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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申宁:以史为鉴

更新时间:2009-05-07 12:07:01
作者: 刘申宁 (进入专栏)  

  

  在中国,司马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使他智勇双全的模范儿童形象,成为每一个家长教育自己子女的榜样;一部《资治通鉴》使他成为史学泰斗而永垂不朽;而他和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坚决而持久的抗衡,更使他成为近千年来备受推崇,又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并非道德上的正邪,更不是政治上的忠奸,而是立身处世准则的不同,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是价值取向的歧异。在从政目的上,司马光侧重一个“仁”字,要仁者爱人;而王安石侧重一个“利”字,主张富国强兵。在从政哲学上,司马光推崇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主张一个“静”字,要与民休养生息,而王安石则张扬一个“动”字,力主变法革新。在施政方略上,司马光主张循规蹈矩,一切按即定方针办;而王安石主张标新立异,大刀阔斧,一切推倒重来。神宗年间,年轻的皇帝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推行变法,国库暂时充实了,但社会秩序开始混乱,政坛大分裂,总体上看,失大于得。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误才成就了司马光的大名。

  然而,司马光为更多中国人所了解,还是与那个不朽巨著《资治通鉴》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司马光与司马迁是至今无人能够企及的两座高峰。《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周武烈王,下迄五代周世宗,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全书300余万字。司马光用28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不朽巨著,被宋神宗亲赐名为《资治通鉴》。

  但是不久,宋神宗与司马光相继去世之后,哲宗,徽宗先后继位,已逝的司马光又被打成另类,被视为奸臣之首。他原本希望通过他的著作来帮助治理的那个朝廷,将他彻底地抛弃了。宋哲宗任命的第一个宰相,便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干将章惇。他一上任便提出将司马光破棺戮尸的请求,虽未被接受,但司马光死后追赠的职衔,谥号皆被剥夺。宋哲宗死后,章惇失势力,被流放岭南雷州。在宋徽宗时代,继章惇而起的是权相蔡京。他明白对付文人,要从败坏其名节处下手,于是他给元祐时期的那批旧臣树碑,请皇帝赵佶用他别具一格的瘦金体书写,刻成石碑,立于朝廷的端里门外,以丑化“奸党”。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元祐党人碑”。在这块碑上,司马光名列榜首,其他党傀还包括苏轼、苏辙、陆佃(陆游的祖父)、黄庭坚、秦少游、李格非(李清照之父)等共120人。如果说王安石的变法是一场历史悲剧的话,章惇和蔡京的按既定方针办则是一场丑剧。但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正是章惇、蔡京之流的整人者。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对文人最为宽厚的朝代。据陆游《避暑漫钞》记载,宋高祖赵匡胤登基后,秘密刻了一块碑,立在太庙寝殿背后,叫做誓碑,用黄色幔帐遮盖,不许人见。至北宋亡,太庙洞开,人们才得以见到这块碑的真面目。碑高八尺,宽四尺,上刻三行誓词,其中一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块碑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它昭示了宋太祖对文人的豁达胸襟。赵匡胤曾被讥为“稍逊风骚”,没有雄文华章传世,可他却使众多的文人得以展示其风骚,那位讥人者自己虽是风骚了,可文人都倒大霉了。

  学问和政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要求也相差悬殊。政治要求人“随机应变”,学问要求人“特立独行”,如果不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而固执一端者,大多难免悲剧的命运。司马光做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历代王朝的治乱兴亡,政治人物的得失成败可谓洞若观火。他的著作《资治通鉴》,正是要以史为鉴,帮助掌权者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司马光从政的办法是没有办法,一切因循守旧,率由旧章。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面对着并不伟大的现实政治,表现出了昏昏然,飘飘然,无所措手足。他烂熟于胸的历史,对他竟然没有起到丝毫的“资治”作用,正所谓:明于史而昧于世。都说要“以史为鉴”,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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