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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

更新时间:2009-04-13 02:22:43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自去年春天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穿越60载历史风雨,实现握手以来,国共两党的交流与对话热络起来。国民党,这个对中国大陆地区民众既熟悉又陌生的话语,又回到了人们中间。所谓既熟悉又陌生,是说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了解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往事;但现在的大陆民众,却几乎都不大知道国民党去台后的情状。而要叙述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变迁,就不能不讲到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这个重大历史话题。

  

  一

  

  让我们先交待几则历史背景。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全岛人民曾热烈欢迎自己的“国军”前来接收。可是不久,国民党独裁、腐败的劣迹便引起民众的反感。1947年2月27日傍晚,国民党专卖局缉查员在台北街头查抄私烟摊,一名中年寡妇下跪哀求不要没收她的东西,被蛮横的缉查员打昏在地,旁观的路人很是愤慨,围住施暴者责问,又遭缉查员枪击,当场死亡一人。第二天,数万民众上街示威,要求“惩凶”,后酿成全岛范围的“民变”,国民党当局动用武力血腥镇压,导致一万多人丧生的惨剧,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二二八”事件,它在台湾人民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恨。

  大陆失败的教训,被蒋介石总结为是集权不够。于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变本加厉地实行一党专政。在“反共戡乱”的旗号下,从1949年5月19日起,台湾开始了长达38年的“戒严”,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被“冻结”。老百姓只要有一句话不慎,就可能以“通共”罪逮捕枪毙,“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自由中国》杂志因宣传民主思想被封,发行人雷震入狱,杂志支持者胡适受到批判;作家柏杨、李敖等也皆因文字获罪而判重刑。

  国民党迁台后,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加之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投资,在几十年和平环境里,台湾经济创造了不俗的表现,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经济发展的“一俊”难遮“百丑”,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台湾社会官商勾结贪污丑闻不断,且愈演愈烈。官员们以权谋私,利用工程承包、土地买卖、融资贷款,拿贿赂、得干股、发横财是公开的秘密。国民党历来党国不分,许多国营企业和物业作为“党产”,其巨额利润归党任意支配,更是成为金权结合的典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说:“美国认知到台湾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都声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一立场没有异议,它重申它的利益在于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行以和平方法解决。有鉴于此,它重申其最终目标是把全部美军及军事设施撤离台湾。同时,它将在区域紧张局势减低的情况下,逐步减低其驻台部队及军事设施。”这一事态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可想而知,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陆与台湾走和平统一之路已是大势所趋。

  

  二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又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蒋经国作风务实,常深入民间,头脑也清醒,他上台后推出所谓“政治革新”,大力反腐倡廉,任用新人,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对社会矛盾,采取相对温和的解决办法,并明确提出以“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这样,台湾社会开始步出专制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进入到比较开明的“威权政治”时期。

  蒋经国生活朴素,深恶腐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并派警察到这些地方去检查。他还亲自过问一批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处理,惩办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发委副主任”王正谊、“高雄市长”杨金虎等人的贪污案件,其中王正谊还是蒋家的亲戚,他也毫不留情。然而,国民党的腐败是体制问题,靠“严规”、“严打”难以根治。1985年,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因官商勾结,非法放贷,造成巨额亏空而倒闭的事件爆发,案件牵连到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导致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被迫辞职。舆论认为,这是自当年上海“打老虎”失败后,蒋经国反腐败的又一大失败,败是败在制度上。“十信弊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终于向党内发出了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重话。

  利用黑社会和特务统治,来维持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国民党的老传统。大陆时期,国民党特务暗杀《申报》主编史量才和民主派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曾造成社会大哗,民心大失,加速了蒋氏王朝的败亡。来台后长期任职情治系统的蒋经国不会不知这种黑幕的弊端。但恰恰在他主政期间,又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勾结黑社会暗杀旅美作家江南的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即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家中车库被枪杀,美国警方查明刺客是台湾“竹联帮”头目陈启礼等人,他们是按照台“国防部情报局”的指示所为,进一步查下去又牵涉到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此事成为国际间轰动的大丑闻,给当时与美国已无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和蒋经国本人以极大困扰。蒋经国不得不下令严厉查处,结果“情报局长”汪希苓和陈启礼等凶手被判无期徒刑,蒋孝武则被变相放逐到新加坡而退出政坛。此事也使蒋经国进一步感到,如果不加快“民主化”进程,他推行多年的革新事业及其自身历史形象有毁于一旦的可能。

  当时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亿万民众迅速脱贫致富,社会政治迈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更是给了蒋经国以促进,使他看到了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反思国共争天下半个多世纪,总跳不出兵戎相见,“我吃掉你”或“你吃掉我”的传统路数。现在,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架构正在形成之中,这个架构必然是个民主的政治架构。在这个政治架构之下,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蒋经国语)此时,邓小平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问候的信息已经传到,两岸的敌意在化解,蒋经国告诉身边人,不要再说什么“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了。他对将要执行其政治改革重任的助手李焕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三

  

  蒋经国长期患糖尿病,1985年后其病情恶化很快,眼睛几次手术,看东西已非常困难。腿脚也疼痛难忍,靠吃止疼药才能入眠,不久便因走不了路而卧榻。他自觉来日无多,加紧了欲为之事的步伐。其时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且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全岛早已普及义务教育,中产阶级人群不断增多,公民社会意识蔚然形成;基层行政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的选举扩展到了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次年3月,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党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集团,引来种种反对和阻力。蒋经国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应付。对党内高层,特别是中常委们的不同意见,主要采取认真讨论、凝聚共识、较长时间沟通的办法。为了安抚一些元老,他甚至拖着病体,坐轮椅上门拜访,耐心求教。“立法院”“国民大会”里的年迈委员和代表,多来自大陆,当年国民党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民选,其合法性早就受到质疑,现在对中央民意机构的改革,他们反对最力。蒋经国则指示:好好对待他们,但改革要坚定。蒋经国长期经营军队和情治系统,高级军官及情报首长均为其亲手提拔,这些人中有的对改革虽存疑虑,却不敢公开抗拒,对他仍毕恭毕敬。这样,蒋经国以其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推动改革取得突破,并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解严”后不久,全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审查通过)、200余家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积怨很深,这些新政党和新出版物大都矛头对准当权者,重炮轰击。街头的群众示威活动也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当着蒋经国的面打出“老贼下台”的标语,国民党官员们显得张惶失措,蒋经国却似乎不大在意,对抗议者还面带微笑。他告诫党内干部,国民党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他希望党的领导结构能够更开放、活泼,中常委们应该多发言,多讲话。他还呼吁大众“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聚合全民的意志和智慧为推进全面革新的动力。”这样,台湾社会虽然比“解严”前不平静了许多,政治冲突时有发生,但政党间基本还是维持了和平相处,人们的行为举止总体上也未出法制的大格。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了一个顺应民心的政策举措,那就是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自国民党退守台湾,海峡两岸便断绝往来,成为咫尺天涯,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近40年难以团聚,实为民族的一大悲剧。开放探亲没几天,就有数万台湾居民申请前往大陆旅行。官方起初限定的旅行目的为“探亲”,但这个限制很快便被突破,成千上万的台胞(包括台商)涌向了海峡对岸,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也来到北京,发回了在大陆采访的新闻报道。接着,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陆冒了出来。中华民族之团圆振兴,终于成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洪流!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病故。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后来,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作者附识:本文写作时曾参考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蒋经国传》(〔美〕陶涵著、林添贵译)、《国民党下台内幕》(王建民、刘红等著)等文献,引文均系转引。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这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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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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