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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媒体议程与中国社会变迁

——30年来中国媒介推动社会变革的十大事件回顾

更新时间:2009-04-02 10:56:16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和《河殇》一样,《大国崛起》一经播出就引发了极为热烈的讨论。 相隔二十多年的这两次文明论争,显然不是政治议程设置的结果,而是媒体议程的影响所致。包括媒体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界和传媒界在这一思想讨论中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

  

  五、1991“皇甫平”评论:舆论导向与改革观念的交锋

  

  改革开放的进程充满险滩急浪。1989年的政治风波差点使改革中途夭折。改革如何走下去?在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上,媒体再一次充当着一个“谏言者”的角色。1991年,由四篇“皇甫平”评论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搅动了舆论场。

  “皇甫平”本名周瑞金,当时《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正是由于周瑞金的自觉努力,《解放日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阵地,“皇甫平”这个名字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响亮代名词。1990年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等一系列讲话让周瑞金敏锐地意识到了时代发展的动向,作为媒体人的他觉得必须用自己的笔为改革开放鼓与呼。1991年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这组文章的出台,尽管是循着政治气候而作的,但周瑞金及《解放日报》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容忽视。实际上,这一组文章发表前并没有送审。周瑞金回忆道:“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并亲笔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只是对文章发表事先没有送审提出意见。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周瑞金,2008)可见,皇甫平的系列并非政治授意写出来的,而是媒体工作者基于自身的信念及对形势的判断而写的,之后才成为一个政治议题,与政治议题合而为一。从媒体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角度看,《解放日报》“皇甫平”系列文章发表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政治层面的声音发出来之前,已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影响,让各种声音得以表达、交锋,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这对于改革开放的推进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在1992年上海和全国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系列评论以高票无可争议地获得了一等奖。

  2004年8月,“郎旋风”的刮起拉开了改革开放第三次论争的序幕。这场争论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改革开放何处去的大讨论。2006年春节后,“皇甫平”再次以一篇题为《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之后,“改革不可动摇”的观点再一次得到政治高层的肯定,这和媒体的舆论导向显然有着某种重要的关联。

  

  六、1994“焦青天”来了:“中国特色”舆论监督之路的开启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节目的诞生不仅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媒介事件,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社会事件。十几年来,《焦点访谈》以它的四千多期节目,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国家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报道的问题并督促查办,而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更是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新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焦点访谈现象”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媒介奇观。解读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其具有的丰富的政治社会学内涵。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积压,在现有的社会体制内,“下情上达,上情下达”都十分困难,转型社会政治沟通渠道不畅的问题较之以往更为突显。《焦点访谈》栏目的推出无疑起到了这样一个“揭示矛盾,化解民怨”的作用。正如敬一丹在解释《焦点访谈》的定位时所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大量失范行为,腐败现象的发生,各个阶层的群众自然对此拥有一定的知情权和发言权,非常希望找到一个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地方,而《焦点访谈》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的这一愿望。”(梁建增,2002:166)它在中国缺乏制度化的政治沟通渠道的情形下,起到了一个政治沟通的功能。通过这样一个媒介渠道,官民社会得以沟通,一些社会问题得以暴露出来并得以解决,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其所承担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并非一般的电视栏目所能比拟的。

  《焦点访谈》既媒体人追求媒体创新的一种努力,同时也是适应政治发展需要的产物,是媒体人自觉的将“为受众服务”和“为党和政府服务”相统合的结果。在1994年《焦点访谈》创办之初,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曾这样表达这个栏目的定位:“《焦点访谈》要突出舆论监督的特色,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尽管我们是做舆论监督的,但是我们的位置要摆得非常正,我们不能以在野党的位置来看待监督出来的问题,向政府发难;也不能像时下粤派比较流行的‘生猛海鲜’,搞得那么‘生猛’,过把瘾就死。而是要本着一种建设者的思维,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帮助政府来工作,绝不是添乱。”(梁建增,2002:10)《焦点访谈》就是围绕这一节目定位展开运作的,在选题上它遵循着三个原则:“领导重视”、“群众关心”和“普遍存在”,这使它成为联系政府和群众的一个媒体纽带。正是从《焦点访谈》开始,中国电视新闻媒体在政治与社会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才越来越大。《焦点访谈》因此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媒介。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七、2001“南丹矿难”:首例媒体揭露的重大灾难事故

  

  2001年的广西“南丹矿难”是中国社会变迁中一个重大灾难事件,与之前许许多多的灾难事故不同,“南丹矿难”是建国以来首个由媒体独立揭露的矿难事故。没有媒体锲而不舍地探求事实真相,这一黑暗一角将永远无从揭开。从媒体发展的历史看,南丹矿难也成为调查性报道和舆论监督的一个典型范例,媒体的“环境监测”功能再没有比这一次事件表现的更为鲜明。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大厂矿区下拉甲坡矿出现透水事故,造成81名工人死于非命。事发后,南丹县的主要领导与矿老板竟恶意串通,长达半月之久瞒报矿难消息。一周后,广西新闻界开始前往调查,但当地的政府部门一律三缄其口,最早到达矿区暗访的记者甚至遭到武力追杀。7月下旬,互联网上首次以“据传”、“据不愿提供姓名的人士透露”等方式批露了南丹“7.17”事故。一时各路记者云集南丹,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等媒体也纷纷以内参形式将南丹事故向高层领导反映。顶着矿区打手的刀和枪,顶着某些政府部门的冷脸和白眼,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的各路新闻记者发挥各自的优势,终于全力用手中的笔揭开了矿难黑幕布一角。

