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祥龙: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

更新时间:2009-04-15 22:42:03
作者: 张祥龙 (进入专栏)  

  而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胡适写道:“独秀先生主张‘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19]

  钱玄同废汉字主张中那种不假思索的崇西蔑华的强烈文化立场,为新文化人士们共享。明白表示者不少,而后来的曲折表达者更多。鲁迅写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20]瞿秋白声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21]

  这些言论难道只是一些过眼烟云般的激进言论吗?非也。对于所谓“宗法封建家族”、“封建礼教”、“中世纪的毛坑”的继起扫荡、摧毁,既在无数文学作品中,又在现实的社会变革和法律规定之中被实现。“孔家店”被查抄多次,现在基本上被当作博物馆或临时展销会馆使用。文字改革也颇有成果,虽然其“拉丁化”、“拼音化”或西方化的目标还未实现,但朝向它的努力确实成了国家行为,导致简体字这一形态,使今天的中国青年难于读懂古书了。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提议都被充分实现了,而只是说,它们导致了重大的社会运动,产生了那么多还在深刻影响我们的后果,却从来没有被事前多方论证和事后认真反思过。新文化人士当时最常举的理由,就是中国的贫弱和西方的富强,其实首先是军事的强大。凭此一条,就可以事先判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低级甚至恶劣,然后就通过这有色眼镜来罗列罪证。他们从来不去考虑深层的理由,比如为什么军事和国力的强大就意味着文明的优等?而且,为何这种强大就一定意味着长久的生存优势呢?毕竟,历史上有过强大帝国不久就灭亡之例,如亚历山大帝国、秦朝、元朝等等。确实有过反对的声音,但都被送上几顶帽子、抓住一根辫子(就像辜鸿铭的辫子)而污损之、蔑视之了。而有些貌似反对的声音,其实已经说不上有什么挑战性了,比如某些新儒家人士,已经在大原则上认同了新文化运动,比如科学与民主的终极真理性,然后寻求此框架内的某种不同而已。

  

  四、压制深层思想自由的现象举例(一)――中医

  

  为了揭示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死角,这里举两个例子:中医和中国教育的现代命运。

  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汪大燮先后为首脑)1912年发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中国的学制系统仿照德国、日本,禁止读中国传统经典,有关医药学教育的部分均没有中医药的规定,造成所谓“漏列中医”的事件,引起中医界的抗争。汪大燮坦言:“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乃日本乡间仍有用中医者。我国欲全废中医,恐一时难达目的,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22]后来又有《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引出的抗争。南京国民党政府(1927年成立)1929年2月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委员余岩提出《废止中医案》,对后来的国策有重要影响。余说中医理论“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中医诊脉“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自纬候之学”;攻击中医“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提倡地天通,阻碍科学化。”将《黄帝内经》视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灵素[指组成《黄帝内经》的《灵枢》与《素问》]之惑人,四千余年于兹矣,……医锢于歧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23]并提出消灭中医的六条措施。

  抗争一方(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1929年3月)则回应道:“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可谓悲壮凄惨。行三千年而卓有成效之民族文化、民族科技,被西洋、东洋欺侮到诉求于准政治的口号(当时也只能如此),其情可悯,其理却未能打动时人。“不久,国府批准了教卫两部的呈文。”[24]

  问题在于,这么重大的举措有没有经过有力度的论证(比如中西医疗效的真实对比)和不同观点的有效对话?从余岩举的理由看,这些都没有。如果已经认定西医的唯一科学性及其“事实”标准(比如充分对象化、解剖化的标准),按照它来谴责中医“不征事实”,岂非已经在深层处取消了争论与考察,而从源头处就给中医定了性吗?中医如果像他讲的,几千年中只在杀人(鲁迅、吴虞的儒家礼教“吃人”说的医学版),何以能维持至今?“凭空结撰,全非事实”者,到底是谁呢?而且,与本文主题更相关的是,为什么引入西医、向西方人学习,就一定意味着要灭掉中医呢?

  余岩的经历与思想特征反映出新文化运动与近代日本的某种内在联系。余岩(字云岫,1879-1954)1914年在日本留学,受日本明治维新后“灭汉兴洋”的近代精神的重大影响,写了《灵素商兑》,全面否定中医的经典与基本理论。1871年起,日本推行全面西方化的医药政策,1895年,终于从体制上否决了汉医,成为世界上消灭传统医药学的一个典型。[25]历史上,日本知识界的主流学习中华文化与中医久矣,但一旦遇到他们心目中的更强者,就毫不留情地置换之,同时也绝不抛弃自家的文化传统,比如神道教。所以日本人的现代化道路可说是“兴洋灭汉保和”。中国人如此盲目跟进,要将自家文化的命脉都铲除,实在不智。兴洋灭汉之余,全无自家的着落,只有全数反水到西洋而后已。实际上,日本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起到了一个造就文化变革激进派的作用。限于篇幅,此处就不讨论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政府允许中医存在。但基本的指导思路也是西方科学中心论的,所以强力要求“中西医结合”,其实质就是“中医[的西方]科学化”。[26]它对中医理论的基本看法是:其中既有必须清除掉的封建迷信、神秘主义的糟粕,也有“朴素的[即还不是‘科学的’]辩证法”。因此,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就是以西医为科学标准来解构和重组中医,抛弃中医的理论中枢和与之相配的一整套传授与实践方法,将其纳入西医学的研究与教学模式中来,当作被审查对象来判决,当作材料来加工。中医药学院或大学的教学,体现的也基本上是这种“中医科学化”的路子。

