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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

更新时间:2009-04-23 20:58:11
作者: 王建朗  

  国民政府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战略价值,中国与美英之间不再是单方面的援助和受援关系,而是互相支持与配合的同盟互利关系。因此,中国注意在盟国的合作中维护自己的主权。在与英美的交涉中,蒋介石显示出几分未曾有过的自信。1941年12月底,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 )将军会见蒋介石,称其得罗斯福电,将由他本人指挥美国来华空军。蒋立即表示,在中国领土上,任何军队都应归中国统帅部指挥。遭此拒绝后,马格鲁德为缓和气氛,表示此事待其电询华盛顿方面的意图后再作定夺。蒋进而表示,即使华盛顿之意与此相同,他亦不赞成。不久,罗斯福邀请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该战区内的所有盟国军队,皆归统帅指挥。马格鲁德亦就此前之事向蒋介石表示了道歉。⑥「《困勉记》第69卷,第10页,台北"国史馆"藏」

  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一直谋求实现的目标。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几年间所发起的"革命外交",虽有所进展,但其进程被九一八事变所打断,事功未竟。不平等条约是横于中国与其他盟国间的一道鸿沟,它使中国在法理上便低他国一等,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盟国阵线形成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完全主权地位,从而扫清争取大国地位道路上的障碍,便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194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宣言,与交涉之时机,已可开始否?"①「《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1日」

  国民政府有关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考虑,也比我们过去所认为的要早得多,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泛,绝不只是单纯地呼应美国提出的构想,而是有着自己的主动思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就开始关注战后和会及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人们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的情况,那时中国虽作为战胜国参加和会,却失望而归。《大公报》的一篇社评指出,现代国际史上屡次证实的一个教训是,"取得战场胜利易,取得和议胜利难".尤其是第二、三等的胜利国,很容易在和平会议上遭遇失望,上次欧战后的中国与意大利就是例子,"这次我们万不容不有些远虑".社评建议盟国间建立一个战后世界安全机构计划委员会,统筹具体办法;建议中国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战后国际安全设计处",延揽人才,制定中国提案。②「《反侵略同盟与中国》,《大公报》1942年1月5日,第2版」

  人们开始提出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1942年7月4日,内设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际问题讨论会提出了《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该草案初步提出了战时作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国在战后理将发挥特殊作用的想法:"和约成立后,应由中、英、美、苏及其他盟国共同担任和约之执行及战后和平之保障。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③「《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要点》,1943年7月4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71页」

  除了强调中、美、英、苏四大国的特殊地位外,该草案还从另一方面设计了确保中国进入理事会的制度,提出了以人口因素决定理事会成员的设想。该草案提出,"理事会由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及其他七会员国之代表组织之。前项人口最多之八会员国,由大会以出席会员国过半数指定之,其他七会员国由大会以出席会员国过半数选举之。"该草案认为,过去国际联盟组织欠缺,权力过小,不能发挥效用。理事会往往行动迟缓,贻误事机。因此,该草案准备对理事会的活动方式加以改革,"将理事会改为常设,各代表长川驻会,以便随时应付事机。④「《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要点分解》,1943年7月4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75页」

  人口众多是中国最特殊的资源,以人口为重要依据的设想,得到很多人的呼应。有的还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如王云五提出的方案便主张,应按会员国的人口比例确定在国际组织的代表人数。但为防止出现人口过多之国所占代表人数过多,人口过少之国不能派遣代表的情况,王云五的方案提出了适当比例原则,拟规定人口一千万以内者,每国一名;一万万以内者,除一千万照上述办法外,余数每三千万一名;在两万万以内者,除一万万照以上办法外,余数五千万一名,在三万万以内者,除两万万照上述办法外,余数每七千万一名;超过三万万者,余数每万万人一名。这样计算,人口再少的国家都有一名代表出席,人口一亿者可出四名,两亿者可六名,三亿者七名,四亿者八名。讨论问题采取多数决定制,次要问题过半数,重要问题则需四分之三者赞成方为通过。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王云五还提出,新的国际组织可以接纳战败国的新政府参加。⑤「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4号,1943年4月,第6-7页」

  关于新的国际组织的权力,鉴于过去国联的软弱无力状况,各国都出现了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的呼声。在相关国家的讨论中,有主张成立邦联或世界政府者。美国有人提出的方案便主张各国空军国际化,将各国空军隶属于国际组织,供国际警察使用。对此,国内的讨论也颇为热烈,且一般都主张新的国际组织应拥有更大的权力。有人提出,空军国际化仍不够,"当更进一步,使海军之主力亦隶属于国际组织。"因为没有海空军的配合,陆军便不能从事侵略性的进攻。各国应将大部分军机及巨型军舰、潜艇等移交国际组织,并规定以后除国际组织外,不准加造。那么,谁来统率使用国际武力呢?人们提出,"美、英、中、苏四国此次既为正义而战,战后为维持世界和平,于不得已有实施国际警察权之必要时,自必能始终维持正义,故以统率及使用此项国际军用机军舰之责委诸四国国籍之人民,实际上本无可虑".但是,为昭大信及公允起见,对于向守中立的国籍人民应尽可能多予任用。①「王云五:《战后国际和平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4号,第7页」

