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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光莒:系统理性与沟通理性:由哈贝马斯看现代文明与传播

更新时间:2009-04-08 09:40:18
作者: 魏光莒  

  

   【摘要】本文由理论性的分析,想初步了解西方学界对西方现代文明,是否已有某种深刻的自醒。而其文明自醒的内容——包括西哲所重新理解、重新定位的“现代文明”是什么,及文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这种种思考,可否提供我们作借鉴?本文限于篇幅,只谈当代德国学界祭酒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学理思想。本文将思考传播媒体在现代体系中的角色转换与前景。

  

   【关键词】系统理性 生活世界 沟通理性 交互主体性

  

   I.前言:中国与现代文明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国买什么,什么就开始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开始便宜”。中国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完全无法被忽视的“量”。原来,在人类社会里,不论“中国”是强、是弱,她一向就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动辄可以改变世界的走向。譬如,在十九世纪,晚清中国颟顸、疲弱。这使得欧美大陆当时之过度理性化、霸权化的现代文明初阶发展,丝毫未受到任何牵制或约束,也未获得该有的改良与提升。造成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发展,在人类史上掀起了一页最丑陋的全球殖民地时代。

   当步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仍处于兵荒马乱或政治热潮。正因如此,现代文明得以超速发展,竟成了一个科技庞然大物(势力竞争都延伸到外层空间了)。而在现代社会的生活层面,则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化、宰制型的大众消费文明模式。奢华的物欲,成了让大众永远心驰神往的崇高理想。人类的幸福与自我救赎——这些具有深刻内在特质的价值倾向,已被无止无尽的商品更新与营销所取代。

   很快地,现在的我们,站在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在今天,现代文明的方向谬误,已经至为明显。它自身之严重盲点,开始一一揭露。譬如,各数据都显示将有重大危机的全球“生态崩解”。这个结果就是一项“意料之外”,从未被高高在上的“现代理性”思考过或预计过。这让人们禁不住开始质疑,现代文明所擘划的“美丽新世界”,是否真的可信?

   在未来,人类文明是否有机会转型,或只好面对自身的灭绝?或许也会有意料之外:最终的答案,应是取决于中国。但并非依靠中国成为现代文明里的新兴大国,而是要靠她深刻的智慧与文化自醒、要靠她的“自主思维”能力能否兴起,能否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与世界其它区块都不同的道路。

   本文由理论性的分析,想初步了解西方学界对西方现代文明,是否已有某种深刻的自醒。而其文明自醒的内容——包括西哲所重新理解、重新定位的“现代文明”是什么,及此文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这种种思考,可否提供我们作借鉴?本文限于篇幅及能力,只是一次初步素描,只谈当代德国学界祭酒哈贝马斯的思想。本文最后,亦将思考与反省传播媒体的角色与前景。

  

   II.“理性生活”与文明自醒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思想论述,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在一篇重要演讲中,精辟地批判了现代文明在真实生活层面上的运作状况。这篇演讲的标题是《现代性之制式内容》(“The Normative Content of Modernity”),之后被收录在哈氏的主要作品《现代性之哲学论述》一书(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的最后一章。对此篇的分析,将是本节的重点。

   背景:“理性”,在欧陆文化传统里,是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核心。在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作为文化上的主诉求开始萌芽,并逐渐取代了以旧基督教“信仰”与教团生活为核心的欧陆中古文明。“理性”代表着人的自觉、自信与解放,不再依靠上帝来赎罪,开始找到人自己的尊严与优越性。)

   欧陆近世文明,最早源自于一个理性文化运动。原本只是一种宗教艺术上的突破,直到欧陆十八世纪末的启蒙主义(Enlightenment),才在社会生活层面逐渐落实。当时,欧陆思想受到牛顿物理学等“宇宙真理”的激励,一方面继续赋予“理性”一个最高的文化价值,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而崇高的特性;另一方面,认为“理性”也是人类社会由野蛮到进化,由落后到文明的进步标准。因此,欧陆文明思想即以更大的野心规划人类未来的命运,要将这个世界全面“理性化”。其目标,就是要全体人类实现一种“理性生活”(rational forms of life)。

   但是,哈贝马斯却观察到:现代文明,当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已成为一种制式化的内容(the normative content of modernity)。也就是,当它成为社会的常态运行模式时,却反而将人们的生活与思考,禁锢在了某种整体的生产体系之中。所谓“理性生活”的实现,已不再具有早期古典浪漫主义的气氛与理想。

   哈贝马斯认为:在二十世纪的末叶,现代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理性生活,其内容值得思考。“理性生活”,实质上的内容是一种与科技、与金钱权势所形成的互相依存的社会型态。在这种社会生活里面,每日只同样重复着——科技对自然资源的“操控”,以及社会体系“无情地”动员庞大社会劳动力(来服务生产体系)。所谓“理性生活”,实质上就是这样。因此,哈贝马斯称呼这种理性生活,乃一种“欺瞒性的共生关系”。(“rational forms of life entered into a deceptive symbiosis with the technological mastery of nature and the ruthless mobilization of social labor-power.”)[1]