  如今,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少有能依据传统中医思路临床看病的,往往要先由西医的仪器和方法诊断了病情之后,再依葫芦画瓢地去“配合治疗”。而“中医研究”,也变成了“研究中医”,按西医的思路来决定中医的合理性,比如因此就判定“五运六气”理论不科学,实际上也就是判定阴阳五行理论不科学。研究经络就要找出它们的解剖证据,不然不算真正的科研。所以,现在的中医科研人员不是在按照中医思想做研究,而是在西式的实验室中做细胞和分子层次上的对象化研究,搞中药“有效成分”的提纯,钻研大批量生产中成药的配方。传统中医药治疗的灵魂――时机化、情境化的诊脉开方,正在衰落。简言之,就是“废医存药”,而这“药”也越来越丸药化了。可以说,“漏列中医”、“废止中医”与“中医科学化”都是新文化运动思潮的表达和实现,里面都没有中医的思想自由空间。

  

  五、压制深层思想自由的现象举例(二)――教育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思想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著称。可以说,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在教育界的旗帜,被认为是北大精神的造就者。我完全不否定蔡先生对于北大的贡献,也不否认北大确有中国其他一些高校还没有的某种宽容精神,但是,还有另一面的情况,它甚至更真实。这就是,蔡先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也有一种相当不宽容的思想专制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北大的乃至中国的教育。

  1912年,蔡先生担任南北政府的教育总长,起草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改变了中国的教育体制。蔡先生成就大矣!从文化上讲,蔡先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将两千年的儒家教育,无论就内容还是体制而言,赶出了中国现代教育。我们今天就活在这样一个新文化的教育格局之中。比如,无论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新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1月21日颁布),还是5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办法九条”,10月24日颁布的《大学令》(即上面提到的《壬子癸丑学制》),都明文规定取缔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读经教育。比如《十四条》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27]《大学令》则废除了经学科和通儒院。[28]由于当时全国仅北大一所国立大学,所以这个《大学令》实际上是对北大教育体制和内容的规定。为什么引入西方的教育,就一定要在中国的学校中排儒呢?为什么不能将“读经”作为多元选择之一,而与蔡先生主张的西式美感教育并行不悖呢?蔡先生却不这么想,因为对于他,西式教育是真理,所以读经教育就不可能是真理,甚至只能是谬误。拿它当个老古董甚至是反面的东西研究研究是可以的,但绝不能让它以真学问、活思想的方式存在。他所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他心目中可能成为真理的学问或思想的自由与并存,并不包括异类和他者。

  现在一提北大的教育传统和精神,就归于蔡先生这位“北大之父”。[29]如果就北大的现状而言,这话还算说得过去。但如果讲到北大的全部历史,则不然。北大成立于1898年,是历史上传承中华古文明和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王朝为了应对西方侵略造成的文化危机,在变法维新之际采取的教育变革措施的成果。当时称之为“京师大学堂”,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功能,是古来“太学”、“国子监”的现代直接传承。她的第一任校长(当时叫大学堂管学大臣)是孙家鼐(1898-1900年在任),而在张百熙校长(1902年起任管学大臣)手上,大学堂有了比较成熟的章程,即《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按照它,大学堂内设通儒院(级别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但有儒家的培养通才之导向),而本科分为八科,首科为经学科,专门研习传承儒家经典。[30]到1912年5月3日,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可见北大的起源,既不能只从1912年算起,也不能从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任校长时算起。她的源头和文化使命,更深沉地落在中华文化受难图存的时刻和愿景上。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京师大学堂的体制和教学内容,相比于蔡先生任教育总长、校长后情况,是更有质的多元性的。可以说,那时的学校才更称得上是“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因为她不仅有西方的东西,也有中国自己的。例如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含十一门专业;政法科,下设两门专业;文学科,九门专业;医科,二门专业;格致科(理科),六门专业;农科,四门专业;工科,九门专业;商科,三门专业。[31]很明显,后七科以西方学术为主,但经学科则是儒家思想和学术的传承。[32]如果按这个体制走,那么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会有中西学术比较和思想比较的视野。但蔡先生办高校、主持北大,却一定要去掉八科中唯一的中华学术的活的传承,也就是经学科,抹去通儒院的致学方向,而使大学沦为西方化的university。而且,它还比不上西方大学体制的多样性,因为西方的优秀大学中大多设有神学科或神学院,而经蔡先生改制后的中国大学中却没有了对应者。蔡先生认为改制后,经学科的内容,或者归入了哲学系,或入文学系、历史系,就算有了交待。[33]但他心里是有数的,作为经学科研究的《论语》、《周易》、《诗经》、《春秋》等,是儒家的活学术,而它们归到各系之后,则成为西方学术方法的研究对象,两者有质的不同。所以他一定要取消前者。此举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反兼容并包”和“扼思想自由”之举。蔡先生是在用他那充满了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来替中国学生们思想,在用贫乏化了的体制来顶替一个从质上更丰富的体制。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今天的北大要在树立苏格拉底像、塞万提斯像和蔡元培像的同时,抵制孔子像的建立,因为这塑像――如果被诚敬地建立――不仅会提示北大现行体制的贫乏,还可能唤醒人们对于北大更原本传统的记忆,一个与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传统和京师大学堂息息相通的记忆。北大的深层思想自由还有待争取。

  

  六、新文化运动思想专制之不合理的现实性

  

  一般说来,没有人能够直接控制他人想些什么,也很难禁绝人们说出自己所想的;人所能直接控制的是有形的体制,如果他掌握了相关权力的话。本文所讨论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深层思想自由的缺失,或在这个意义上的思想专制,就主要指体制上的思想控制。通过从体制上排除异类,时间长了,就会大大减少乃至消灭人们说出、甚至思考那些异类的念头(因为你说出异类思想总会让你在体制内不受欢迎,或者受打击,或者丢饭碗,或者失去媒体的善意),最后造成对思想的全面控制,改变社会的结构和文明的走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638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