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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光莒:系统理性与沟通理性:由哈贝马斯看现代文明与传播

更新时间:2009-04-08 09:40:18
作者: 魏光莒  
部分是继承自德国社会学名家韦伯(Max Weber)。尤其是韦伯所论及“现代社会”之建构,乃建构在一种“目的型理性行动”模式(purposive-rational action model)之上,并主要展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以及国家权力体制(the state bureaucracy)两个层面。但哈贝马斯又更进一步,引入了现象学家胡塞尔及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作为分析与论述之重要依据。 终于完成了他自己更精辟而深入论述。

   “生活世界”(Lebenswelt,原指“承载生命的周遭环境”)的哲学旨趣,本文暂不作讨论。在此,我们可用“常民的日常生活场域”这一概念来作思考,即可贴近“生活世界”的涵意。(“生活世界”常用复数“life-worlds”来表达其概念;乃表示:不同的文化与地域,即有不同的“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主要认为,现代社会的“系统理性”,是一种“目的导向”(purposive)、强调“手段/结果之循环”(means-ends circulation)的“功能型理性”(functional reason)。现代社会“系统”的运作,已被明确用在“成功导向”的行动(success-oriented action)上,主要是用在产销体系竞争、私有利润增长、经济发展等目标上;换句话说,制式化、标准化之“现代化过程”,都是为了实质经济目的而服务。

   但是,这样的“系统理性”的发展及运作,与“生活世界”的真实情况,常常是脱节的。哈氏特别阐述:“生活世界”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沟通与理解。哈氏认为,在民众原有的日常生活里,其实存在着一种基层结构,那是长期累积出来的一种“有效语境”(the validity basis of speech)。在这个语境里面,很多事务早已达成了“互相理解”的默契。这也是一种常民的重要日常生活基础。

   尤其,在这个基础上,民众在生活里自然接受及传播着一些能贯通或连结社会空间与历史记忆的“相互理解”领域,如历史建筑、老街坊、民间戏曲、传说故事与常民文化智慧等。这些“朝向互相理解”的内容形式,也就是民众日常生活里的“沟通性基层结构”(communicative infrastructure)。很明显地,这种“生活世界”里的思想讯息形式,与那明确目标导向、汲汲追求成功之“功能型理性”相比,是不一样的“理性”。哈贝马斯称之为“沟通理性”。“沟通理性”在生活中,基本负责一些恒常价值观的默默传递:包括,文化传统的承袭、人与人亲密融合的社会情境、以及社群组织与合作的默契等等。(“The tasks of passing on a cultural traditi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of socialization require adherence to what I call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6]

   关键是,现代社会的“系统理性”与生活世界里的“沟通理性”,这两者的根本差异,正是哈贝马斯所诊断的现代社会之“深层结构性问题”。因为,随着“社会之现代化过程”(societal modernization)的加速进行,随着“系统理性”所建构的现代化生活与都市环境,愈来愈发展。“现代系统”与“生活世界”这种脱节的状况,就开始产生严重的困扰。这是哈氏针对“现代社会”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型。

   这个理论模型最清楚的一次应用,是在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分析之上;即哈氏一篇知名的文章,《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当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欧美社会里,产生了声势日益高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走向,与怀旧复古的设计艺术风格。哈贝马斯面对此一文化现象,有过一次正式的思索与对话,由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见哈氏理论的清楚应用。[7]

   哈氏此文的立场,看似维护现代社会,呼吁能够给“启蒙主义”的文明计划,再一次的机会;好让“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能够真正的出现。但是,再仔细分析,才会发现他对“社会之现代化过程”(societal modernization)的种种问题,却提出了比“后现代”立场更为尖锐的文化批判。由其批判当中,我们清晰看见哈氏学理的精华,即有关“现代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结构关系所造成的深层问题:现代社会的“系统理性”摧毁了“生活世界”。

   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这篇文章中,哈氏认为,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泛指“后现代主义”)的风起云涌,并非源自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变节;而是源自基层对“社会之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深层的不满反应(“It is rooted in deep-seated reactions against the process of societal modernization.”)。哈氏说道:

   因为,社会在“经济成长”需求的压力之下,以及“国家行政权力”必须要作出成绩、达成目标的压力下,社会之现代化(societal modernization)过程必须更彻底、更深入地穿透人们“原本的生存形式”(previous forms of human existence,意即“生活世界”)。但是,让“生活世界”完全臣服于“系统”内之各种迫切需求——我称这种情况是一种扰乱,乃扰乱了日常生活里的“沟通性基层结构”(the communicative infra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8]

   也就是说,哈氏认为,为什么在现代化之过程里,会遭遇抵抗与不满呢?以至于开始有所谓“后现代”风潮?这都是因为,在这些由“沟通行动”所交织而成的日常生活场域里,原本聚集了许多的文化意义、道德规范、信仰习俗等等的“价值之传承与再造”。现在,却忽然遭到某种“制式化”的经济成长需求、“标准化”的行政权力执行等等这些“现代化过程”强力侵入,打断了或铲除了原本深厚的意义脉络。破坏了其生活基础里的“沟通性基层结构”。[9]