   换句话说,哈氏认为,“理性”原本具有的启蒙精神与人文理想,已然质变。以“理性”为核心诉求的现代文明,在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体系之后(亦即一种制式化的内容之后),只剩空洞华丽的表象。实际上,“理性”的生活实践,竟只是科技对大自然进行任意地操控,以及社会体制以其合法性权力,动员大众投入生产与消费,无止尽地追求经济成长。 哈氏认为,这即是现代文明对人类的变相欺瞒,让人们以为这真的就是“文明”、这真的就是“进步”。他并表示,现代文明的生活实践,已将人类的“幸福”与“解放”,等同于“权力”与“生产”。对于这个情况,就连现代文明自身,都已经感到揣揣不安了。(“This equation of happiness and emancipation with power and production has been a source of irritation for the self-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2]

   另外,哈贝马斯并分析道:现代社会“理性生活”之背后,暗含着一个“系统规约”(systemic constraints)之功能。“系统规约”功能,将“现代生活”整体地规范在、约束在一种运作上的常轨之内。也就是说,它将里面所有的成员与份子,尽量稳定地禁锢在其“体系”(system)之内;包括人们的思想与生活,皆按同一种“根本规则”(ground rule)运作。

   而“现代社会”里的这个“根本规则”(ground rule),是什么?哈氏有着生动而直接的分析。他说,现代社会的规则,说穿了就是“适者生存、败者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现代社会里面的众成员皆如是,站在一个全世界的场域上:不断进行着紧张且现实的生存竞争。哈贝马斯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他说道,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能够在国际上竞争的这种能力,对我们的生存而言,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哈氏说,这种心态与想法,正是“系统规约”的作用:

   这个想法,几乎是现代人在每日生活上最确定的一件事,也是“系统规约”最密集作用的现象:每一位成员,对自身力量的不断扩张与强化,都认为是正当的需求——都认为这是因为别人的力量都在不断的扩张与强化。这心态之理所当然,好像这样的思维并不是一种(荒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主导了所有的力量。[3]

   达尔文主义,原本是生物学家达尔文所发现的“生物进化论”,讲得是地球上各种生物、动植物的生命演进原则。但用它来看崇高人类的社会演进,当然是一种很贬抑的说法。对于有良知、有智慧的高等知识分子而言,这话已透着深深悲哀了。原来,西方人以“理性”为核心,全力发展了六百年的“理性文化”传统(其中含发展了三百年的“现代文明”),最后还是创造出来了一个明确以“生存竞争为根本”的人类社会。这真的是“启蒙”的人类、进步的社会、理性的生活吗?(或是一种有着太空科技及高级武器、超级膨胀的部落主义;或到头而来,又是一出众神讪笑下的人间大戏?)因此,哈贝马斯说了一段话,甚具文化自醒与自忏的意思:

   现代欧洲,为当前的这个世界,创造出来了各种在精神上的前提,以及各种在物质上的基础;才使得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心态”能够取代了真实的“理性”。(而知识分子对此事深感自责)这也是欧陆在学术上,自尼采以来(到晚近的Foucault、Derrida等),对理性的不断批判,此即是其真实内心。[4]

   我们细细体会哈贝马斯的论述,可以感受到:作为欧陆知识分子,其内心一份深沉的彷徨与自责。他们知道,欧陆一向最引以为豪的文化理想,已经幻灭。在深深的失落感之中,他们也被迫要继续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或救赎。但并不意外的是,哈氏最后对欧洲文化传统,仍有甚高的自期自许。故哈氏说:“除了欧洲之外,还有谁能够由自己的文化传承与洞见、勇气及视野之中,撷取其所需,而从这些盲目服从于系统维系与系统扩张、这些塑造我们心态的力量之中,脱离出来。”[5]

   虽然,哈贝马斯对西方社会发出了号召,希望能重拾欧陆传统里的人文视野与生命力。但在某种意义而言,哈贝马斯思想的自身,才是一项重要而清楚的指标。由哈氏对“现代文明”的思索与坦白评论,都说明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直到今日现代社会的理想丧失、人文退化、生态危机等状态,欧陆六百年来的“近世文明”似已步向衰亡。尽管西方文明社会仍有超强实力,但欧陆文化生命力的核心(对“理性”的坚信与热情),已然枯竭。

   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不断提及“现代社会”里传播媒体(media)的功能。但哈氏认为,传媒(media)在现代社会里,无非只是“现代系统”的维系工作(system maintenance)。是故,他直接称“媒体”为steering media(推行媒体);其功能,就是以信息的密集传播,来稳定及巩固现代社会的“制式化内容”。

   换而言之,现代传媒正是“系统规约”功能里的主角。由现代传媒所传播出来的一套文明价值,将“现代生活”整体地规范在、约束在一种社会运作上的常态轨道之内。也就是说,“现代传媒”藉不停地传送清晰而预先设定的社会目标(如生存竞争、经济成长、商品价值、富裕生活等等),藉之不断强化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而将里面所有的成员与团体,稳定地纳入“现代系统”之中而奋斗;因此,包括人们的思考与生活目标,皆能按同一种根本规则来运作。而有关“传媒”的讨论,在本文第五节中再作探讨。

  

   III.“系统理性”脱离了“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系统”之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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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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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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