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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百年淬厉电光开——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序

更新时间:2009-04-23 16:51:34
作者: 余世存 (进入专栏)  

  

  一

  

  五四运动似乎已经盖棺定论。这个由蔡陈胡鲁们引导、由傅罗段等人发动的朝野博弈的政治运动,经由国共双方以及胡适、罗家伦、毛泽东等一大批现代中国巨人们的评估,已经被定性为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奠基者。即使反对五四运动的论断,也承认五四运动所起的重大作用:五四运动撕裂了文明或说我们民族的文化。

  但五四运动仍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它的当时究竟是什么状态,至今人言言殊。当时参与的各方是否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五四运动时的中国是否如同当下的网络中国,有着混乱的自由?当时人以及当下人是否都善用了这种自由?当时人和当下人是否有着足够的思想资源、道义支撑?不仅如此,关于五四运动的全部言说仍归属两大阵营:赞成,反对。即使“胡适,还是鲁迅?”这样的伪命题滋养当代知识界十年之久,赞成者仍难在复述旧言外有新说辞;而反对者或嗫嚅其言或冷嘲热讽,甚至从“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中将百年中国的罪苦归结到五四运动。

  近百年前的一场运动至今仍给我们情感的波动、认知的分野。这说明我们确实在心智、视野、群己权界、历史观念、先人尊崇等方面仍未走出五四运动的阴影;我们在革命、改良、文化、运动等方面仍未有历史的共识或伦理共识。据说西人生活中有二三十年以上者即为古物、即属历史,即可成为公共财产供全民保护、认知、怀古。我在大众游玩的地方,也确实见过墨索里尼的遗迹,独裁者当年演讲的阳台;我见过对垒牺牲的两军将士的墓园,那样分明又统一地成为今人的历史风景,一种意味深长的厚重之美。但我们的五四,无论赞美或反对者其实都尘封了它,其中的人物至今因阵营归属而未能展现其全部的真实,未能成为人民当下生活的真正背景。

  

  二

  

  康梁孙黄的革命,缺乏西人革命那之前可长达百年的启蒙、理论准备。顾、王、黄等人的担当,曹雪芹、龚自珍们的天才创作,仍只是挽歌而已。徐继畲、魏源等人的思考,也不足以给华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故曾左李摸着石头办洋务,康梁黑猫白猫地借孔改制变法,孙黄自备学说或建国大纲,政道合一,酿成“不彻底的”辛亥革命。

  蔡陈胡鲁们的新文化运动,本是补辛亥革命的思想道义之缺失,在政统崩解重构之际,别立可审判、监督、分权的道统。但运动的领袖们虽然重估一切价值,虽然尊奉德赛二先生,他们并未能像启蒙运动中的西人那样获得人的自觉而沟通人心,也未能像百科全书派那样为华夏或人类的一切领域立言立法。

  这样的历史比较当然对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圣贤有失公允。何况当时的中国确实内忧外患,亡国亡种之说夸张,但在文明的他者眼中,中国实为木乃伊般的国度。以胡适之温和,到抗日战争,才说中国终于从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演变成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同情地理解新文化运动对辛亥革命的背书。它支持了政治革命、全民革命;但它还没有承认阶级革命、暴力革命。它失望于政统的混乱,但它未能夯实并强调道统,它未能如周作人说的努力经营“自己的园地”,反而介入并为政统的变革所裹挟。

  如果没有了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将如何演变?孙文学说肯定不是和谐社会理论,但他有建立道统的用心,袁世凯复辟也是敏感到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欲寻求道统的支撑,因此,南北军阀的割据和兼并不会比五代十国更糟,反而会在思想资源上争胜。显然,中国仍会在世界的带动下进入革命的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们少有从道统的角度梳理革命,多将现成的革命介绍给政统以充任思想争胜的奴仆、苦力。陈独秀、李大钊、罗家伦、张国焘、毛泽东们知行合一,成为小平头知识分子的先驱者,加快了这一革命进程。“不彻底的”辛亥革命被更彻底的革命抛开。革命发生了变异,阶级革命、暴力革命登场,到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革命世纪天翻地覆的序幕。

  

  三

  

  但五四运动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线索清楚的历史现象,相反,它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想过百科全书般的立言立法,如陈独秀说,文化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运动;但新文化运动中,运动居多,创作居少;口号多,作品少;领袖多,群众少。缺乏作品和社会基础的运动只能是复调而众声喧哗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只是明星式人物,运动难以深入,多只是各色人等的秀场。表态,或者自说自话,自我表演。

  如叶曙明先生观察到的,这个秀场如此热闹:“《新青年》、《新潮》、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诸人,固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力;然吴稚晖、张一麐、袁希涛、黎锦熙、马裕藻等致力于国语统一运动的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提倡德先生、赛先生的,搞新村运动的,搞工读互助的,主张安那其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主张实验主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根本解决的,主张一点一滴改良的,要打倒孔家店的,要整理国故的,还有《国民》、《国故》、《学衡》、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纾们,大大小小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所有南腔北调,精彩纷呈的声音,共同构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这个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参与者之间没能形成对话的规则、共识;更不用说,参与者们跟政界、商界形成可能的沟通。英国哲学家罗素当年曾说中国处于“混乱的自由”中,这种混乱的自由不过是历史老人的“一放就乱”,但新文化运动的各界人士却没有意识到这珍贵的历史机会,从而有所回馈历史和命运。他们多大出风头,他们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异口同声地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国将不国。他们中的少数天才直到后来才充任了思想资源的提供者,才“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他们中的少数领袖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伦理底线的重要,才感叹社会革命中有无“人味儿”的重要性。

