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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析论

更新时间:2009-04-27 10:39:04
作者: 葛荃 (进入专栏)  

  成为最正当的社会动员手段,人们只有响应,不能怀疑。

  此后,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提出相应的理想性口号。典型者如1958年提出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中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4] 这些口号指明了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合情合理,鼓舞人心,具有鲜明的正面激励效应。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具有真理性的价值目标面前,人们的思维停滞了,在真理的绝对权威面前全社会集体失语,不假思索的诚恳的确信取代了疑问与思忖。也就是说,在价值理性无限张扬的态势下,人们只看动机,不计后果,不惜代价,不问是非。行为不再有什么选择性,人们只是一古脑儿地蜂拥而上。价值目标因无限提升和广泛颂扬而变得金光四射,令人眩目。“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们理应具有的理性思维正是在这些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被遮蔽并且被湮没了。

  在如此强势的价值理想覆盖下,谎言不再羞耻,荒唐衍化奇迹。为此我们只要看看“大跃进”运动中放的那些亩产数万斤乃至十几万斤的“卫星”,就可以洞然。[15]

  二是确信认识主体的绝对化主导地位,思维过程具有极度强势的主观性。

  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致思逻辑具有简化和跳跃性的特征,本质上排斥严密论证。在思维过程中表现为认识主体的极度张扬。在强势的主观性面前,客观事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执政党基于历史唯物论而相信“人定胜天”,“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又基于革命时期依靠人民群众和一整套政治思想工作而取得的军事及政治成功的经验,于是,在思维的过程中,基于理性认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绝对自信而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主观能动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状况这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大跃进运动提出了很多口号,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强势主观意志的有:“东风压倒西风,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当前学界在反思大跃进的论著中,一般把这种现象归于“浮夸风”。然而,以“浮夸”一词来概括这种现象,多少有些把问题表面化了。

  浮夸的基本含义是虚假夸张,不切实际,自吹自擂。而“浮夸风”内涵的批评指向不过是一种态度或方式,似乎并没有涉及问题的深层症结。事实上,“人定胜天”的认识自古就有,先秦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荀子就不认为天是神灵,而是把天视为可知晓和可操作的对象。他说: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16]

  这种对天道、天命的理性把握伴随着的是先秦时代的人性觉醒和中国先民“群体主体意识”的张扬。与这种认识相关联的则是关于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的反思,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个最积极和正面的观点:“天地之性人为贵”。这里涵容着人与自然世界在理念上的剥离而达成的人类群体对于自身的社会政治主体定位的确认。人的主体性的自觉为中华传统文明的创建和延传提供了认识基础与主观推力。

  可是,如若将人的主体性极度夸大,认为人的精神和主观能力是无所不能的,这在认识上实际已经溢出了“浮夸”本身,其内涵着的是如同崇拜、迷信天命神灵一样的,对于人自身的迷信。这是精神上的自我崇拜和自我神话。与迷信天命相较,其崇拜的对象有所不同,但是在思维方式和迷信的实质上别无二致。

  因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然是虚假和夸张,但这不只是方式或方法的不当,也不是由于“高指标,瞎指挥”而造成的决策失误——这些无非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事情的表象。我以为,这类口号体现的正是“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引导下的非理性极端狂热,其深层症结则是主观意志的极端化所导致的社会性整体迷信与理直气壮的集体行为失常。

  迷信者,盲目信仰、崇拜,深信不疑。迷信的全民化或曰民族化会导致排山倒海般的社会运动,其激发的震荡和冲击力除非亲身经历,否则简直难以想象。人类的社会政治实践证明,任何形式的主观意志的极端化、思维的强势主观性、大众集体性迷信及狂热所付出的社会和政治代价都是巨大的,其中包括人的生命。大跃进亦非例外。众所周知,大跃进之后,中国经历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简称“节粮度荒”,其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数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7]

  三是肯认“行为方式与过程”的绝对一致性,不能容忍例外,不容许任何异样的行为选择。

  在价值理想目标的绝对正确和主观认定绝对合理的状况下,一般社会成员形成了典型的“同质化的大众”,“他们压垮并摧毁每一个反对派……他们并不想与那些异己阵营中的人共享生活,他们极度仇视、憎恨非我族类者。”[18] 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正是这样。

  在这一思维定式的框架里,人们的行为选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能容忍异见和异行。对于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怀疑、异议或是游离、退出的态度与行为,都会被认定是背叛。而对待背叛的思想和行为,当然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坚决彻底地否定和消灭。

  我们还是以大跃进为例。在整个运动中,不是没有人试想怀疑和质问,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是有人保持了理性和良心,并且有所表露。兹列举二例。

  例一,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据哲远的网文介绍:

