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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世纪末诗人之死的文化症候分析

更新时间:2009-04-10 11:50:40
作者: 王岳川 (进入专栏)  

  

  思想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接受怀疑。

  就最根本的意义而言,诗人自杀问题促使我们弄清生命存在的价值担当,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转型时期产生内在的撕裂和意义失效?同时,当代诗人写作的意义具有怎样的理论视域和话语动机?90年代诗人自杀问题涉及哪些关键性问题和隐在对象?权力、真理、话语和现象学追问方法,是否有可能成为挖掘那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和生命意义的基本方法?也许,通过这样的追问,我们不仅可以找到切入诗界现象的内在考察角度,还可以发现诗人之死与当代社会氛围彼此之间值得描述的相关性和差异性。当然。我并不相信会抵达终极之类的真理,因而面对诗人之死,我们的追问永远“在路上”。

  

  一 诗人之死的时代语境

  

  米歇尔·福科说:“为了探索这一领域,我们必须放弃最终总会有结论的想法”。我们面对的诗人自杀问题——一个严重的生命意义追问和价值承担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匮乏时代,真诗人在与伪诗人对垒和对真理的艰难追问中,在边缘化处境的虚无冷漠和内在冲突的双重夹击下,以生命的终结发出了没有答案的“天问”。

  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知识界“现代性”精神觉醒和反思历史重写历史的时代,那么,90年代,在商业消费大潮兴起及其与国际主流文化接轨中,整个文化界出现了全面转型,即从现代性走向了后现代性,由西学热转向了国学热,由激进主义退回到保守主义,由思想启蒙走向了务实改良,由拷问灵魂进入了优雅怀旧。使人弄不清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或者兼而有之。

  90年代,无论是重金属摇滚的地动山摇,还是MTV的感伤纤柔;无论是时装时尚的媒体广告热,还是电脑多媒体的风靡南北;无论是愈打愈多的假冒伪劣,还是愈来愈恶化的生态环境,都分明使人感到沉重的不再是“精神”而是“肉体”。精神在稀释中变“轻”,肉体地聚焦中变“热”:股票热、扫黄热、外企热、考托热、养狗热、学车热、购物热、追星热、时装热,甚至有伪诗人热、行为艺术热、“后”学热、白领热……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时,诗思消逝,世界沦为彻底“散文”化了的世界。

  在短短几年的“弹指一挥间”,诗人被“边缘化”,在重金属摇滚余波里,长发披肩的呢喃的流行歌手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而批评家们却忙着写一篇又一篇不关痛痒、不知所云的专栏文章。当滑行在意识话语和精英文化之间的“码字儿”的写家设好了一个个“叙事圈套”等着渴望消费的读者去兜圈子时,当批评家鼓励知识分子向大众文化交出“笔”并“群体自焚”时,那些热闹的“纯客观”写作,“国骂”写作,“欲望”写作,使无真心、无真情、无真思、无真理的写作变得堂而皇之。在创造的生命激情转化为“零度写作”,思想的魅力变成无深度的叨唠平庸,深切的价值诉求置换成“金币写作”的策略时,语言浮肿、思想干瘪、诗意散尽。——也许,海子在90年代的门坎前自杀,正是他以“临终的慧眼”看到世纪末诗歌将在商业消费和技术理性的压榨下根叶飘零,濒临绝灭,而先别而去。

  在生存域和言说域的“末世感”中,文艺的诗思对话功能为所谓商业炒作所取代。在打掉了知识者“精英”的反思之维后,大众传媒具有了“人生指南”和“金钱神话”的再造职能,并在不断制造的“热点”和肥皂剧的“生活阐释”中,将受众引入追求感官快乐的短期行为。当金钱成了生命中唯一的目标时,人们日渐远离对意识话语的反思,而是无所驻心地从作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变为作为“商业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拼命奔波挣钱却不知忙碌挣钱的目的为何的“真累”的生活中盲目“漂流”。

  我不得不问,在数码复制和基因复制的技术主义时代,我们能在何处安身立命?何以安身立命?何处才能安顿我们的肉体和精神?而且,诗人何为并何去?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语境中,理性、心性价值之类的关键词在思想的空场上日渐飘逝,代之而起的是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变或游戏规则的彻底解体:消解、平面、颠覆、边缘……人,曾经依持“理性”“启蒙”而张扬“人道主义”,如今,在“后乌托邦”的场景中,反理性、反启蒙、反人道主义者终于迎来了“理性的终结”和“人的终结”。于是“物道主义”(?)取代了“神道主义”以后又正在取代“人道主义”,如今“生命意义”变成“身体怎样支配”时,“如何做人”在“厚黑学”的“如何赚钱”中,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问题。