  因此,五四运动必然上场,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变体或孝子,注定要以弑父的姿态收场。这个弑戮行为,不仅跟知识前辈分道扬镳,而且要跟政权摊牌。火烧赵家楼,“大规模的群众暴动骚乱事件”,不同于王朝时期的民乱,一个当时的记者在“五四”第二天写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四

  

  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青年、学生。如果一个家庭的父权衰败,我们没有理由谴责孩子们的逆反、弑父、出走,我们可以痛心孩子们对父权的复制和可笑的摹仿。如果一个社会除主旋律外没有像样的精神食粮,父辈们没有多少责任感,更没有有效解决问题的制度机制,那么青年人就当然以青春的本能抗争。胡适说:“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鄙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深知其中厉害的毛泽东甚至天然地站在学生一边,他的名言就是:“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而镇压,谬托历史知己者的镇压,不过是“一收就死”,将自己和中国置于一种奴隶奴才般的生存状态。中国革命,百年变乱不断,却难以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在官产学社会各界之间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法兰西革命,历经百年,左右摇摆四五次,才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中国革命,历经百年,左右劫乱不断,仍离现代遥远。

  五四运动撕裂了老大中国的面纱。它提出的问题:中国的家庭之恶、中国的政治参与机制、中国的代际和社会沟通渠道、以及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等中国人的生活模式,等等,至今没有解决(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将婚丧嫁娶等等的简化革命化,至今已经雨打风吹去)。五四运动的撕裂、学生们的举动并没有错,换言之,青年学生不过是到“最后的关头”发出的声音。错的是当时事后的当政者、社会领袖们,如严复、林纾、辜鸿铭、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孙中山、陈炯明等人。中国只有走全民革命的道路,否则,“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还会将人的生存数据化、指标化,将人的生活窒息;中国只有走政治革命的道路,否则,再怎么好的“好地狱也将失去”。

  亚洲第一共和的“国父”认识到了“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他称马克思为社会病理学家的认识也足够深刻,但他没有因此反思革命,反而仍停留在对自己学说的自负上,仍停留在自己的历史使命或影响在于“五百条枪”的暴动上。如果孙文能够介入、参与新文化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他能够关注五四运动,或者这些社会道义资源、这些在野政治家和民间意见领袖们,能够接续当年他和黄兴、宋教仁的事业。孙文和小平头知识分子们不会那么轻易地接受俄国“那根稻草”,中国的革命世纪就不会是俄国的复制品,将会呈现出不同的格局。

  

  五

  

  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蔡元培当年一句“我倦矣”已经不是校长心态、父辈心态,而是书生意气。

  这样的教训在五四时期还可以举出很多。胡适也好、梁启超也好,都有过这种意气用事的时候。当然,乱极乱久思静思治,自己让权,威权从中产生。不彻底的革命带来的乱局,带来的“混乱自由”考验了大家的心智。比起政党政治来,他们更寄望于政府政治;比起议会党来,他们更寄望于革命党;比起革命党来,他们更寄望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者看重问题,胡适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但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者却是不应回避政治的,胡适的问题主义在当时也不切实际。用现在的话说,他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都急切地要求一个“说法儿”,要求碰撞出一种政治权利机制;他没有看到,当时的社会问题如此之多之严重,根子在于政治体制有问题。他后来投身政治,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不仅如此,当时问题主义的双方都没有从文明的转变、社会实际出发,即如何从难得的混乱自由里重建伦理底线、社会共识、政治生态,重建政道关系。一句话,传统士大夫们的清议行为如何转化为现代公民责任,落实为生命权(信仰自由)、说话权(言论、出版自由);孩子们的游行示威如何摆脱“东汉末年太学生、两宋太学生、明末东林和复社、几社的传统”,而能落实为交友权(结社、集会自由)。

  

  六

  

  梁启超、胡适的改良自由主义或实用主义思路,在当时后来都不乏实践。张謇在南通的承包实践,陈炯明在福建、广东的治道实验,卢作孚的北碚建设,以及晏阳初、梁漱溟们的乡村教育运动,都说明中国改良思潮的生命力。这种改良思路,从积极的角度看,它说明移风易俗的可能性和时效性,跟传统文明“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社会治理一样,那些把未来黄金世界允诺给现在的人们的谎言,那些动辄推托要一代人两代人世世代代努力的改革滥调,都在这种改良成果面前不攻自破。

  但是,这种改良主义,却又像中国传说中的“息壤”一样,无能抵御现实中的洪水,更无能应对要求严苛的上帝和命运。无论革命的洪水,还是大环境的专制命运,都会使得这种改良昙花一现。山东的临沂、贵州的石门坎、山西的平遥,都曾一度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但不到百年,都成为贫困落后地区了。即使今天,二十年前的改革明星地区,仍有大量的返贫现象。

  可以说,中国文明的转型乃是一场空前的革命,中国注定跟革命相遇,如果我们的先人、我们的五四圣贤们没能解决革命问题,我们就得接受这种革命遗产。如果“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没能解决革命问题,如果我们的父辈不能解决革命问题,我们就没有告别革命世纪。

  曾经呼吁“回到五四”的舒芜先生晚年反省,从改良者的对立面,一个五四之子、一个革命者的角度说明革命变异的洪水,舒芜痛切地说:“‘理力论’公式虽简,然乃自近百年历史概括而来,实乃至理。此理与力,又非自古以来帝王圣哲之理之力,而是划分人类‘史前时代’与‘真正人类自觉时代’之理之力,以‘科学’与‘阶级’之名,起大信,成大业,前史无可例比。千百万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不可简单地断为‘盲从’。其以力运理之机,至微至隐。当时信众,无不自以为所信者科学,所循者规律,故艰难险阻而不辞,摩顶放踵而不悔。今日事后追论,轻易名之曰‘主流’,曰‘权力意志’,其实当时居主流地位有权力后盾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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