   我们由哈氏这个精辟而清晰的理论模型,可以了解:“系统理性”只知追求经济成长的目标,只想要快速发展、要扩张势力。这种单面向的世俗目的,忽略了人们在生活上、生存上、生命中所须依赖的重要元素——在“生活世界”里一些非经济、非政治,却稳定而深刻的元素(如庶民艺术、仪式信仰、人情义理、历史传说、地貌特色、蝴蝶草原等等,种种暗示着生命之绵长、稳定与纵深的沉默文化)。尤其,“系统理性”并不知道,“生活世界”所能接受的现代化发展程度,其实是有限的。因为“生活世界”里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生态是敏感而脆弱的、古老价值之传承是独特而珍贵的。各方面都不容许“无止无尽”的开发与“全面彻底”的更新。

   因此,当现代社会的“系统”快速发展、愈来愈强大时,它开始进一步压制了“生活世界”,甚至开始侵犯并催毁其中的主要脉络。这种状况,哈氏即称之,是一种“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式的压迫(“System colonizes the Life-world”)。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高度发展的现代大都市里,常见的情形:只剩下单面向的金钱物欲价值观,原本丰富的文化意义已丧失。虽然人们密集群聚,却愈来愈疏离与寂寞,内在生命纵深已消失。

   对哈氏而言,“生活世界”的可贵之处,并没有被“系统理性”所了解。“生活世界”虽然看似平常无奇,却充满了文化潜在能量。哈贝马斯说,它是尚未被“主题化”的意义场域与文化视野的一个总背景(unthematic horizons of meanings that comprise the background)。由这总背景里,由一些深厚价值的默默传递,又可以再衍伸出许多个别而深刻的意义轨迹。它是“已经发生、即将发生”形形色色之文化展延的基础与来源。[10]故而,我们可以知道:“生活世界”不仅自成一个独特的空间韵律,也能衍生出丰富而潜藏的意义脉络。它几乎是一块“意义的沃土”——无数感人的故事与传奇事迹,于其中自然地生长、演绎出来。许多可珍惜的“人性价值”在其中不停被创造着、发挥着。简单说,人世间的生存意义之厚度与广度,在其中不断被滋生着。

   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常常只为了一时可见的经济效益,就茫然地把“生活世界”里的潜在的文化脉络及意义场域给快速铲除了。我们可以看见:在充份现代化的社会,依照“系统理性”的某种“内在逻辑”,所有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都要被规划为千篇一律、规格化、标准化的现代都市空间。为得只是要让车辆方便快速通过,以利工业化经济发展。这即是现代社会之“经济/行政体系”(economic-administrative system)的得意杰作之一,就是清除式的现代环境规划。将一切推平再造,让现代社会的空间场域里,完全只剩下一个目的:生产/消费/经济发展。

   然而,一旦“生活世界”所蕴含的文化场域被铲除了,人的意义时空坐标就完全失落了。人们被迫永远活在为生活忙碌、为金钱卖命的目标里。人生的价值,开始虚无化;生命的深度与意义,迅速贫困化。(接下来,是否就出现高度现代化社会之通病:犯罪率、自杀率、吸毒率、精神相关疾病罹患率,都大幅提高?)哈贝马斯称这种情况为:“人们对世界深刻而完整的诠释,不得再存在了”(preventing holistic interpretations from coming into existence)。也就是,人们的“日常意识”被片断化了,被剥夺了能够完整理解事情、整合事物意义的能力(“Everyday consciousness is robbed of its power to synthesize; it becomes fragmented.”)。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今日阻挡了我们的启蒙的,是我们‘被片断了的意识’。一切事务都成了琐碎而具象地存在。唯有这种状况出现,方是生活世界被殖民了。”[11]

  

   IV.“生活世界”与“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生活世界”还有一可贵特性:它存有一种由历史纵深与生活经验广度所构成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哈氏提出这个理论概念,卓有深意。“沟通理性”,是他由学理上区隔了现代“理性”,进而开启的一个新的“理性”发展方向。现在,再藉“交互主体性”学说,更深入地探讨“理性”与其所对应的“主体”(subjectivity,人的自我意识等)的形式。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体”观念之哲学论述。乃是他学术思想之精华。

   具体而言。俱有文化记忆的老宅院、古街屋、充满历史情境的老胡同、空间脉络、地方场域:这种实体情境的构成,维系了真实生活里的人文涵养,保存了今昔人们情感交流的一方天地。重要的是,民众与自己的先人、与古代的诗人雅士、英雄人物,曾共有过同一居住场域、共处过同一生活环境脉络,而产生的那种默契联结,那种隐性潜沉、却又源源不绝的生命力量,就是一种“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实践。而这也是,现代社会快速化生活与标准化街道,所无法提供的实质文化底蕴。

由“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哲学主题,哈贝马斯尝试一举改写西方哲学自十七世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来的主客体(subject/object)绝对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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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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