  朝野各方都参加了这一讨论,总的倾向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权威的新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中、美、英、苏具有特殊地位。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所拟《战后世界和平书》认为,未来国际组织的形式,不外四种:联合会、邦联、联邦、世界国家。世界国家太过理想,难以一蹴而成,鉴于过去联合会的失败,新组织必然介于邦联与联邦之间,即尽量加强联合会,扩大其职权,严密其组织,以便能切实执行制裁。②「见《中央日报》1944年7月7日,第13版」人们认为,四大国应在战后发挥领导作用:"全世界几年血战的结果,毫无疑义的,已经证实了世界上最有力的四个国家为中国,英国,美国,与苏联。

  负担起正义阵线的先锋,为扫荡暴力主义尽了最大使命的这四个国家,在战后,一定也要形成新势力的中心,为建设新世界体系而发挥最大的作用??战后新世界的建立过程中,在世界组织最高机构方面,一定要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领导力量。"③「汪叔棣:《战后世界机构论》,《东方杂志》第39卷第13号,1943年9月,第4页」作为曾经有过被压迫经历的国家,人们当然坚持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一般原则,但同时,又注意强调大国的特殊责任,主张"在未来国际和平机构中大小会员国一律平等原则之下,承认大国特别的权利与责任".④「杜光埙:《论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东方杂志》第39卷第14号,1943年9月,第19页」

  1944年7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呈该室参事周鲠生所拟的《国联约章草案》,草案综合了此前讨论所提出的若干设想,并使之更为合理化,更具可操作性。草案强调:"每一会员国在大会中只有一投票权,其代表人数得视其在国际事务上之重要性定为一人至五人".各会员国的代表名额由大会根据该国的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及其他政治文化因素决定之,"理事会由美、英、苏、中及大会选出之其他五会员国之代表组成之".⑤「《王世杰呈蒋介石新国联约章草案》,1944年7月13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133页」这一方案赋予四大国毋庸置疑的理事国地位。

  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战后国际关系朝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初步展现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⑥「关于中国对筹建联合国的贡献,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近年来比较着力的研究,可参见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同时,在一些对中国国家利益并非十分紧要的问题上,则采取了追随美国的方针。

  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是国民政府在登上国际舞台后便已确定的外交方针。1942年6月,蒋介石在致宋子文电中明确指出:中国对国际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凡美国不参加的事,中国亦不愿单独参加,凡美国参加之事,中国亦必须共同参加。①「《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6月22日,《战时外交》第1册,第156页」

  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讨论时应把握的分寸,顾维钧曾有如下建议:"三大国自以为出大半力量,抗战胜利后不免各图操纵,彼此疑嫉,不但英美间,即英苏与美苏间难免有各自为谋,主张不一之点。我国地位虽列为四强之一,似宜慎重发言,减少提倡为得计??我宜避免提出与任何一国正面冲突之主张,而以居中调和折中,俾可增加我参与此次会议之贡献为上策。"②「《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944年8月6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166页」事实上,在此后讨论争议当事国是否具有投票权(对四大国来说,即对涉及自身的冲突事件是否具有否决权)问题上,在是否建立国际空军、国际警察等问题上,中国均顾及美方立场,修正了自己的政策,改而主张争议当事国不参加投票,也不再坚持建立国际空军和国际警察。

  

  三、地区大国的角色展现

  

  作为一个大国,不只是要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境以外的事务展现其关怀,发挥其影响。这也是抗战后期的外交与以往的显著区别之一。以往的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性的、应付式的。抗战后期,中国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

  国民政府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虽然名列世界四强,参与国际事务,但实际上还是把中国比较明确地定位在亚洲地区大国上。开罗会议前,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所拟的一份会议对策提出,对于专涉欧洲问题,中国是争取发言权,还是不积极过问,殊值考虑。该文件认为,"我如参与一般欧洲问题之讨论,力求多所干预,纵能如愿,亦未必利大于害".因为在对一般欧洲问题讨论时,中国事实上不能不与美国保持一致,这样便会与苏联对立,从而对中国殊多不利。该文件回顾说,1939年国联讨论苏芬战争时,中国曾处于极端困难状况,此一事实永宜注意。但该文件认为,有一类问题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即关于德国投降问题的决定,因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未来日本投降问题的解决。鉴此,参事室提出的对策是:"1.对于一切专涉欧洲之问题,我政府可不要求参加,亦不必表示意见。2.对于德国投降问题,我政府应予注意,务期对德条件不致与我政府所预定之对日条件,有甚大之出入。"③「王世杰:《关于四国会议问题节略》,1943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第47-48页」

  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干预,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其主要举措包括扶助朝鲜独立运动;扶助越南独立运动;远征军出征缅甸;介入英印事务等。有关对朝鲜、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以及中国军队两次入缅作战,学界已有大量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充分展现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大国责任感,本文无需赘述。比较起来,如果说对朝、越、缅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尚有历史因素影响的话,那么,考察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可能对探讨大国意识的发展更有意义,因为印度在历史上与中国并无宗藩关系。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英印双方在战争大局下作出妥协。这一出访本身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参与他国事务的调解。

  蒋介石一行经缅甸飞印。蒋在出行途中的一则日记,显示了他此行怀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大国责任感。蒋在日记中写道:"初次经缅抵印,所经之地,皆为我旧日之国土,披阅缅暹越南史地,不禁憎我失土之耻,又念唐明建国之大东亚民族之盛,不得不自负此重任,以报我列代祖先恢复我民族光荣史也".①「《蒋介石日记》,本周反省录,1942年2月7日」

  在十余天的访问中,蒋介石与印英当局、国民大会党及有关各方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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