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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薪火相传 任重道远──永怀经国先生

更新时间:2009-04-12 00:13:34
作者: 马英九  

  显然他想引诱经国先生说俄语。经国先生不为所动,回头对我说:“你请外宾说英文。”我遵办后,那位外宾才死心,改用英语。

  这6年间,我陪见的外宾有数百位,越做越顺手。两年后增加了一位记录(员),就是空军武官葛光越上校(后来他奉派到法国接幻象2000-5战斗机返国,成为空军幻象战斗机联队的第一任联队长,后来做到空军副总司令退伍),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他来了之后,我的工作负荷减轻不少。经国先生那时候健康情形变差,已极少下乡访视。他刻意减轻我整理纪录的工作,我想是为了要给我其它历练的机会。果然没多久,新的任务就来了。

  民国73年(1984)6月,经国先生请沈昌焕秘书长通知我,接替陈履安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我闻讯惶恐万分,因为当时我还不到34岁,家父也还是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在形式上成了我非直接的部属。当然,经国先生的安排,主要考虑是为刷新国民党百年老店的老迈形象。他用心良苦,我当然要勉力以赴。

  我到中央党部以后,即经常与外国议员、学者及记者互动,说明党的政策或澄清外界误解,举行记者会次数为历来最多,也经常出国参加国际政党活动,建立联系。同时,也透过这些国际政党组织如“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IDU)举办的活动,见到许多外国元首与政要,每次回国都会在中常会报告,让大家知道国民党跟外国友好政党联系的成果。这项工作我做了4年,把友好政党数由40个左右增加到120个,也结交了数十位主要民主国家国会议员或政党领袖。民国77年(1988)7月国民党召开13全大会时,我邀请了66位外国政党领袖来台,这是有史以来外宾最多的一次大会,可惜经国先生看不到了。

  回想起来,当时我担任这项职务,透过外国政党联系,深入了解国际政治实务、国际政党组织与运作、我国外交与侨务工作,与当前国家处境,是经国先生给我磨练的绝佳机会,我非常珍惜,也十分尽力。当年获得的知识、经验与人脉网络,到今天还受用无穷。

  

  伍、经国之治 台湾跃起

  

  民国61年(1972)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后,开启了16年的“经国之治”。民国61年到民国77年,成为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段期间国内外局势异常严峻,考验接踵而来,如中日断交、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断航、中美断交,但经国先生稳健地带领台湾度过每一次危机;经国先生也主导擘划十大建设,带领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每人平均所得从400美元增加到超过6,000美元,缔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十大建设,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这段时间,我或在服兵役,或出国留学,并未亲身参与,故不在此深论。

  民国73年(1984)之后,是经国先生加速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报禁、开放党禁、国会改革等,我都躬逢其盛,参与规划,也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非常重要的几个历史关键时刻。

  

  一、解除戒严 开放组党

  

  有一次,大约在民国74年(1985),经国先生突然找我去问:“‘戒严’英文怎么讲?”我说是“martial law”,意思是“军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我查了5种国际著名的参考书,回报经国先生说“戒严”就是全面军事管制,有的还说,“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严就是没有法律);经国先生听了,困惑地说:“台湾没有军事管制啊!”

  经国先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的推断是:出自戚烈拉(Richard G. Ciccolella)将军的建议。戚烈拉将军是谁?他是二次大战美军英雄,曾在1944年生擒德国西欧战区指挥官伦司德元帅(Field Marshall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stedt),战功显赫。他1967年来台担任美军顾问团第八任团长,是经国先生的好朋友,意大利裔美国人。他的太太曾是经国先生的英文老师,因此他跟经国先生很熟,两人无话不谈,不需要传译。戚烈拉将军退伍后常来台湾,也经常和经国先生通信,都由我中译转达。宣布解严前一年左右,他来了一封手写的四、五页长信,讨论台湾继续戒严的利弊。他认为台湾背了戒严的黑锅,其实对人民自由的限制并没有其它真正戒严的国家那么严重,因此他认为其实可以检讨还要不要继续戒严。经国先生和他私交甚笃,他不会对经国先生讲假话。那时我就觉得,从戚烈拉将军的来信,到经国先生要我去查“戒严”一语的英译,种种迹象显示,经国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严。由于他见戚烈拉时,不需要我翻译,他们谈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我推断他们一定曾谈到这个问题。果不其然,民国75年(1986)3月底国民党12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改革中,就纳入了“国家安全法令问题”的议题,其实这就是“解除戒严”的研究。

  除了戚烈拉将军之外,也有其它的官员以同样的理由──戒严背黑锅,向经国先生建议解严。当时驻美代表钱复先生,就是其中关键的一位。钱代表当年3月底回国以中央委员身分出席三中全会之前,经国先生曾先召见。钱代表即建议经国先生解严,当时经国先生还在考虑。会后4月2日,再度约见钱代表,再听了一遍必须解严的理由,他终于有了不同的看法。当年9月中,经国先生的三公子蒋孝勇先生奉命电告钱代表安排适当场合宣布解严,钱代表立即遵办。

  民国75年(1986)10月7日下午4时,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行人葛兰姆(Katherine Graham)女士及其友刊《新闻周刊》(Newsweek) 的记者,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陪见。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经国先生沉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解严在当时虽已在研究中,并不完全意外,但是解严毕竟是历史性的大事,当天宣布,还是造成极大震撼。而选在这个场合对国际大媒体宣布,让全世界都能知道,时机对象都挑得非常合适。9个月之后,民国76年(1987)7月15日,总统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台湾脱离非常时期,回归宪政常态,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为了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访谈,我在台北市长任内的办公室,以及现在总统办公室外的会客室,都摆放当时见证这段历史的照片。

