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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论甘阳——以5.12清华演讲为例

更新时间:2009-04-15 18:21:10
作者: 林国荣  

  皇帝见这么大年纪还没考上,或许赐你一个进士。为什么?因为要给社会的潜在精英永远存一个希望。”

  

  这一制度衰亡或者废除的历史功过不是甘阳所关心的,因此也不是这个评论的主题;但一个事实必须承认,那就是:它的废除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一个处于现代与前现代中间状态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这个阶层历来所自我赋予的反抗的、以及由此而来的丰富的道德和道义色彩,使之再难为自我找回“大臣的眼睛”,原因很简单,教育并不以此为目的,社会也并不支持、也不应当支持这一取向;这就是甘阳所有的困境和激情所在:制度的训练引导他成为知识分子,而他的杰出天赋却逼使他远远地超越这个界限,至于走向哪里,谁都不清楚,这很可能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熊彼特曾创造出一个涵义相当丰富的著名术语来概括诸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等美国乐观主义时代英雄人物及其作为,即“创造性破坏”;熊彼特以此关键术语来构建其宏伟的现代史大厦,此即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非此即彼的绝对不相容性。甘阳则反其道而用之,以此来论证中国当代史的高度连续性:

  

  “严格说来,中国自成一个世界。我想提出一些问题跟大家讨论,中国的许多事不但是西方难以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有些也是我们自己都很难理解的。比方说我一开始讲到,中国25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并不那么容易解释。很多人在强调改革成功的时候,总是隐含着一个对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全面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毛时代才能够解释中国的改革成功,这实际是很肤浅的。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很多争论,有些人又常常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改革,也是不正确的,我觉得是大可不必的。不管中国今天有多少的问题,但是25年来改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上升,这都不是假的,而是晚清以来,中国历代人梦寐以求的。对于拥护毛主席的人来说,应该认识到,毛主席如果看到改革的成就,即使毛主席也不会否定改革的。”

  

  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干?甘阳显然不习惯以一个更善于福利计算的经济学家、或者一个更善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自由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任何学过一点西方政治学的人都应该知道,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取决于它是否有西方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他是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我们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并不是说你文化程度越高越好,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有什么用。”

  

  可能包括作为评论者的我在内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难以习惯这种特立独行的解释,但接受不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情,正如我们决没有理由要求一个纯洁的知识分子刻意沾染上一个大臣的恶习那样,一个诸如培根那样的人,的确命运不佳,而且也不值得提倡,尽管作为一个心胸相对更为开阔的知识分子,我们也确实有义务承认我们只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凭良心做事,此乃学者的职责所在,其情形颇类似于洛克在其《宗教宽容》中所论述的那种原则;但是,同样的原则若运用到治国者身上,倒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公元3世纪之后的罗马帝国不正是因为原则错乱,最终导致全面而普遍衰落这样一个悲剧时代吗?反过来说,偶尔为之的这种“身份的转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确实有可能提供一些与往常不同的、确实有教益和帮助的暗示。

  

  令人颇感可惜的是,甘阳在他的界线上继续犹豫、徘徊,就象卢比孔河畔的恺撒那样。以美国的例子来支撑中国的逻辑显示出十足的荒诞,他似乎不愿意强调美国政党基础的扩大,这一行为的基础乃在于美国庞大的资源和体制所培养起的市民阶级;而这些在中国却是不存在的。在比较美国和法国的税收和行政法之时,托克维尔不是已经再三强调过美国和法国在相同领域中的不可比性了吗?

  

  到了这里,就需要回过头去,去理解甘阳此次演讲的真正问题背景:

  

  “一直到80年代的时候, 当时知识界的最大焦点是所谓‘文化热’,文化热的主题就是又一次的‘中西文化争论’。80年代文化争论的好处在于,它使当时知识分子重新接上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八十年代是个激情、反叛和乡愁的年代,在风起云涌的“文化热”、“讲座热”、“尼采热”之下,掩盖的无非是对“精神家园”失落后的惆怅、以及惆怅之后的再追寻。在《5.19长镜头》的最后,作家刘心武评论说:“事到如今,我们不妨反过来想想,倘若5.19那天球赛结束,看台上的中国观众都心平气和地为‘双方精彩表演’鼓掌,然后极有秩序地、迅速地鱼贯而出,并纷纷微笑着各自回家,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民族该作出怎样地评价呢?”作为当年“文化热”的领袖人物,甘阳本人并不这么看问题;作家、知识分子从文人角度看待事物,甘阳从历史和政治角度判断事物。一种极其宽容、博大而精致的历史情怀涌动在甘阳在形式上显得有些粗糙、甚至狼狈的演讲当中。

  

  “从毛时代和邓时代的连续性着眼,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改革25年来的成就和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而是要作为一个历史连续统来思考。如刚才说的,邓时代的改革是以毛时代为基础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两个时代对立起来。我以为我们需要摆脱那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把改革的25年完全孤立起来,把它与前面的中国历史对立起来,却看不见毛时代与邓时代的连续性。我们今天不但需要重新看改革与毛时代的关系,而且同样需要重新看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关系,不应该把现代中国与中国的历史文明传统对立起来,而是同样要看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连续性。”

  

