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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天下体系》的两条方法论原则

更新时间:2009-04-10 11:17:08
作者: 周濂 (进入专栏)  

  

  关于赵汀阳在中国哲学界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河有一个有趣的评价:“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如果嫌这个词不够顺耳,李河还有一个更为中性的评语:“problem maker”(问题制造者)。从早年的《论可能生活》、《人之常情》,直到最近的《天下体系》以及《第一哲学的理由和困难》,尽管论域从伦理学、政治哲学再到形而上学一转再转,不变的是赵汀阳式的“鲇鱼”效应。这种天生在想法上和说法上的不安分守己,必然招致爱憎分明的两种极端评价:推崇者欣赏他的问题意识以及天马行空的创造性,反对者则对他“过多地关注‘语言的力度’而忽略了‘思想的力度’”1愤恨不已。不过至少有一点推崇者与反对者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读毕赵汀阳的著作后,甚少有人能够一笑置之,他一定会在某些地方刺激到你辩论的神经,让你忍不住要好好和他“理论”一番。

  通常说来, “理论” 理论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外在的批评,一种是内在的批评。鉴于人们总是热衷于谈论彼此(talk about each other),而不是耐下性子彼此谈论(talk to each other),所以外在批评成为当前学术批评的主宰方式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

  《天下体系》同样难逃这样的命运,毫不夸张地说,自问世以来此书就一直处在外在批评的漩涡之中。在各种学术讨论会或者书评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些批评意见: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尚未得到保证、民族-国家的建立仍处于现在进行时之际,如此胸怀宇宙、奢谈“世界制度”是失之于高远的;犬儒主义者则担心“天下”概念可能蕴含“华夏帝国主义”的逻辑后果和野心,不仅违背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韬光养晦策略,而且还会招致国际势力的不安乃至反弹;而在一些信而好古的国学家眼里,《天下体系》过于偏重哲学义理的阐发,疏于文献的考据,在资料整理和概念梳理上不够厚实。我承认上述观点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却仍旧属于外在批评的范畴。关于外在批评,一个最为鲜明的指认特征就是它们总是轻而易举同时也是似是而非的。原因无它,因为外在批评者既缺乏对作者基本思路的同情了解,也没有深入到理论内核进行发问,其结果必然只是停留在批评者一己立场的伸张上,缺少对问题实质推进的诚意及贡献。相反,内在的批评则要求批评者怀抱同情的理解,尽可能按照理论的内在逻辑去推演和检视它的限度与可能。惟其如此,才具有学术批评天然要求的建设性和批判性,因为它在直面理论内部问题的同时尽量保持问与答的开放性,而不是因为立场相左就进行简单的否定或拒斥。

  《天下体系》的副标题是“世界制度哲学导论”,问题缘起于这样一个观察:“我们所谓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真正严重问题并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着所谓的‘无效国家’(failed states),而是一个‘无效世界’(failed world)”。2这个观察精准且深刻。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秩序理论,无论是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策略,康德式的自由主义方案,还是格劳修斯式的国际法传统,都没能让世界成功摆脱“自然状态”或者“无政府状态”。而现实的情况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无所不包的席卷态势,所有地方性的问题都日益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所以尽管世界制度在现实性上仍旧遥远,可它又不折不扣是世界的迫切需要。赵汀阳认为,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不仅无法应对无效世界的尴尬窘境,而且根本就是始作俑者,反观来自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的“天下模式”,却恰好由于它在“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和伦理学优势”,能够成为一个更具生命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具体地说,像“先验一体性观念、他者哲学以及和谐理论”都为解决“无效世界”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资源。(第105-106页)

  这是一本无论在立意或者行文都让人非常有阅读快感的专业著作。赵汀阳一如既往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命题。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介绍并回应之。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本书在理论上的贡献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中国哲学论述风格和内容的突破,二是对传统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挑战。

  关于前者,可以一言以蔽之地称之为“让哲学说中国话”。3如何让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不是供西方人猎奇赏玩的对象而是切实拥有解释权和发言权的“活话语”,是赵汀阳长久以来孜孜以求的一个核心主题。按照赵汀阳的观点,只有当中国的学术概念成为解释的概念而不是被解释的概念,成为思想的根据而不是被思考的材料,中国思想才真正成为有生命力和主导性的话语资源;也只有当哲学开始说“中国话”的时候,哲学才可能被不同地表述,世界才可能被不同地表述。《天下体系》正是在上述思路的指引下展开实质性的哲学操练,试图在“世界制度”问题上激活“天下”、“礼不往教”、“无外”等中国传统概念,对时代问题做出积极的思考和回应。此种运思方式毫无疑问是对传统国学的一大突破,我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天下体系》都是关心中国哲学命运的人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文本,因为它向中国学者展示了何谓“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

  论及此书对政治哲学的贡献,尽管“天下模式”作为一个替换方案为解决“无效世界”提供了一条极富创意的思路,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关注赵汀阳在论证“天下模式”时所依赖的两条方法论原则。事实上赵汀阳本人也相当看重他在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他不但反对那种抢占道德高地、停留在简单枚举层面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而且明确指出中西哲学真正重要的差异是“理解政治制度的方法论上的差异。”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哲学具有优势的话,它只是方法论上的纯粹理论优势,而与道德水平无关。”(第23页)很显然,面对这样一个自信且极富挑衅性的论断,任何人都会不由得继续追问,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论到底出了哪些问题?以及,(赵汀阳眼中的)中国政治哲学方法论的优势又体现在哪里?

