鲜、琉球也。何也?朝鲜、琉球壤地之薄,民物之丰不逮中国之百一也,且日本之在海滨,亦多事矣。数年之中,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彼盖自谓富强之术远胜中国,故欲迫中国以所难堪,使我怒而起衅,而彼乃得一试其技。幸而获胜,彼可任其取求;万一不胜,彼持西人为排解,决无亏损其国,其为谋亦狡矣。”(27)

  薛福成的分析,令李鸿章不能不重新考虑他原来所采取的对日政策。在台湾事件、琉球事件以及有关海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李鸿章都找薛福成商问对策。李鸿章的许多重要奏疏和给总署的公函,或者干脆假手薛氏,由其代撰。薛福成的影响,在李鸿章对日观形成与转变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此同时,李鸿章的另一幕友朱采则于同治十三年冬向李鸿章进上了他的《海防议》。朱采称:

  “夷狄之患自古有之,而于今为烈……庚申之变,则英法同恶。自是之后,通商之国愈多,外夷之交益困,乃至秘鲁小邦,日本邻壤,皆萌狎侮窥伺之意。处今日而言海防,人人动色,人人束手。何则?祸根深而挽回难也……”。“自泰西强于海外,浸浸入中华,迄今有不可收拾之势;东倭应之,兵祸之开,但见其首而不知尾之所在。夫重洋数万里,火轮飙驰如衽席,已创古今未有之奇。我以安常处顺之道,支海外崛兴之强敌;以积弱不教之卒,当鸱张枭特之雄师,绥未交而胜负固以判然矣。番社之役,彼之南渡者三千人耳,台军一万四千,闽之额军六七万,沈保祯且募勇于粤,及淮军渡台而气势始壮,兵之不足持,概可知矣。”(28)

  朱采又分析国际形势,谈到瓜分将至,他说:

  “统观大局,安南日削,缅甸将吞,西南侥寇在户庭,俄人环东北而南侵,闯关辟地,日长炎炎。日本复用兵于高丽,俄必乘机瓜分,区区一朝鲜,岂能支南北之夹攻!或降或裂,均在意中。从此陪京重地与强敌为邻,恐无休兵之日,彼黑、吉二省之孤危又无论矣。”(29)

  在这样的局势面前,朱采认为朝廷除认真整饬海防,别无它途。朱采的议论对李鸿章思想有很大震动,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局势的严重程度,看到加强海防建设的迫切与必要,增强了李鸿章决心加强北洋防御力量的紧迫感。

  对日本来说,出兵台湾不过是初试手段,在吞并琉球之后,它又踏上了朝鲜半岛。日本之所以热衷于“征韩”,据对中国外交史很有研究的蒋廷黻先生分析,其理由有三:一是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便不能图强;二是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三是征韩能为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30)这些动机构成了强有力的内在冲动,并且是不容易消解的。光绪二年,日本派兵舰强迫朝鲜与之签定了《江华条约》,藉此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李鸿章身居北洋大臣,在处理这一系列外交事件的过程中,对日本的“征韩”意图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光绪五年八月,他致函刘瑞芬曰:

  “惟日本穷极思逞,不肯一日无事,球事即了,不难再起风波。中国整顿武备,设法自强,系是第一要著,不容再缓。朝鲜地广人众,迥非琉球可比,日本垂涎已久。”(31)

  同年八月,李鸿章上疏清廷,就日本问题谈自强之事。奏曰:

  “日本小国财匮,其势原逊于泰西诸邦……但倭人性情桀骜,设令狡焉思逞,亦不可无以持之。中华自强之图,诚难一日稍缓矣……抑臣更有请者,迩来各国环视,外侮交加,未雨绸缪,正在今日。阅丁日昌之议,令人怵危之意悚然而生。倘蒙圣主坚持定见,激励人才,勿为浮议所摇,勿谓常例所格,内外臣工同心戮力,以图自治自强之要,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是在一转移间而已。”(32)

  这里,李鸿章迫切要求自强、振作的意向是十分明确的。

  随着日本国势日强,在远东地区多有动作,清政府也渐渐感到日本问题的棘手。光绪五年四月,恭亲王奕诉代表总署上奏,请求朝廷亟办海防,以防备日本。奏曰:

