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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和族群差异

更新时间:2009-04-23 16:48:00
作者: 马戎  

  

  摘 要: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近年来在明显拉大,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临界水平。如何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与社会流动机制,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区域差异、行业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族群差异。政府统计资料和学者社会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存在于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距,如果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族群收入差距反映的主要是区域差异和职业,但是事实上也存在只与族群身份直接相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差距,这与我国的民族政策相关联。

  关键词:族群分层;区域差异;职业差异

  

  在近三十年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社会财富得以迅速积累,这一高速增长直接得益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些社会财富的分配已经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机制,新出现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和其他的财富增值手段(如股票投资、房产买卖等)也成为人们得以就业和获取收入的渠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也使我国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出现了新模式,特别是受到较好教育、有能力进入新兴产业的年青一代劳动者在职业选择和增加收入方面具有优势。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非法(如贪污、收取贿赂回扣)、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如双轨制、行业垄断)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强民主监督的过程中逐步克服和解决。

  正如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近年来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拉大,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前的0·16迅速攀升到了0·47(王远鸿,2006),已经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临界水平(0·40),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社会结构中的“断裂”现象。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如何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与社会流动机制,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已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分层状况调查和相关理论探讨方面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显示出社会分层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热点研究领域(李强,1993;陆学义,2002;段若鹏等,2002;李培林,2004;杨继绳,2006)。

  由于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多族群社会,所以种族、族群关系始终是各国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即是“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在西方国家的种族、族群关系研究中,调查和分析本国社会分层结构(行业、职业、收入、消费结构等)中各种族-族群的相对地位及其变迁,是西方社会学家判定族群矛盾程度和预测族群关系发展前景的主要依据。我国现有56个由政府正式认定的“民族”(nationality),其中不少群体都有自己的传统聚居区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自治地方。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中国各地区之间、各族群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现象。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和族群关系时,不仅需要考察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族群分层”以及产生“族群分层”的历史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结合建国以来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变迁来分析造成我国当前“族群分层”的各种原因和当前的现实情况。

  

  一、从三个维度来分析群体收入差距

  

  如果我们从最核心的社会结构指标即收入水平入手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比较重要的群体收入差异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一是区域差异,二是行业-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三是族群差异。

  1·区域收入差异

  体现的是不同地区居民在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通常都与各地区在自然资源条件(经纬度、海拔、土壤、降雨、淡水、植被、矿藏等)、经济区位(邻近海湾、河流、经济区域分布格局中的地理位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交通、通讯、水利、环境保护设施、城市建设等)、产业结构(传统农牧业、制造业、服务业、新兴高端技术产业、旅游业、文化产业、设计业等)各方面差异相关联。不同区域之间差距的形成,通常也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生产力水平(如石油的发现及勘探开采技术)相关。

  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颇有影响的“梯度发展理论”,强调的就是中国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的这几个经济区之间在发展条件、实际水平和发展潜力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建议在投资与发展战略部署上先易后难,优先投资发展沿海,然后逐步推进到中部、最后再发展西部。

  2·行业-职业收入差异

  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最予关注的领域,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应当如何划分以及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中国的社会阶层。区域差异体现的是各地区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竞争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和整体水平,而行业-职业差异体现的则是不同产业(农牧业、制造-建筑业、传统服务业、金融-设计-通讯等新型服务业)、不同职业(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公人员、制造建筑交通业的操作工人、农牧民等)就业人员在就业机会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异。如果排除了个别垄断性行业(如目前中国的金融、电力等行业)的特殊收入机制,在正常市场竞争机制中运行的不同行业-职业就业人员中的收入差异与各行业、职业对于劳动力在教育、技能、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密切相关。例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般有较高学历和工作经验,因而收入较高,而普通操作工人的学历和工资一般较低。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同一产业中,也存在生产力水平、经营方式的差异。如我国的农牧行业中,既有生产力水平较低、以户为单位、自给自足的传统农牧业生产,也存在高度社会化和商业化的现代农牧业企业,二者所需要的社会发展条件和劳动力素质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在现代社会,劳动者在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所获得的收入差异,间接反映的是劳动者所受教育水平方面的差异。

  3·族群收入差异

  族群收入差异一般表现为政府统计资料和学术界社会调查数据所反映的存在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整体收入差距。西方国家通常使用族群整体(如白人、黑人、亚裔等)的就业率、贫困率、平均收入等统计指标来衡量族群收入差异(马戎,2004:234)。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族群社会学的专题研究成果表明,如果研究者采用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多变量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族群在收入上存在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不同区域(大都市、城镇、乡村、边疆)、教育水平(文盲、小学、中学、大学)和所从事职业(农民、牧民、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等)的差距。在一个多族群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在这三个维度的群体收入差异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首先,各地区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不同,必然影响各地区经济的产业结构。发达地区的第二、第三产业通常在经济整体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就造成各地区的劳动力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而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结构(第二、第三产业比例高)就决定了该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较高。其次,如果各族群的聚居区属于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各自不同的地区,各族群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也必然不同,各族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会因为区域收入差距以及行业、职业的收入差异而出现明显差距。例如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沿海汉族人口聚居区,经济发达地区普遍较高的收入水平在客观上使汉族的收入水平整体高于其他少数族群。