  在我看来,贯穿《天下体系》全书并且标示出中国政治哲学方法论之“纯粹理论优势”的两条原则分别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 (methodological holism)以及“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和传递性原则”。所谓“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并不是赵汀阳本人的术语,而是我对他的一个总结,以此对应于西方政治哲学主流中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以部分支配整体”的分析路径。

  至于“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和传递性原则”,按赵汀阳的定义则是:“任意给定一种政治制度,……假如它要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从而经得起理论质疑的话,那么它必须能够在任何政治层次上被普遍化,也就是说能够被普遍的贯彻应用于所有的政治单位,并且,在给定的政治系统中的各个层次之间具有传递性。否则,它就是理论上不完备的。”(第141页)由于这两条方法论原则是全书立论的根据所在,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检讨这两条方法论原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就远比直接探讨本书立论更具有哲学意义,同时也更有助于我们探究“天下体系”的理论可能及其限度。

  让我们先来分析第一条原则,即“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原则。

  按照阿兰•尼尔森(Alan Nelson)的观点,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要去证成国家(justify the state),其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论证策略是这样的:“第一步……从一些道德和个人的原则出发。……第二步表明一个国家如何将会或者如何能够充分地遵循这些个体性道德原则而发展起来。第三步是表明一个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或者将会发展起来的、或者能够发展起来的国家,能如何促进道德上可欲的个体行动。”4

  上述策略可以被概括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要义是所有关于社会国家现象的解释都必须要完全根据个体的事实来加以表达,否则就将遭到否定或拒斥。5尽管普遍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要迟至霍布斯的《利维坦》才得到第一次清晰的表述,并在洛克以降的社会契约论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中得到延续,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这类论证模式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氏的基本工作方式是这样的:首先提出一个有关人性的论点,这个人性观包括对人的基本需求和能力的解释,基于这个人性论的基础,再提出一套人类幸福的主张,也就是阐述在何种条件下,有助于具有这样特点之人类实现其愿望,然后再依据这个论点,确立何种制度最能实现这些促进人类幸福的条件。6

  由此可见,西方主流的政治哲学论证模式尤其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至少包含以下两个基本要素:1,在解释顺序上,坚持把个体作为解释社会和国家的原初起点及最终根据;2,在哲学人类学上,对人性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或判断,比如说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或者社会契约论中对“人天生是自私(自向,自利或者个人主义)”的设定。

  赵汀阳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多有不满,但是这并非他个人的思想专利,事实上早在19世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就已经在西方频繁遭遇各方狙击。比如说在法国,从神权主义传统(the theocrats)、圣西门(Saint-Simon)、孔特(Comte)直至杜尔凯姆(Durkheim),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否定之上;在德国,反对之声同样遍及社会科学诸领域,如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以及哲学,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学派都是其中的佼佼者。7上述反对方案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认为在解释顺序和论证逻辑上整体要优先于部分,国家(社会)要优先于个体,所以被统称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既然“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在西学传统中源远流长,那么赵汀阳式的“整体主义”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与之有所区别?

    如前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其目的都是为了“证成国家”或者“解释社会生活”,换言之,它们的问题域始终限定在民族-国家内部,在理论设计之初就没有将世界问题容纳在视野里,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现有的任何国际理论都是“虚假的存在”,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关心国家事务的国家内政理论”。8而在赵汀阳看来,甚至“国际理论”这样的提法都是错误的,因为只要你还在追问“国际性”(internationality)的问题,你就依然没有超越“际间”(inter-ness)思维模式,也就无法超越国家视界,其最大的政治思考单位就永远只是各种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state/ nation)而不是世界。因此不管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西方意义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一旦把问题领域扩展到世界尺度,就势必出现一个近乎悖谬的现象:它们都必然只能把国与国的关系还原成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换言之,在面对“国际”问题时,(西方传统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就脱落成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者殊途但却同归!赵汀阳由此断言,从概念体系的逻辑上看,西方政治哲学的分析单位系列是不完全的,因为到了‘世界’这个最大的概念,它们“缺乏必须配备的制度文化意义,而只是个自然世界概念,……政治/文化单位到国家而止步,这就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它缺少了一个必要的视界。”(44)

  反之,赵汀阳式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主张把世界作为思考各种问题的最后尺度。借用老子的经典表述就是“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与“以部分支配整体”或者“以国观天下”的眼界相比,赵汀阳认为“以天下观天下”的优越性表现在,它不仅是一个空间性的世界尺度同时也是一个时间性的永恒尺度,只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不可分的先验单位,才有可能看到并定义属于世界的长久利益、价值和责任。此外,这种“世界尺度”也使得“天下”概念有别于 “全球化”理论,因为后者始终试图以一种地方尺度来“冒认”世界尺度,而只有“天下”观念才是一个先验的世界尺度。

  当赵汀阳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理论局限性,并把原初的政治分析单位扩展到“世界”和“天下”时,他就不仅颠倒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解释顺序和论证逻辑,同时也和西方传统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划清了界限。很显然,单从纯理论角度着眼,立足于世界尺度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确拓展了西学的理论视野,为我们思考世界制度提供了一个最大尺度的理论框架和想象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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