  “泰西各国,昔日惟英以求水师称雄,今则德、俄皆练水师与英抗衡。日本之船炮军械师法西人,亦浸浸有争霸海上之意。中国理有余而力不足,自来办理交涉事务,如津案、滇案诸大事,率以将就了结,盖因我国之防务未修,而恐猝无以应也……日本密迩东隅,前明倭寇屡为边患,近虽修好通商,而性情反复,又多叵测。前此台湾之役未受惩创,现又阻梗琉球入贡,废为郡县。沈保祯奏称:争之而兵端起,让之而得步进步,兵端亦起。诚为确论。”(33)

  争之让之兵端皆起,左右均无可选择,清廷开始认识到,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发展到今日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主要是由于国力不盛,海防未备,于是加强海防建设的呼声又起。李鸿章于是年五月致函曾纪泽云:“日本废琉球为县,各国讥评,佥以中国于台湾之役办法太怯,致有今日之事……今其意固不专在琉球……为御敌计,仍宜添购铁甲船,或可战于海上。”(34)是年六月,李鸿章又致函李凤苞云:“日本持有新购铁甲肆意妄为……议者恐其持强做大,渐有窥视台湾、高丽之意,中国须亟购铁甲战船,伐谋制敌。”(35)购铁甲、建海军,与日本“战与海上”,以达“伐谋制敌”之目的,在琉球事件之后,已成为李鸿章海防思想中十分明确的战略方针。光绪六年,李鸿章向清廷奏上《筹议海防事宜疏》,明确谈了他对日本的战、守、和之策:

  “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却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盖外洋以战立国,纷争互峙,实有不能不尚武之势……日本虽蕞尔弹丸,近亦思学步西人,陵侮中国。夫以中国风气较迟,地广民众,为各国所环伺,即使俄与日本暂弭事端,而滨海万余里,必宜练得力水师,为建威销萌之策。揆之事势,固难再缓。”

  李鸿章并明确提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36)同年,李鸿章再次上奏清廷,提出:

  “臣前奏明南北洋须合购铁甲船四号,其数断难再减……数年之后,船械齐备,水师练成,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始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37)

  清楚地认识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所面临的局势,深刻地体察日本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是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思想上的一大飞跃。它使李鸿章产生了一种空前的紧迫感和压力。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并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自强事业的起点。

  

  三、“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

  

  晚清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肇始于日本侵台事件。同治十三年秋,中日双方签订“北京专条”后的第六天,恭亲王奕诉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折子。奏云:

  “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屈,而苦于我之备虚……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频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38)

  由“小国之不驯”而产生的危机感,促使奕诉不能不认真考虑大清江山社稷的安危。他进一步提出:“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39)这是对疆臣因循疲沓的指责,也是对十余年来所谓洋务运动的批评。为此,奕诉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要应办事宜,请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认真讨论(40),由此引发了这场关于海防建设的著名大讨论。

  各省督抚的复奏很快便集中上来,大家都承认“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总理衙门所奏六条“亟应筹办”,但在防御重点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裕禄、英翰认为,与其加强海防,莫如整饬长江防务,可为“东南久远之计”(41);左宗棠、王文韶、丁宝桢将俄国视为最大威胁,强调加强北边塞防,主张进军新疆(42);而李鸿章、王凯泰、沈保祯、李宗羲等人则认为,海防为当前第一要务,主张优先筹办。(43)

  同治十三年底,正当各省督抚复议汇齐之际,同治帝薨,光绪继位,慈禧再度垂帘听政。因此拖至第二年春,清廷才下令“亲郡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限一个月内复奏。”(44)这样,海防大讨论便进入了所谓“廷议”阶段。最先复奏的是醇亲王奕环,此时正为儿子意外地被树立为皇帝而诚惶诚恐的奕环,复奏写得空泛而不着边际,如云购舰一事曰:“固不可轻于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用词圆滑,难觅主见。京官们的复奏,多对总署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最具代表性的是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卿王家壁。他们主张:“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技巧也”。(45)京官们的煌煌高论,反映了满清政府中有着极大社会基础的一部分人们的心声。虽然京官们和督抚中的江塞防论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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