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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

更新时间:2009-05-05 22:11:31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作者: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我1978年春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我们模仿“五四”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念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其次,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教书,而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永远值得追怀的历史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都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第三,这也与我近年关注现代中国大学命运有关。最近十几年,在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史成了我另一个论述的焦点。在我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大师”,它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这是我心目中“好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是一个典型,它抓住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将其“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别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真有北大那样的机遇、那样的贡献的,还真不多。

  

  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辉煌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就像所有光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一样,“五四”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学术研究为例,我曾经说过,“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可以简要地概括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这一“范式”,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学家讨论激进主义的利弊,历史学家重评儒家文化的功过,文学史家反省平民文学崇拜,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学术层面上“走出‘五四’”。

  

  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八十年代流行宏大叙事,有理想,有激情,想象力丰富,但论述上稍嫌空泛。我们满腔热情做的,就是用西学来剪裁中国文化;那些对于传统中国痛心疾首的批评,有真知,也有偏见。最大的贡献是,我们用浓缩的办法,重新接纳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把被人为切断的将近半个世纪的西学发展史接续起来了。所谓“走出‘五四’”,其实是想清理我们自己的思路。八十年代的口号是“拨乱反正”,返回哪里?一开始想返回到五六十年代,后来发现,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是建立在 “五四”那一代的论述思路上。于是,我开始清理从晚清到“五四”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

  

  九十年代以前,学者普遍关注“五四”;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人转而关注晚清。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种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思路,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 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因为我始终认为,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这还不算他们之间有很多人是“谊兼师友”。大家不要以为“五四”的时候,梁启超他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发挥作用了。不是这样的。我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既谈论“为人师表”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也涉及“横空出世”的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匡互生等,还有就是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等人,同样在“五四”中发挥作用。两代人之间,有区隔,但更有联系,尤其是放长视野,这一点看得更清晰。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接纳域外文学等,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社会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当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总是会有缝隙,有矛盾,甚至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和历史舞台。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 /文学的转型,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谈晚清的时候,我会强调晚清的意义;大家都来关注晚清,我就转而强调“五四”的意义。在我看来,晚清与“五四”,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走近“五四”

  

  其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五四”也是越来越遥远了。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的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曾经生机勃勃的“五四”,变得越来越符号化了。

  

  “五四”复杂得很,不仅仅是革命与复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倒退、国故与西学这样的二元对立。“回到现场”,你会发现,“五四”其实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由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凸显,某些记忆湮没,今人所知的“五四”,变成某种力量的“一枝独秀”。当年的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在1979年撰写了《“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就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意思是说,当年北大中文系同班同学里面分成三拨人,一拨人做提倡新文化的《新潮》杂志,一拨人做提倡传统文化的《国故》杂志,还有一拨人希望介入现实政治,办《国民》杂志。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你能想像“五四”新文化“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对新旧文化内部的“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

  

  学生运动还在余波荡漾,命名就已经开始了。具体说来,就是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文章。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词,最早是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提出来的。事情还没完全过去,运动中人就已经给自己进行“历史定位”了,而且,这一定位还被后人接纳,这是很罕见的。此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不断地借周年纪念,追忆、讲述、阐释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经由一次次的言说,关于“五四”的印象,逐渐被修正、被简化、被凝固起来了。

  

  “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跟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的丰富性,才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当然,会有这么一种情况,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潜能,倘若不断对话,它的意义会逐渐浮现出来;但因某种限制,没办法对这个话题做深入的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拷打,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五四”不一样,几乎从一诞生就备受关注,其巨大潜能得到了很好的释放。九十年间,“五四”从没被真正冷落,更不要说遗忘了。我们不断地赋予它各种意义,那些汗牛充栋的言说,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生常谈,也有些是过度阐释。说实话,我担忧的是,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会诱使各种各样的人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 ”形象扭曲、变形。

  

  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我们与之对话的,还是“五四”。所谓的 “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思想格局。

  

  记得十年前,我曾带着自己的学生,依据档案、日记、报道和回忆录,重构当年北大学生游行的全过程。拿着自己画的游行路线图,从沙滩北大红楼出发,以寻访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点点、寻寻觅觅,顺带讲述各种有趣的故事。那次 “重走 ‘五四’路”,北京电视台还派摄影师追随,做成了专题片,可惜播出时没录下来。

  

  虽然每年都有纪念,但“五四”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希望弘扬“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张打倒 “五四”传统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没有真正落到地面上来。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具体的历史感觉,避免因过于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历史事件早就远去,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没有大的历史视野、只记得若干琐碎的细节,或者反过来,沉迷在一些宏大叙事中、完全没有生活实感,都不理想。我们需要有大视野,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历史细节。

  

  看待历史事件,每代人都会带上自己的有色眼镜,或者说“前理解”。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与宿命。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变得自负、专横。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堆 “文明的碎片”,我们凭借各种专业知识,力图用这些 “碎片”来拼接、还原历史,本来就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是心高气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挥洒自己的才情与想象力,不扭曲才怪。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呈现早就失落的历史场景,但那就应该彻底舍弃吗?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我们有义务逐渐地穿越各种迷雾,走近/走进那个事件的内核,跟历史对话。某种意义上,我们之所以 “重返历史”,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借助这一寻寻觅觅的过程,跟 “五四”新文化人进行直接的心灵对话。这样的 “五四”纪念,既五彩缤纷,也充满动感,还跟每个寻觅者的心路历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五四”,方才 “可信”,而且 “可爱”。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已经改变论述策略,努力 “走进五四”。

  

  

  走进 “五四”

  

  因为我觉得, “伟大的五四”,越来越被悬置,高高地放在神龛上。

  

  长期以来,我们有将 “五四”过分神圣化的倾向。现在又反过来,好些朋友转而用轻蔑的语调来谈论 “五四”:不就是几千学生上街吗,不就是烧房子打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再说,行动这么粗鲁,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每当面对此类 “新解”,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记得鲁迅对于国人不了解 《儒林外史》的价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伟大也要有人懂。”再伟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没有人真正跟它对话,没有让它回到人世间,就无法发挥真正的功力。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关键时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跟它对话。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它会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料,不断地介入到当下改革中。“五四”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你可以从各种立场来谈,从各个角度来看,但是你不能漠视它的存在。为什么要不断跟 “五四”对话? “五四”对我们来说,是历史也是现实,是学术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视而不见。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87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跟 “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不同立场的人谈 “五四”时,都有自己的引申发挥,有时甚至转化成实际行动。所有这些,真真假假的言说、虚虚实实的纪念,值得我们认真辨析。今人谈论 “五四运动”,应该考量哪些说对了,哪些走偏了,哪个地方不妨固守传统,什么时候应该 “与时俱进”。北大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名扬天下,对此更是不容回避。作为很长时间里大大得益于 “五四光环”的北大学者,我们必须认真面对 “五四”这个巨大的精神遗产。当它被世人严重误解的时候,你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修正、拓展。

  

  “五四”当然不仅仅属于北大,但北大最为沾光,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不是什么 “坚决捍卫”。要真的伟大,不必要你来捍卫;如果不伟大,你想捍卫也没用,反而可能搞砸了。我们的任务是让 “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历史时刻,重新审视 “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什么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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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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