  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后,各机关忙着制定“国家安全法”。有一天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来问我,“到底将来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几天后经国先生接见完外宾后问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向他报告,新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请示一下。经国先生说:“既然要解严,当然就是越来越宽,不能越来越严,我们绝对不能换汤不换药!”我就赶快告诉张局长,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也印证了经国先生的谈话并非随兴所至。他说过“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那一次我很感动,因为他态度坚定,语气诚恳,一听就知道是真的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二、法统疑义 国会改革

  

  解严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的新陈代谢问题,也就是“国会改革”。对于国会改选,当时若干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并不赞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如果改选,国家就会失去法统。

  民国76年(1987)7月初,李焕先生接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当时他要我负责规划“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方案”的幕僚作业,那时只是规划推动资深中央民代的自愿退职,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其实这个案子中央党部早有承办单位,但是李秘书长仍然坚持要我接下来,我冒着“踩线”的风险遵办,一方面是长官命令,不便违抗;一方面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关心这个议题,义不容辞。

  那年10月,经国先生健康已经大不如前,出席国庆大会都要坐轮椅。11月间,他两度找我去大直的七海寓所,直接到他的卧房跟他谈话。那段时间,我去过七海寓所几次,都是为了外宾访问,在客厅担任传译。这次却不是去作传译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他的卧房,房中摆设家具之素朴,到了简陋的程度,令人惊讶。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躺在床上,他健康的恶化,又让我忧虑,更是第一次他躺着跟我说话,使我意识到事态不寻常。他问我:“中央民意代表的案子规划得怎么样?”我向他报告:大致顺利,但有人提议增设“大陆代表”,以代表我国的大陆地区,引起争议。经国先生当时问我:“英九,去查查看民国38年政府迁台的时候,有没有宣布我们在这里还是代表全中国?”我当场就说:“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但我去查查看。”

  我回去查了总统府公报,当年12月7日中央政府从成都迁到台北,并没有作过任何宣布。一周后,我第二次奉召到七海寓所,还是在他的卧房,他还是躺在床上跟我谈话。我向他报告查询的结果,他说:“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来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我当时听了,真有说不出来的欣慰。因为我本身就反对在未来的国会设置大陆代表,因为既不合理,也行不通。如果能这样做,为何36年前第一届立法委员任满时不做呢?为什么要等36年呢?这是完全说不通的,人民绝对不能接受,所以我当然反对。经国先生的决定,解开了当时的一个死结。许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虽然不满意,也不便大声反对。如果他当时不是如此裁决,必然会造成极大的争议,也必然使外界质疑政府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诚意。

  那天晚上离开七海寓所,抬头看到满天星斗,想到刚才经国先生的决定,内心充满温暖、舒畅与感动。要知道,我虽然只是一个秘书,但是我也在观察经国先生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是不是符合民意,而他确实作出了勇敢而正确的历史性决定。经国先生不是宪法专家,但是他的宪法见解绝对不输专家,让人实在不能不由衷敬佩他的英明与睿智。

  

  三、国大抗争 最后一瞥

  

  民国76年(1987)12月25日,经国先生去世前19天,他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活动。当时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大声鼓噪。经国先生不受影响继续致词,致词完毕,当他坐着轮椅离开时,我看到他回过头对台下的抗争者深深看了一眼。那个眼神所表现的涵义,让我当时非常震撼,也非常不舍,至今难忘。

  19天后,经国先生就过世了。当时我想,国会改革案如果能早一点完成,也许就可以化解这些不必要的抗争。但是这个案子当时拖了整整一年,直到民国76年(1987)7月李焕先生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才交给我加速处理。当时李登辉副总统是小组召集人,当半年前我第一次向李副总统请示时,他就抱怨说:“这一年多项目小组都没有开会喔!”主管部门耽误的后果,也由经国先生概括承受,我的难过与不平,其理在此。经国先生逝世后,李秘书长带着我到处去说明这个方案,尽管有些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炮声隆隆,中常会最后还是通过了改革方案。事后想来,如果方案早两个月出炉,也许可以避免行宪日当天的冲突。回想起来,我至今仍感心中难安。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感人的小插曲。研商国会改革的那一段时间,媒体有一些报导,说我饱受若干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的压力云云。有一天早上我到家对面的兴隆公园去跑步,跑完正要离去,突然有一个小男孩,手上拿着一张纸条送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谢谢你最近推动的改革,我们小老百姓都支持你,加油!”没有署名。我立刻问小男孩,是谁要他送来的?小男孩笑着指向远处一位女士。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就赶去上班了。那一天,心中很笃定,因为我知道,我跟多数的民众站在同一边。

  民国77年(1988)1月1日,政府宣布解除报禁,报纸发行张数及内容不再限制。这项改革社会共识甚高,所以执行争议不大。大家都感觉到民主改革的气氛出来了,但没有想到,13天后经国先生却离开人世。当时举国哀痛,一般人民怀念他推动十大建设,把大家的生活改善了;知识分子则感念他的政治改革,把台湾政治变得更民主了,朝野都对他极为肯定。

  

  四、开放探亲 两岸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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