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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及其规避可能

——2009年1月5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演

更新时间:2009-05-10 13:10:05
作者: 童世骏  

  非常确切),而中文用“交往”翻译的哈贝马斯所用的词,则是“Kommunikation”。“Kommunikation”这个词在马克思那里,通常都在Kommunikationsmittel这个复合词当中用,也就是当作“交通”解。港台把哈贝马斯所用的Kommunikation一词译成“沟通”,很有道理。当然,“往来”和“沟通”都属于“交往”,所以马克思著作的中文译者和哈贝马斯著作的中文译者,可以说都没有错。但若在此基础上讨论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对“交往”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就有点不着边际了。

  

  因此,我赞同邓正来的弟子孙国东的观点:“据我初步考察,论者们所谓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与马克思之关系的论说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即将两者人为捏合在一起的‘交往’在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那里其实根本就不是同一语词。”(孙国东:“‘交往’,抑或‘沟通’?--哈贝马斯理论中‘Communication’译名辨兼及‘Law As Communication’的翻译,原载[比]马克.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为了避免对哈贝马斯和马克思的交往观之比较这样的不着边际的研究,我也赞同孙国东的建议,即可以把Kommunikation译成“沟通”,并且接受他的批评—我在解释之所以把“kommunikation”译为“交往”而不是“沟通”的时候,说“这样更符合现代汉语的通常用法”,对此孙国东批评说:“童世骏一句‘通常用法’搪塞了所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但我想补充一句,孙国东说“在[马克思著作的]相关的英译本之中,“Verkehr”(交往)都被译为了‘commerce’或‘intercourse’,而非‘communication’”,其中的commerce一词恐怕并不是英语,而是法语,是马克思用法语给法国人安年科夫写的信里所用的一个对应于Verkehr的词。据我所查,在《资本论》的英文版中,commerce的含义是“商业”,基本上对应于的文本中的Handel。这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

  

  

  二、西方哲学中一些概念区分虽然在中国也非常重要,但不容易在汉语中妥善安置

  

  西方哲学擅长于进行概念分析,这是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的一个重要根源。

  

  西方哲学在概念分析上的优势,我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并总体上给予积极评价,如王国维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近年来,受“后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种注重概念分析的思想传统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也受到颇多非议。但我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种种dichotomies或“二分”受到重重批评和解构的情况下,概念区分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西方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在概念区分方面的长处,以及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引进概念区分方面所做工作的价值,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今天在哲学当中熟悉的那些概念区分,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而明确起来的,如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自然和文化、事实和价值,以及原因和理由、规律和规则等等。这些概念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通过概念区分所把握的那些方面之间的区分,是理解这些方面之间关系的前提;而这些方面的关系常常也就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基本关系,在我看来它们都应该归入“哲学基本问题”的范畴。人类文明的发展,无论是个体精神的发展,还是群体文化的进化,都是逐步在语言中、概念中形成和更新一系列区分的过程。但问题是,我们在肯定这些概念区分在中国非常值得重视,甚至非常值得引进中国的同时,又要意识到,在汉语中妥善安置这些概念区分,并非易事。在借助于西方哲学研究而引进或突出一些必要的概念区分的同时,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甚至陷入一些误区。这些问题和误区,也可以说是我们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时应注意尽力规避的思想风险。

  

  通过从事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用中国术语把原先实际上也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中的一些概念区分,明确地表达为重要的哲学问题,这是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引进新的概念区分的最普遍的方式。西方哲学的思想风险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随着把这些概念范畴区分开来而带来的割裂对象、遮蔽联系之类的问题。我不赞成后分析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如理查德·罗蒂对概念区分的激烈反对,但并不认为在概念区分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对区分开来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作简单的理解。但是,单纯的概念区分的这种思想风险不仅在中国有,在西方也有,所以不是本文的重点。

  

  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引进新的概念区分的第二种方式,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使我们在思想中建立起一些原先并不清楚、甚至并不存在、但在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些概念区分。典型的例子是 “权力”与“权利”、“法制”与“法治”、“必需”与“必须”。这三个例子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都是有关Faktizitaet和Geltung之间的区分或“是”与“应当”之间的区分的:权力的大小是一个经验问题,而权利的有无是一个价值问题;法制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法治是一个社会原则;“必需”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必须”是一种规范要求。第二,它们都是书面写法完全不同,但口语发音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在书面语言中做出上述区分应该是相当方便的,但在口语当中,说话者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区分,则常常并不清楚,由此反过来造成书面表达中也经常出现对“权利”和“权力”不做区分或乱做区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西方哲学研究和普及的时候,强调把“rights”和“power”区别开来,把“the rule of law”和“the legal system”区别开来,把“obligatory”和“necessary”区别开来,很有必要。但同时也要防止把这些方面截然割裂开来,因为rights离开了power往往就无从兑现,the rule of law离开了the legal system就无法操作,规范上的obligatory的依据,也往往就是客观上的necessary。