  无论如何,离开了思的根基和人之为人的理想,剥离人与精神的根本联系,人将变为非人之“物”,变成时代迷惘气氛中手忙脚乱了无方向的随波逐流者。在生命和世界“意义”被搁置、终极价值全面颓败、人文精神成为不合时尚的对象时,当代人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生活下去,因为精神的降解,人的存在变成无根之浮。

  诗人作为生活的目击者和意义的揭示者一直是人们讴歌的对象,因为诗人可以独特的体验方式,把现实浑浑噩噩的生命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返归本心”的诗一般的生活。然而,在价值错位的90年代,诗在伪诗中日益贬值。伪诗人们开始以轻浅谑浪的文字游戏,去掉了沉甸甸的价值关怀,使伪体验走上了诗的祭坛。那些在语言操作中排列着长语句的“诗人”,每日“制作”的“诗”实质上是给人们的“非诗”——冷漠的叙述方式,随意捏合的语言意象,疲软情感的裸露,本真意识和血性情怀的消逝,游戏与痛苦的转位,这就是世纪末诗界的疲惫“尊容”。

  严格说来,诗是不可以“做”的,纯形式实验构成的“诗”是危险的泥淖。有效的生命深度体验才能锻制成诗歌,使其语词具有金属的光泽和突破思想冻土的可能性。当心之声冷却凝固成某些乖戾的形式时,除了一点“此路不通”的实验失败纪录以外,这种行为本身的意义就很值得怀疑。当“诗”不能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和唤醒,或“诗”逃离了直面苦难并拒绝苦难,而只以大众文化包装过的软语、柔甜的耳畔丝语或无所追求的粗野放纵,去征服漠视深度、玩味平面的读者,则无异是诗之悲。这种缺乏“当代性”的历史本质的无生命之“诗”,是怎样的一种诗的贫血症!

  于是,在物质的消费主义怂恿下,在精神彻底搁浅时,诗人一连串的自杀行为成为90年代集体性逃亡文化风景中最为沉重的个体选择“事件”。对其“解释”尽管因个人学养、境界、动机、背景不同而各各不同,但直面生死界面,返回歧路之初,回到思之根基,回到价值理性,是“失园”后的汉语写作或汉诗写作进入新世界的标记,也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用诗思把握灵魂甦生的最具有民间意义的心灵轨迹。

  

  二 诗人自杀的形态学分析

  

  尽管屈原的自沉和王国维的自沉形成二千年诗人自杀的巨大“天问”,引得人们有“问天”而“天”不在的“思无所归”之叹,或“理想”社会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沉痛,但那必定因时空的某种隔绝而难以使当代人真切地感到灵魂的悸恸。而90年代诗人的自杀,却不能再使人们沉醉在“后”文化的“冷风景”中玩“语言游戏”了。当然,不同诗人的自杀意义决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里存在着根本性的价值形态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我们可以在诗人选择尘世生命终结的瞬间,直观到诗人的无声的大歌。

  (一) 海子——山海关卧轨中的回归原初意象

  在90 年代的帷幕拉开前的瞬间——1989年3月26日,北大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不知这位二十几岁的青年诗人在冰冷的轨道上怎样坦然地目睹钢轮的扑近。在生命最终时刻,他的生命天平测量着什么?他的脑海里预感到了什么?死亡带走了深不可测的思和不可言表的痛。这沉重的死不仅给每一个生者留下了巨大的问号,而且以其鲜明的刻度标明“生命之轻”的不合法。也许,海子的“殉诗之死”是给90年代“轻飘的生”一个巨大的反讽和冷静的寓言。

