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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用破一生心

更新时间:2009-03-25 12:06:31
作者: 王充闾 (进入专栏)  

  

  一

  

  伴随着“皇帝热”、“辫子热”的蒸腾,曾国藩也被“炒”得不亦乐乎。其缘由未必都是市场的驱动,很可能还出自一种膜拜心理:拜罢英明的“圣主”,再来追慕一番“中兴第一名臣”,也是满合乎逻辑的。只是我总觉得,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地可怜。他的生命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显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琐、畏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禁要问: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说到欲望,曾国藩原也无异于常人。经书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农村,少年时代也是生性活泼,情感丰富的。十多岁出外就读,浪漫不羁,倜傥风流。相传他曾狎妓,妓名春燕,于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殁,他遂集句书联以悼之:“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此日竟随春去了;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一时传为佳构。至于桎梏性灵,压抑情感,则是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其间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过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岁肄业于湘乡书院,改号涤生,六年后中进士,更名国藩。“涤生”,取涤除旧污,以期进德修业之意;“国藩”,为国屏藩,显然是以“国之干城”相期许。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儒家“修、齐、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终极追求。目标既定,剩下来的就是如何践履、如何操作的问题了。他在这条漫漫人生之路上,作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鹄的,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拚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某些硕儒名流,德足为百世师,言可为天下法,却缺乏煌煌之业、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万里侯的勋臣宿将,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后,都只能在徒唤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气。求之于历代名臣,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两个超越”,他竟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熬煎,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

  “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负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巨细无遗的罗网,任凭你有孙悟空那样的冲天本领,也难以挣破网眼,逃逸出去;何况,他自己还要主动地参与结网,刻意去做那“缀网劳蛛”呢!随着读书渐多,理路渐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终极追求,便像定海神针一般把他牢牢地锁定在无形的炼狱里。

  歌德老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恐怕不是一个“遗传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还应从环境和教养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于是,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二

  

  这种无形的炼狱,是由他自己一手铸成的。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却也十分

  简单:要实现“两个超越”,就必须跨越一系列的障碍,面对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也就是他进退维谷,跋前踬后,终生抑塞难舒,身后还要饱遭世人訾议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圣人早就教诲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颠危之虞、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正如他所自述的:“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滨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实,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总体战略出发,采取多种防范措施,一面调兵遣将,把守关津,防止湘军异动;一面蓄意扶植淮军,从内部进行瓦解,限制其势力的膨胀。破城后,清廷立即密令亲信以查阅旗营为名,探察湘军动静。当日咸丰帝曾有“克复金陵者王”的遗命,可是,庆功之日,曾氏兄弟仅分别获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胆战的是,湘军入城伊始,即有许多官员弹劾其纪律废弛,虏获无数,残民以逞。清廷下诏,令其从速呈报历年军费开支账目。打了十几年烂仗,军饷一毫不拨,七拼八凑,勉强维持到今日。现在,征袍上血渍未干,却拉下脸子来查账,实无异于颁下了十二道金牌。闻讯后,曾国藩忧愤填膺,痛心如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现。此时心迹,他已披露在日记中:“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对于清廷的转眼无恩,总有一天会“卸磨杀驴”,湘军众将领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拥立”之念。据说,曾氏至为倚重的中兴名将胡林翼,几年前就曾专函探试:“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看后惶恐骇汗,悄悄地撕个粉碎。湘军集团第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写一联,故意向他请教:“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下联的“似”改为“未”,原封送还。曾的幕僚王门运在一次闲谈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虏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吓得不敢开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点画。曾起立更衣,王偷着看了一眼,乃是一连串的“妄”字。

  其实,曾国藩对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么死心塌地地愚忠,只是,审时度势,不敢贸然孤掷,以免断了那条得天地正气、做今古完人的圣路。于是,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继续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断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军之后,主动奏请将自己一手创办并赖以起家的湘军五万名主力裁撤过半,并劝说其弟国荃奏请朝廷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以避开因功遭忌的锋芒。他说:“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这两项举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却又有些碍口的,见他主动提出,当即予以批准。还赏赐曾国荃六两人参,却无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伤心至极。

  

  三

  

  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

  去世前两年,他曾自撰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上联揭示内心的衷曲,还算写实;下联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荡荡”,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惨惨、戚戚”,庶几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殁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骘,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他都要痛自悔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

  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把得很准,治疗也是对症的,应该承认,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无异于放了一阵空枪,最后,依旧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赏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可是,也就是止于欣赏而已。假如真的照着苏东坡说的做,真的能在一个“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自然,也就再无苦恼之可言了。由于他整天忧惧不已,遂导致长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他打开一看,竟是十二个字:“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尝不懂得黄老之学可疗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标的驱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作万世师表,怎么可能淡泊无为呢?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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