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金耀基:“现代转向”就在下个三十年

更新时间:2009-05-05 11:45:09
作者: 金耀基  

  

  金耀基,1935年生,原籍浙江天台。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实习生 武勇 发自香港

  

  金耀基先生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带来的最客观的作用是启蒙而非“复兴”,它以法国的启蒙运动的精神为主,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一系列新观念,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结点,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30年,金耀基先生认为,2009年中国在进入转型期的另一个30年,而这个30年,将完成一个百年来的重大命题,就是现代转向。

  时代周报:如果我们用时段来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19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就是“五四”运动。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他后来又说,因为这个运动受到冲击,没有达到文艺复兴的目的。你对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如何看?

  金耀基:胡适是将之当作“新潮”的东西,新潮就是和文艺复兴概念同一个意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批判中国旧文化很厉害,绝大多数都是从西方观念而来的东西,像陈独秀提倡民主、科学来表达了他们的诉求。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谈“五四”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就是对这个新文化运动批判,说把线装书丢到茅坑去,是过分之言。如说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意愿就是最后要复兴中国的东西。可是在我看来,客观的作用是启蒙。它是把以前我们没想到的西方的一些观念带进来。那么,我认为启蒙运动也有所发展。启蒙运动的中心就是法国,跟英国、德国的启蒙运动的表现就不大一样。中国还是以法国的精神为主。当然,启蒙运动破坏力也是很厉害,所有的东西都被怀疑了。中古时的大学讲信仰,现代大学讲求理性,是根据启蒙运动之后,在学校建立理性为主的学术性团体,就不再是信仰了,是怀疑了,是追求真理。

  这种现代大学的精神在德国最先出现,然后是美国、英国,甚至那个时候中国也加进来了,蔡元培就碰到那个时候。蔡元培也是世纪之交特殊的人,他是一个老翰林,留学德国,那个时候德国最先进,美国第一流大学不向德国学习的话,谈不上有学问。

  时代周报:“五四”运动到现在正好是90年。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再到“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几乎每个30年都有大变化。

  金耀基:当然,今天我觉得中国是进入另一个30年。我最近在《明报月刊》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做《2009年》,中国要实现现代转向,必须要另一个30年。过去30年,我们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不得的成绩,可以说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经济实力第三第四,个人并不领先,国家整体上领先。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中国第一个30年经济现代化基本上是太成功了。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整个资本的全球化,在过去十几年,每年差不多都有500亿美元以上统统落在中国,这个不得了。可是,我们社会没有现代化,所以未来30年,是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并举,因为经济最后还是体现在社会政治上。这个30年假如成功的话,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之下我们能够继续有30年,中国的现代转向基本完成。

  我认为中国将真正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在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里,政治现代化并不一定说完全仿效西方,但是要把民主的精神贯彻了。民主不要变成一个口号,孙中山也讲每个人都是皇帝了。未来的政治秩序,长久安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黄遵宪讲的“太平世必在民主”。千万不要以为民主是洪水猛兽,或是了不起的天使,它是在人民主体性被唤醒之后,能够建立一个政治秩序。过去在中国社会、西方社会里,君主专制的时候,好的时期也是靠运气,民主政治就是不靠运气,天堂上不了,但不要出现地狱。

  时代周报:文化因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金耀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知不觉地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也在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最近亨廷顿去世了,我以前谈过他,有些地方他讲得很有道理,他最主要是说文化的问题取代经济、政治冲突,也许不是取代,表现到最后的方式,不能避免有这种文化冲突的出现,这恐怕基本上说得通。在社会学里面,一般授课讲制度、讲文化,我都认为制度与文化观念可以分开,但是到最后,制度的问题也是牵扯到文化。就算是移植了民主政治的话,还有中国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可以慢慢改,但是不可以排斥它。

  其实中国过去30年变化已经够大,我现在有的时候到了深圳、上海一些地方,连中国字也少见,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只是看到一面,其实中国是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不断自己在扩大,我们不断地吸收,不断扩大自己文化内涵。这是中国文化能够长久的原因。汉代以前我们哪里有佛教的东西呢?可是汉代以后你可以不讲佛教吗?我是搞社会学的,可以讲宗教生活在中国有比佛教更重要的吗?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到后来都很难说没有佛教气氛,《太上感应篇》差不多每个人都在念。这些并不表示中国文化衰老,被文化征服。从宗教层面讲,宗教是人类社会生命世界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佛教进来以后,基督教也进来了,从清朝老早就开始了。这是不是我们被完全西化了?没有,我们没有被完全西化,可是从另外一个观点看,整体的中国文化其实是把自己扩大了,把自己包括进去,一定要有这样的看法,1000年以后就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全球化的浪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金耀基:到目前为止,形成所谓世界性的政治组织有好多种了,但真正大的两种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当然,苏联垮了之后,像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的The End of History—历史终结了。这话他讲得太快了。从1917年列宁革命之后,有所谓的东西冷战。从经济上表现出来最具体的就是一个完全计划经济,一个市场经济为主,当然,后来证明计划经济失败了。现在的中国,经济上已经开始适应了。经济能够这样大发展就是现代化,这不是政治决定的。但是今天世界金融海啸以后,发现公有不一定是坏事情,美国在过去的30年很显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第一大的军事强国,同时软实力也是世界最大的。软实力是什么?民主价值、自由观念都被美国拿去用了。金融海啸显示,美国其实还没完全建立起全球的金融秩序,所以中国要参与建立。

  时代周报:唐德刚先生提出中国200年走出历史三峡,从1840年到2040年,你对他的这个论断如何看?

  金耀基:到底200年还是几百年,我不会这样讲一句。但是的确有一些大的转变,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我为什么讲现代转向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许中国现代化的路程,大概有三个时期,从19世纪末开始,到整个20世纪,我希望有另外一个60年,我不晓得加起来是多少年,不过大的政治选择性是有些变化的。这种变化有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型。科学真正发展起来是在20世纪,所以20世纪发明东西之多,超过所有时期加起来的。过去中国有发明,欧洲也有,都是好像玩票的人搞出来的。但是20世纪是全天候的、全职的,是一种专业的基础上做的。在20世纪的综合性大学,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就是做全天候的、专职的、专业的科学研究,这是知识。以前中国讲,我们有理学、道学,没有办法,20世纪最厉害的“学”就是科学。所以人文学也变成人文科学。

  21世纪恐怕是要到人性本身了。物理是看自然,今天到人,基因的分析就开始了。这些知识,我们搞人文的常常不看重,其实真正改变世界的就是这些,绝对不要低估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今天中国进入了现代转向,无可避免的是一种科学的文明秩序。我们现在的文明,其实基本上跟科学分不开的。现代大学真正要关心的问题,就是不能够让科学万能的观念笼罩一切,这才是我们讲人文要抓住的地方。

  

  来源:《时代周报》,天益网受权发布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690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