  安徽省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在1959年就已经普遍存在…… 1959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不断得悉其家乡无为县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后,来到无为作实地考察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并下令开仓赈粮。这一“张老K大闹无为县”的事件被当作传奇故事在安徽广为流传。……曾希圣这位省委书记做了什么呢?他(省委)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约要报请中央批准?),并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二百多天,批斗后送淮北煤矿劳动。此后安徽饿死人现象更加严重,无为县在三年中饿死的人据说居全省之首。[19]

  一般认为“三年自然灾害”始于1960年,但非正常死亡的现象1959年已经出现。张恺帆能正视事实,说真话,结果是政治上被彻底否定。

  例二:执政党核心成员朱德。据《朱德与大跃进》一文介绍:

  1958 年11 月14 日,朱德视察天津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

  1959 年1 月30 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庐山会议上,朱德对周小舟说:“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他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20]

  作为开国元勋的朱德,在大跃进的狂热面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此后虽然他也受到了波及,但总的来看,没有被彻底否定,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当属特例。

  作为一般社会成员,在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覆盖下,虽然心理完全清楚,却也三缄其口,不敢言说。无论虚实真假,总要与上级领导保持一致,哪里敢越雷池半步。如若稍有讹错,就是灭顶之灾呀。据山西太谷县档案:

  在运动中,个人人身的权益也遭到了侵害,如普遍反映只管生产不管生活;说∶“大跃进以来,对人不值钱了”;“对妇女不关心,起半夜睡五更,一说劳动就跃进,得了许多月经病”;大兵团作战时社员病了,汇报上来乡长说∶“打仗还怕死人,死几个不要紧”;子洪淹死了两个人,从乡里到县里,反映几次没人答理;大战钢铁时,有人对外来民工随便砍树、偷东西提了意见,就劳改了三个月;某村把有病的人送到水库,没几天就死了;强迫孕妇上地造成流产,不出勤不给饭吃;有的社把不好好劳动的农民组成跃进队(实际是劳改队),有的因劳动过度死了人;深翻地时,公社书记无故把一个走亲戚的妇女的一篮子馍馍没收了,把两个行路人和一个烧五七的妇女强制劳动了半天;还有军阀主义,捆人、吊人,逼小孩劳动等。[21]

  这里描述的情况是具有可信度的。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借助着政治运动的形式而形成的强制力,具有难以抗拒的威力。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不能有些许异样,必须与团队和上级保持绝对的一致性。否则就是来自政治体制的重压。这样一来,即便有人心里明白可也不敢说,只能用行为来印证“沉默是金”的合理性了。

  

  三、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流弊与反思

  

  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实际社会政治运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也有明显的差异。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会促成社会政治体制与制度的改变,在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的组织与运作形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出现极大的改观。与之相应,在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态和信仰等政治文化层面上,有时却没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政治文化与实际政治运作常常不同步,有时超前,也会滞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流弊正是这样一种状况。

  20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意识到了思想滞后的危害。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22]

  邓小平对我们吃的这个“大亏”的警惕和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判与反省,表明了他对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理论上绝对化简单化的危害是有所觉察的。同时,对于大跃进运动的集体迷信狂热与排斥异见,他也有所认识。1980 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3]

  然而,他没有述及有关思维定式的问题。事实上,大跃进作为一场轰然壮烈的政治运动已经成为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在理论上或理性上都已经有所反思与剖析。然而,贯穿这场运动的“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却没有自动消失,反而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仍然存留在国人的头脑中,遗留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土壤里,并且时时有所表现和发作。

  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流弊很多,要之有二。

  其一,强化了思想理论及认识上的教条主义。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中教条主义思维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毋庸置疑的是,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达成和强化,使得教条主义进一步加固和世俗化,成为一种遍在的思维特点。简言之,由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的强势主观性,在公式化致思逻辑的固化作用下,实际形成了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化了的控制力,形成了“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机制”。在这一思维定式的控制下,人的意志和思想被僵固成认识公式,结果是导致教条主义思维的极度泛化。在这样的“强制机制”控制下,凡是在理论上被认定是真理者,就必然和永远是真理,不容思考和再认识,更不许质疑和修改。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就这样被僵固化为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

  基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而强化的教条主义不仅表现为“马教条”,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当代西学涌入中土。至少在学术界,为数不少学成归来的“洋博士”们言必称希腊,他们没有什么国学的功底,也不大知晓中国国情,主观上只是将其他发达国家在积累了数百年的文化经济政治土壤上生成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搬到中国来。在他们看来,只要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就一定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容不得怀疑。这实在是一种“洋教条”,再加上他们对中国的无知,以致会出现“门修斯”这样的的学界笑谈。“洋教条”的致思逻辑与大跃进政治思维定式如出一辙。

  其二,社会性的假话空话泛滥成灾。这里内涵着的关键是社会诚信与政府公信力。当今,在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政府公信力问题更是焦点。那么实际状况怎样呢?请看一例:

  2007年8月3日,温家宝总理的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季羡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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