  

  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引进新的概念区分的第三种方式,是同一个英文概念,可以用几种不同方式译成中文,而在这些方式中间进行选择,实际上就已经把一些重要的概念区分带入了汉语思维。换句话说,我们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向汉语思维引进的概念区分,有的已经存在于西方哲学文本当中,有的则本来并没有明显地存在于西方哲学文本之中,但因为要把西文概念译成中文,我们不得不在不同的汉语语词当中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澄清甚至建立一些概念区分,而这些概念区分可能恰恰在西文的原文中反倒是不那么容易建立的。但与此同时,以这种方式在汉语思维中建立起来的概念区分,往往容易把西方语境中密切联系着的不同方面被迫过于清晰地切割开来。最著名的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提到的例子:idealism一词,既可以理解成中文的“理想主义”的意思,也可以理解成中文的“唯心主义”的意思。当我们强调“唯心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西方人那里或许是比较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在讲近代西方哲学的时候经常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rationalism”的翻译,它既可以译成“理性主义”,又可以译成“唯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中用这样两个中文词来翻译rationalism这同一个英文词,有助于区别西方哲学中的两个不同争论:rationalism(唯理论)与empiricism(经验论)的争论,和rationalism(理性主义)与irrationalism(非理性主义)的争论。但这种译法同样也强化了“唯理论”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区别,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同样,英文中的“law”既可以译成“规律”,也可以译成“法律”。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法律是人为制定的。中文翻译law必须在“法律”和“规律”之间作区分,有助于凸显“自然的东西”和“人为的东西”之间的区别,但这样一来,西方社会思想中的“自然法”的概念就很难理解,西方自然哲学中关于上帝是自然界之“法则”的制定者的思想,也较难表达。李约瑟曾经分析过这种情况对中国科学思想传统的不利影响。

  

  类似的情况在翻译civil society一词的时候也有。在西方,civil society的含义随着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演变,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civil society”在汉语中不仅可以译成“市民社会”,也常常可以译成“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甚至“资产阶级社会”(“civil society”的德文对应词“buergerlich Gesellschaft”的字面意思就是“资产阶级社会”)。问题是,中文的这四个词的意思不完全相同,而我们在特定语境中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来翻译“civil society”。这四个词虽然不同,但相互之间有重要联系;当我们选择其中之一来翻译“civil society”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切断所选择的那个中文概念(如“市民社会”)与其他中文概念(如“民间社会”)之间的联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人干脆在“buergerlich Gesellschaft”之外使用一个在形式上与“civil society”直接对应的词,Zivilgesellschaft。但我们在汉语中好像没有这个便利,由此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麻烦。

  

  引入新的概念区分的第四种情况:西文中存在着重要差别的两个概念,中文作者意识到两者的区分,都认为应该用两个不同术语来翻译,但究竟用哪个术语翻译哪个概念,没有达成共识,由此会引起一些误解,甚至比较严重的误解。比方说:rationality和reasonableness,哪个译成“理性”,哪个译成“合理性”?Action和behavior,哪个译成“行动”,哪个译成“行为”?万俊人译的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姚大志译的罗尔斯的《万民法》,都把“reasonable”译成“理性的”,而把“rational”译成“合理的”,但我认为,罗尔斯对“reasonable”的理解类似于中文的“合乎情理”,故主张译成“合理的”,而“rational”一词则常常用在“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理性选择理论)之类的词组中,故主张译为“理性的”。尤根·哈贝马斯用的action和behavior两个词,许多论者都没有太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而我觉得应该重视两者之间的区别,不仅因为哈贝马斯本人很重视这种区别,而且因为忽视这种区别会产生重要的理论后果。我而且还认为应该把action译成“行动”,把behavior译成“行为”。当然,尽管我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一些论证,但我主要根据英美行动哲学所提出的这种观点到底是否有充分根据,我自己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若不搞清楚,我们在从事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的时候,所造成的问题可能还多于所澄清的问题。

  

  引入新的概念区分还有第五种方式。往往有这种情况,即英文中的两个不同概念,在我们这里是用同一个术语翻译,而这个术语若放在不同语境中,我们通常是知道应该做不同理解的,但用它来翻译两个的英文术语的话,常常会带来理解上较大的不确定性。比方说,英文的efficiency和validity,中文常常都译成“有效性”,但我们都清楚,当我们说“这个方案太脱离实际了,根本就缺乏有效性”的时候,与我们说“这规定是某某人违反程序制定的,根本就缺乏有效性”的时候,“有效性”这个词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指经验意义上的“效用性”、“实效性”,而后者则指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值得承认性”。这里说的“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看上去只涉及社会领域的人际关系,但若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考察认识论问题,也涉及事实命题是否“真实”或是否“符合”的问题:根据语用的真理论,说命题之为真的主张,也是一种“有效性主张”,是有待于认知商谈参与者们通过合理商谈来确定应否认可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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