  在此,甘阳在演讲开篇所淡化处理的第三种传统——“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常常难以准确描述,但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和乡情。”——才真正开始发挥其作用。甘阳的确道出了政治上的常识和真情所在。试问:一个不能容忍并给予修改自身错误的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尤其是当这种错误并非出于教育或者立法方面的决定性失败所致,而只是出于一些特殊的、偶然的原因、甚至是出于一些很难说得清楚的情绪的时候。伟大的罗马人,正如利维所暗示的那样,不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宽容而结束了自己稳定而宽和的黄金时代,并把自己的命运不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交在自己手上,而是任由自己听从脚登圆球、肋生双翅的无常命运之神的摆布,就这么身不由己地从生存之甜蜜、经过伟大,最终又遵从必然之法则而平心静气地步入衰亡的黑暗当中吗?罗马的精英们何尝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呢?试问那个类似后世的杰斐逊式的人物加图,他苦心经营农庄,又所谓何来?再试问那个曾经毁灭迦太基的小西皮奥,他又曾是何等地忧伤呢?但是,命运的力量却是莫之能御,所向披靡。那被残酷追杀的格拉古兄弟不正是在罗马政体当中导入了仇恨和不宽容的要素吗?就是那个加图,不是也要不自主地拼命去攻打西班牙行省,以掠取那贵重却可资罗马人诅咒的黄金吗?此种缺乏历史宽容的场景,正如一位历史学者所同样不容请地刻画的那样,“罗马人的大不幸,正是君主制灭亡得太早,到来得却又太晚”。

  

  这样的刻画不也同样地适用于希腊人吗?试想,以安提戈涅和普罗米修斯为代表的神人英雄们又干出过何等奇特的事情?

  

  问题到了这一步,甘阳可谓说中了一切;但是,甘阳也势必明白,历史的连续性势必为不可避免的罪恶拓展出更大的空间,而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些罪恶在一个新的原则之下只需付更小的代价就可以不用再去承受之时,变革就会发生。这就是所谓的当年的、并在八十年代有可能复兴起来的对“三千年未有之变”的意识。在当年,也正如在当今,一些明晰如甘阳的政治观察者就认识到这个国家的制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但是这些制度并不强大到足以在当年去抵抗一个内在的王朝的罪恶和外在的罪恶,于是开创的工作又得从头再来。开始是按照古老的标准,尽可能在传统与旧例中寻找答案;当发现不那么令人信服时,又寻找新的,寻求普遍而又带有革命性的原则。这些政治方针的组合与改变是我们以前时代的独特注解,也是当今时代的独特注解。

  

  的确,一个政府既可以是专制的,同时又可以是受欢迎的,历史也从来都是如此传授经验,自由并不一定象那些富有狂热道德感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国家人们心目中最高的愿望。这一点,代议制理论的集大成者密尔早有洞察:“人类中的任何一群人,如果还未决定应属于哪一中集体组织,那么人们很难知道他们还必须自由地去做什么?”正是因此,一个再简单明确不过的政治常识得以确立:民族组成自身,要拥有集体意志,统一就是必须的;要独立自主,则肯定集体意志就是先决条件。与君主的废黜、法律的废止相比,统一依然是主权概念最根本的要素。法律废除或者君主废黜方面的武断之举可能会受到人民的幸福或君主的名声所阻,但是,被充分的民主观念激发的民族,是决无可能依然允许它自己的一部分从事国中之国的行为,也不会允许整体被分割成若干仅仅依据自然元素或经济元素构成的国家。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明确法则已经暗示并非1800前后的英国或者1900前后的美国,这两个时代的精神标志乃是那种稳定、从容而且乐观向前的精神;那是胡克、莎士比亚、培根、以及爱默生们的家园;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想必甘阳也不一定会相信无所事事的乡绅或者各种各样的地方多事佬,对国家利益与政治理性的理解会比受过培养的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好到哪去。

  

  人民在前一时代已经彻底接受了绝对权威与无差别平等的观念,以至于人民已经无法与新一时代的新体系协调,其情形颇类似于高卢在恺撒到克洛维之间的五个世纪所经历的变迁。对那个时代的高卢人民来说,封建主义乃是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哪怕这一制度仅仅限制在经济层面,经济新贵们永远都是个外来的种族,高卢普通大众既在残留的罗马司法制度下又在王冠下寻求保护。绝对君主制在民族的协助下发展起来,这并非仅仅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更不可能仅仅作为某个民族的民族特征而将只归结为比如罗马人的性格或者法兰西人的性格,原因很简单,这乃是一项由政治经验塑造的政治特征和政治原则。

  

  甘阳强调:“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当代中国的有些讨论当中,这三个传统似乎常常被置于一种互相排斥的状态,有些人会特别强调其中的一种传统而排斥其他的传统。”对此,甘阳表示不理解。但是,在政治行动的领域,一种极端或过度往往是通过另一种极端或过度而矫正,经验提供的典范乃是通过错误与错误的相互抵消来促进真理,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靠的是行动,而不是静观。为数寥寥的几个人没有单枪匹马达到剧变的力量,而多数人又没有受动于真理之智慧;在多重疾病缠身的地方,不存在包治百病的药方;结果,只有抽象观念或理想状态,才有笼络那些寻求多种疾病的普遍药方和适用于所有状态的回春之药的群氓之共同行动的吸引力;我们自然无法要求甘阳接受那种违反自由精神的自由主义,但是对上述政治状态,甘阳势必明了于心。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错误原则都是最重大的构成要素,不同之处在于,有些错误原则符合人类的好的志向,有的错误原则却是相反。甘阳所谓的三统,如果各自分立的话,则没有一个可以充当建立市民社会的基础,正如药物不能当饭吃一样;但是,这一演讲所强调的关于时局的主旨,在反对对现存事物的随意改变方面,在对错行保持清醒意识方面,作为一种提醒或者威胁,却决不会丧失其永恒价值;这些原则严格来说并非出自甘阳自身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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