  在商品逻辑浸渍一切的时代,甚至连诗人之死也有被污染的可能,尽管这污染以“神话”、“光环”的方式出现。有人认为海子死于物质世界对诗神的挤压,有人归于海子个体存在的危机和意义危机,有人强调是“语言的欲望”和重大压力逼死了诗人,有人看到海子死亡的时代悲剧,有人有感于海子与耶稣的“惊人相似”而相信海子是与黑暗“主动在抗争”。以上说法忽略了海子之死的个体选择性和有限生命的担当性,因为他说过:“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这种个体选择为生命承担思想的重量划出了终点。直面“真”必然直面死亡。大哲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在科学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马克思)。当个体达到存在的极限而目睹本真(真相)以后,必定面对死亡。俄狄浦斯作为人认识自己(本体反思)并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原型,在解悟了“人”这一大谜的同时迈出了人的界限,最终成为杀父娶母、刺瞎双眼而流亡科罗诺斯的忧郁老人。难道,人的本体超越性反思真能将人逼到意识的边缘和存在的边缘而使之坠入深渊?难道,敢于同自己的极限挑战,面对真实就必然陷入毁灭吗?海子透过自己奋力写作的“大诗”看到了什么?他是对自己写作的高度厚度阔度感到怀疑?还是生存状态超越了生存的极限?甚或是目睹了诗国前景而扭身而去?猜测,毕竟是猜测。我倒宁愿将海子的死看作目睹本真以后的个体跨越生存界限的选择,在界面的一端是诗国的辉煌——诗言思而思言道——对“大诗”“大道”超越性领悟,在界面的另一端是生命处境的烦扰窘困。

  我想,一个二十四岁的生命,他在临终时想些什么?他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写诗盈箱而又急促地敲响空寂的山海关?为什么就不可以多一些凡夫俗子的快乐和那种“潇洒走一回”的心肠呢?没有人能知道。在走之前,他毁掉了全部信件,他的很多朋友只能在事后回忆他,而这种回忆大多是对诗人自杀的某种误读,所以,人们给海了立了很多光环——语言的花圈,想把他捧成一个灿烂夺目的诗人。我想,海子不愿意加封任何有光环色彩的东西,想孤独地去面对自己的那份真诚和思考,面对天地人神四重根发问,然后孤独地去做自己无法逃避的选择。

  海子的死标明中国纯诗已抵达人类精神的最前沿却又在现实中濒临灭绝。处身于这一怪圈之中,90年代初,一些诗人转向海外汉学界发表诗作,可惜影响甚微;另一些小诗人则转入“地下”,在苦苦挣扎中使诗意的光辉射向被欲望燃烧的大地。

  (二) 戈麦——圆明园的冷然毁诗与静穆地投水

  戈麦于1991年9 月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这位北大诗人在个体生存价值危机中毅然选择了个体生命的毁灭。这种重复发生的“事件”使整个90年代初死寂的文坛再也不可能缄默。诗人并不是死于物质上的匮乏艰难,也不是死于关于“类”的形而上思考,更不是死于心灵过度的敏感和脆弱。相反,诗人死于向思维、精神、体验的极限的冲击中那直面真理后却只能无言的撕裂感和绝望感。他在人类精神的边缘看到了诗“大用”而“无用”的状况,而毁掉了自己大部分诗作,以此使诗思的沉默变为大地的窒息。

  90年代,一些人对“诗人之死”过分赞颂、推崇,甚至发展到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于是诗似乎只能浸透了血才能具有诗意的光辉,诗人似乎也只有通过自杀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表明商业消费逻辑已经伸进诗的肌体:诗人似乎不再重思,而只重社会的轰动效应,人们不再读诗而仅热衷于成为诗人之死的看客。当十几位小诗人在全国各地相继自杀时,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已不再对“诗人自杀”感兴趣,人们不读诗也不在乎诗人的死。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或许可以说,当诗失去思言道之本真时,诗人自杀了,诗也自杀了。

  (三) 诗人学者自杀——深层的人生之苦与精神之累

  诗人、学者、知识分子在当今这个精神稀释的时代似乎犹觉脆弱。因为生命主体在“怀疑一切”时,终于连生命主体自身也给彻底地消解了。于是,诗人或学者自杀的揪心事件,成为解不开的心结:坠楼自杀有老作家徐迟、年轻的文学研究者胡河清、知名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宋祖良等,投环自杀的有文艺批评家吴方等。他们在或彷徨、或悲抑、或疯狂、或心灰、或伤恸的心境中走向生命的尽头。死亡带走了多少难言的秘密。他们的死,与他们的处境、心境、社会状况和当时特殊的氛围紧密相关,但在知识界激起的波澜远远不及海子、戈麦和我即将谈到的顾城。当然,其后还有被杀的作家戴厚英和中年猝死的王小波。

  徐迟自杀的时间为人们所关注,那是1996年12月12日午夜12点,同时是13日凌晨0点,一个黑色星期五。如果说在90年代初是年轻诗人的自杀引起了整个诗坛的震动,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1996年岁末,80多岁高龄的著名诗人、报告文学家徐迟从六楼病房阳台上跳楼自杀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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