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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明:美学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批判?

——从哈贝马斯的省思看批判理论价值论设的失落

更新时间:2009-05-06 18:11:56
作者: 吴兴明  

  

   内容提要 在批判理论中,审美主义是社会理论之价值论设的一部分,它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还原性分析一起,构成批判理论内部的批判性张力。本文以哈贝马斯的省思为引导,揭示这种批判作为价值论设的根本失落:1)它的社会学还原导致其与自然法的纽带发生断裂;2)在理论陈述和社会批判中缺失打量法理性的规范性视野;3)严重低估西方现代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基础;4)以审美主义的价值批判取代法理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从社会学还原的角度消解法理性,审美主义则从价值要求的角度将这种消解延伸到对权利、对社会规范的价值同化。由此造成批判理论对社会理论之规范性维度的持续性消解。因此,我们截取批判理论价值陈述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必须小心。

   关键词 审美主义 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 意识形态批判 价值论设

  

   在“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 )1的思想潮流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美学思想领域的扩张:它将现代性早期对审美经验的一般分析上升为社会整体的价值要求,又以此为根据承担起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否定。经此,美学进入了社会理论,变成了社会理论中的“审美主义”( aestheticism )。

   在批判理论中,审美主义是社会理论之价值论设的一部分,它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还原性分析一起,构成了批判理论内部之否定与肯定、事实与价值、现实与距离等等的批判性张力。如果说意识形态批判的凌厉的社会学还原提供了事实的“真相”,那么审美主义就是显示这些事实之为“异化”、意识之为“幻像”的价值之光。正因为有审美之光的尖锐照耀,批判理论才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锋芒。所以,不是作为一般的美学语述,而是作为批判社会理论中的价值陈述,审美主义直接、自明地显示出了它在批判理论中的政治学涵韵。它与意识形态批判互为表里,既构成了批判理论的价值陈述,又注定了这种批判的深重失落。

   本文从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rmas ) 对批判理论的省思入手,试图将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样式来清理,重点是剖析它作为社会理论之价值论设的涵义。我力图追问的是:就知识类型而言,这种理论内部的思想张力是如何构成的,美学如何在批判理论中呈现为批判,关键是,在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学还原和审美主义价值呼喊的双向互动中,失掉的究竟是什么?

  

   一、意识形态批判:社会学还原的失落

  

   先看批判理论凌厉的否定面: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批判”( ideology critique )一直是批判理论的方法核心。和康德的“批判”不同,这种批判之凌厉的批判性来源于它以实证研究、以社会学还原的方式来展开批判。“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2“意识形态批判探究那些作为事实存在的流行共识背后的社会支撑,…它关注的是不明显地进入到语言和行为系统的符号结构中的权力关系。”3因此批判理论又叫“批判的社会学”( critical sociology )。但是,哈贝马斯在反思这场跨世纪思想运动的时候,尖锐地意识到了它作为一种思想样式的根本性失落。哈贝马斯说: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制国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自然权利之基础的社会学消解,分别使得法理性观念( die Idee der Rechtlichkeit )本身和自然法意向( die Intention des Naturrechts )本身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长时间地信誉扫地。结果是,自然法和革命之间的纽带从此就断裂了。一场国际性内战的交战各方瓜分了这份遗产,这种瓜分泾渭分明但灾难重重:一方占有了革命的遗产,另一方则接过了自然法的意识形态。4

   后来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一书中对这种分析作了非常细致、系统的推进。他认为,自然法和革命之间纽带的断裂,从理论的内部看是价值的规范性要求与科学认知理性(工具合理性)之间的断裂,它体现在社会理论中意味着另外一种东西:意味着我们用社会学的方式去理解法理性,即用社会学的方式把现代民主国家的约法基础——权利约法系统——的逻辑地基还原成一种历史性。这样一种方式实际造成的结果是:把法理论证本身转化成一种实证历史中的经验论证,从而导致法理性在义理上的缺失。它是指向事实与规范之间差异的泯灭或去除的。这就是哈氏所说的“自然权利之基础的社会学消解”(sociology resolution on the basis of natural rights 5)。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法律、法哲学的虚伪性的揭露是我们所熟悉的。如果按社会学还原的方式去研究这种“法律”的法理根据,我们会发现卢梭、洛克的“自然状态”、天赋人权之类的学说非常之荒诞。毫无疑问,这样一些设定在历史上找不到根据。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启蒙的自然法观念,真实的根据是近代欧洲早期的市民社会,它的要害是公民权利的设计和产生这种设计的现实基础之间的分离。资产阶级革命以天赋人权、权利启蒙为号召,将自然法的理据表述为抽象的“自然状态”,但是,这种革命诉求的“自然”无非是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看作自己存在的基础,看作不需要进一步加以阐述的当然前提”6。

   在这些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的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7