  本文关注的重点不是区域收入差异和行业职业收入差距,而是我国的族群收入差距。为了消除三个维度之间相互影响的因素,我们在思考这三个维度的群体差异时,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排除了区域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职业差异的影响之后,客观上是否仍然存在仅仅只与族群身份直接相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差距?根据研究文献和我们多年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大量实际调查,我们感觉到这样的族群差距客观上确实存在。

  人们在谈到西部少数族群民众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和他们的收入水平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地区的发展基础差、经济发展慢,但这可以被归为区域差异这一维度。由于少数族群的学校教育起步晚、发展慢,导致少数族群劳动者主要从事传统农牧业,从而收入较低,这方面的影响可以归为第二个维度即行业-职业维度。在排除了前两个维度后,直接可与族群身份挂钩并影响族群收入的因素可分为两个方面:(1)族群人口的先天素质,(2)族群成员在后天发展中的制度政策影响。先天因素中包括各族群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宗教,也包括体质上的智商和体能因素。现在除了极少数的种族主义分子外,没有人认为某些种族-族群的先天智商或体能比其他种族-族群要低劣。在本文中我们将要集中进行讨论的,就是后天的发展条件以及影响这一发展的政府制度与政策。

  1949年以前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中国社会曾经存在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和压迫少数族群的现象,在感情上恶化了族群关系,在经济上限制了少数族群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也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和推动少数族群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这些措施在促进少数族群发展和实现民族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中国的族群关系呈现出团结发展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已近六十年,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动和社会转型,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世纪里,我们需要系统分析建国以来这些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实施效果,以及这些政策对改变族群分层结构所发挥的作用,分析哪些政策确实有利于改善族群分层,有哪些政策在客观上对族群分层的改善也许存在某些负作用,在现今的社会发展阶段,又有哪些政策是否需要考虑在未来进行某些必要的调整。

  

  二、政府的族群优惠政策与族群分层

  

  自建国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下对各少数族群在许多方面系统地实行民族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少数族群在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方面享有特殊待遇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官员和民众普遍认为人口增长是少数族群“发展”的标志之一,考虑到少数族群人口规模小,政府在许多自治地区对少数族群不实行计划生育或放宽对生育数量的限制。这样的政策使许多聚居区的少数族群人口生育率普遍较高,如果这些地区的耕地面积难以扩大,当地少数族群农民的人均耕地就会随人口迅速增长而明显下降,从而导致人均收入下降。由于我国西部许多少数族群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较低,普遍集中居住在农村,我国农村的耕地资源受到地形、气候和水源等因素限制很难扩大,部分地区由于环境保护的考虑还在推行“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进一步提高了扩大耕地的难度,这也使少数族群农村人口的收入难以提高。

  西藏农村即是一例。国内外学者在西藏农村开展的调查研究结果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根据美国著名藏学家梅尔文·戈尔斯坦等人2000年在西藏4个乡的农户实地调查表明,当地50—54岁和55—59岁这两个年龄组的已婚女性,分别平均生育了6·9个和7·1个孩子,正是这样的高生育率使这些村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在1981—1996年期间减少了19·9%,成为当地农户贫困化最主要的原因(Goldstein,2006:205-206)。

  2·各自治地方的少数族群学生在高考录取中普遍享受优惠待遇

  在新疆、西藏、内蒙古这些少数群体人口规模较大并相对聚居的自治地区,政府为这些族群建立了“民族教育”体系,少数族群学生在学校主要使用本族语言接受教育,汉语水平普遍较低。由于各地经济自身发展和跨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当前各地劳动力市场根据雇员和顾客的语言文字条件,一般倾向于雇佣有一定汉语能力的人员,这使得汉语能力较差的少数族群毕业生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受到影响,这也可间接被视为政府学校教育语言政策的社会后果。近年来,新疆一些大学的少数族群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远远低于同校的汉族毕业生。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从小学到大学都使用本族语言接受教育的这些毕业生,一般不能熟练地掌握汉语和用汉语进行专业交流;二是因为入学门槛低,课程和考试的难度比汉文班要低,所以掌握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一般要低一些。这两条就使得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较低,并且在社会上造成了“少数民族毕业生专业水平差”的印象,这就更不利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与发展。

  在中考和高考录取中,政府对于少数族群学生实施了优惠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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