  “南丹矿难”让我们看到了媒体在揭示社会真相上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彰显,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智慧。新闻“异地监督”开始成为媒体对付“黑幕”的重要武器。南丹矿难发生后,广西媒体受到限制,但通过联合外地媒体,事实真相最终得以批露。《羊城晚报》接到消息后,组织发了一个整版的关于“南丹矿难”前期调查的报道,将南丹发生特大矿难而且瞒报的事实披露出去,引起举国震动。与此同时,人民网记者庞革平等人也以集体笔名“任桂瞻”(意即《人民日报》广西记者站)也开始在人民网上发稿,一鼓作气推出了150 篇报道,和10余篇述评,大大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赵世龙,2004:153)

  “南丹矿难”的真相最终得以昭告天下,几乎完全是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结果。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证实,媒体揭露的南丹特大矿难,是我国第一例首先由新闻记者揭露的重大灾难事故。这次舆论监督的意义还在于它促进了中国国家安全生产法的立法进程。2002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就是一部凝聚着包括南丹矿难深刻教训在内的新法典。“南丹矿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媒体的独立性及其影响力的强大,在重大突发灾难事故中,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第一次显得如此强大。实际上,在这之后的历次重大灾难事故中,我们总能看到媒体的身影,尽管困难重重,媒体揭露事实真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次又一次地将转型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呈现在社会面前。

  

  八、2003“孙志刚之死”: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终结一部恶法

  

  2003年的“孙志刚案”注定要成为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孙志刚案的意义已同公民权利、社会正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始于一篇叫《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深度报道。

  2003年3月17日,就职于广州一服装公司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逛街时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被广州市黄村派出所带回讯问并以“三无人员”的身份被转送到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收容站内被毒打致死。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次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孙志刚案遂成为社会焦点,媒体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最终促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入调查并严厉查处“孙志刚案”,并最终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孙志刚案”遂成为中国法治社会进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媒介事件和社会事件。

  “孙志刚案”无疑是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结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事件中,媒体、法律工作者、公众、政府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终结了一部恶法,也使“孙志刚案”成为我国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的经典案例。媒体的介入和参与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孙志刚案最初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引起世人关注,完全是基于媒体对这一案件新闻价值的判断。没有媒体独立的议程设置,就不会有孙志刚案的深远影响。《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采写者陈峰描述自己的写作动机:“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常去一个名叫‘西祠胡同’的BBS,这个大BBS里,有一个小的讨论区‘桃花坞’,里面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朋友。孙志刚死在广州的消息,最早就是被一位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在这里公布的。她说一个同学的同学,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广州,家人正在四处奔波想弄明白原因。不知道这则消息为什么没有别人追问,但是出于一个记者的习惯,我还是打电话与那位研究生联系。”(陈峰,2005)就这样,陈峰后来做出了那篇影响深远的深度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篇深度报道堪称当代新闻史上的经典。回顾孙志刚案,可以说,如果没有媒体的引导,没有借助于媒体形成的理性的公共讨论,就不会有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但我们也该看到孙志刚案也绝非媒体或社会对于国家的完胜,因为媒体所呼吁的违宪审查机制被回避了,人大常委会的审查程序也似乎不了了之。正如论者所言,在这一事件中,“国家在公众舆论面前是有策略有限度的退让回应,背后依然隐含着其更为强大的一面。公众舆论在展示其巨大力量的同时,也展示了它的力量的限度。”(龙欢,2007)

  

  九、2005“超女旋风”:首次全民参与的电视娱乐

  

  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创下了中国传媒史上的奇迹。900万短信投票,4亿观众的狂热追看,平面、电视、网络媒体“海陆空”式的全面跟进,使超级女声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全民参与的电视娱乐节目,其本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娱乐”二字。

  《超级女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和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其意义首先在于它最大限度的开放了大众的参与,使电视真正成为一个“草根媒介”。“超级女声” 承载了平民阶层的梦想,其的突出特点在于打破了原有的选秀程序,不问出身、年龄,专业资格,人人都有机会。“平民性”、“草根性”与“个人主义”通过这档娱乐节目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超级女声》的意义还在于它解放了女性的身体和我们的审美观念,塑造出了一批全新的娱乐偶像和一种全新的娱乐精神。《超级女声》的出现无疑重新定义了电视媒体的角色与功能。它的“去政治化”、“去道德说教”的娱乐精神既满足了物质丰富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为渴望成功的平民百姓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机会和舞台。它的出现,昭示着“政治挂帅”时代的远去和“娱乐至上”时代的到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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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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