   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之自然法制度化的起源:一个从历史状态中的部分人的需求上升为“应然”之制度规定的过程。由于在这种历史状态中还有无产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财富均等的拥有者,所以,“私有者相互之间的自由交往,必然排斥所有个人机会均等地享受个人自主权”8。由于如此,市民社会状态在理论表述和制度化过程中被抽象为“自然状态”并转化为所谓“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和法律规定,就变成了对一种历史形态的所有制,即私有制的合法性的强力确认。一种历史的偶然状态、维护部分人利益的状态在理论表述中变成了“应然”,他们“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9。但是,一种偶然的、维护部分人利益的历史状态提升为普遍法则是不合法的。所以马克思的洞穿揭破了“自然权利”的非自然特征。这种揭示的深刻性在于,为将抽象的自然法观念理解成一种历史力量、为从社会有效性的角度考察/批判自然法提供了可能。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极富洞察力的理解同时隐含着一种消解法理性,颠覆“法”本身的危险。因为如果仅仅按照实证还原的逻辑来理解自然法、法理性,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根据和普遍约法之间呈现为一个断裂。这是一个从事实到规则,从部分人的需求到向普遍意志过度之逻辑联系的断裂,一个关乎合法性来源的根本性的断裂。关键是,只要仅仅从还原的角度去理解,断裂就是永恒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合理生活方式的规范性导向命令,是无法从人类的自然史构造中引申出来的,就象无法从历史中引申出来一样”10。从事实不能过度到规范,反过来,任何规范、价值原则的根据在逻辑上都无法还原为事实。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他们表述的那种“自然状态”,从来没有一个真实存在而又是约法合理性之逻辑起点的“历史的应然”。因此,按批判理论的实证还原的逻辑,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切约法系统作为普遍约法在根据上的虚假。

   按哈贝马斯的分析,在传统批判理论的逻辑中,这种“虚假”的揭示包含着一种混淆:对法律的“理想有效性”(Geltensollen )和“实际有效性”(Geltung )的混淆。法律的合理是指约法的“应然有效”( sollgeltung ),即所谓“在规范意义上的正义”11,而不是“实际有效”,即法律的历史动机和历史效果。这是法律有效性之相互联系而又不可混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的或事实的有效性( Geltung ),即得到接受,另一方面是法律的合法性( Legitimität )或规范有效性( Gültigkeit ),即合理的可接受性。”12前者“是根据它们得到施行的程度”,后者则“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们是否通过一个合理的立法程序而形成”13。用哈氏引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的话来说,不能将“规范的理想有效性与规范有效的现实作用混为一谈”14。描述理想有效性的表达式是规范性、法理性陈述,描述社会有效性的表达式是描述、认知性陈述。在这个意义上,“一条规则的合法性是独立于它事实上的施行的”15。

   任何具体的规范、约法都是在某一历史时刻提出来的,任何一个提出者,我们都可以指责他有某种历史动机,但是规则的性质是普遍的。如果仅仅从历史动机去理解,可以说任何规则都不成立,因为任何规则就其要求的普遍性而言都意味着从历史的局部倡议而过度到对社会全体的要求。反过来,如果仅止于“应然有效性”的探讨,而不对自然法的社会有效性做实证的经验批判和现实分析,又意味着自然法原则的僵化、生命力的萎缩乃至无视它在历史中的任意操控和利用。所以,意识形态批判作为经验批判永远是需要的,但必须加以限定:它的有效向度是法、观念、制度的社会有效性批判。

  

   二、思想领域的错位及其理论后果

  

   与自然法纽带的“断裂”表明批判理论缺少一个可以正面打量法理、合法性的规范性思想视野,它把那个在古希腊由意志哲学(伦理学)、在现代性早期由实践理性(康德)来承担的极其重要的合法性论证的规范领域交付给了“科学”。于是,哈贝马斯指出,批判理论在社会理论领域强化、加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现代思潮:“社会科学对于法律的祛魅”16。“祛魅”的要害在于,人们用“科学”,即“以严格的客观化视角”,“从外部考察社会联系机制”17,而不是从实践理性或交往理性的内在视角去分析,因而用以打量社会规则、合法性领域的思想视野发生了错位性的挪动或改变。

   在传统批判理论看来,意识形态批判所以能取代传统由价值哲学、实践哲学支撑的规范性论证,并比它“更先进”,是因为它背靠着“科学唯物主义”的哲学信念。它“把头脚倒立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这样,批判理论就不只是价值的批判,而且是“科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批判,它指向对意识形态之意义宣讲的虚伪性或意义假想性的揭示。不管后来“意识形态”一语被卢卡奇等人增加了多少繁纷复杂的语义,在批判中,意识形态都被取定为反映、夸张、虚假和利益动机等社会化含义,而不是卢卡奇所说社会意识形式的中性化含义。它是在意识哲学的框架之来中展开分析的。它展开分析的基本逻辑是意识与意识对象、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必然联系。它可以宣布自己是“科学”,是因为它相信任何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且用实证的方式坐实了这种“反映”在历史中的真实联系。“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其他检验的事实。”18与意识形态之意义化的内在意向相反,“祛魅”用实证还原的方式去揭破那些宣布自己是“普遍价值”的规范、信念或说辞的“假”,真实的联系一当被“还原”所坐实,它维护特殊利益(阶级利益)的本相就被揭示出来。所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意向是解意义化的。它不相信普遍意识或意识的普遍性,而是将社会意识还原为意识的阶级性和历史性。

哈贝马斯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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